公共領域理論範式的學術獨立性及其政治如下文
伴隨着市民社會理論研究的熱潮的興起，學術界陸續展開了對公共領域問題的探討，並取得了一定的理論成就。但是，由於人們大多是在市民社會的話語系統內而不是自覺地把“公共領域”從中離析出來作為一個獨立的理論範式予以研究，既影響了對它的縱深探討和通約性把握，也遮蔽了它的學術價值，這就導致對它的研究總是停留在不同學科各取所需的簡單應用層面，而缺乏學術通約性的把握和旗幟鮮明的理淪定位。正是基於這種學術背景，本文嘗試把公共領域從市民社會話語中離析出來作為一個獨立的理論範式予以學理建構性的專題探討，試圖形成一個屬於公共領域本身的理論話語系統，並據此探討其政治哲學意義。
一、公共領域理論話語的提出
公共領域的歷史源頭雖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城邦公共生活，但作為一個現代理論話語則是肇始於以洛克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義和以盧梭為代表的近代共和主義的理論分歧。以洛克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義理論強調的是對個人自由和權利的維護，欠缺的是對公共利益、公共美德、政治認同和價值共識的追求。它在憲政實踐上的建制化容易導致政治合法性危機。而以盧梭為代表的近代共和主義理論試圖以建立共識為前提來解決這一問題。它強調對公共利益和公共善的追求，認為公意代表了全體公民的普遍的、最高的公共利益，它既是政治權威的合法性來源，也是社會整合和道德認同的基礎：但盧梭的公意説缺乏對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制度化維護，無法在現實社會中獨立地建制化，因而導致的結果可能是以公意取代私意、以極權取代民主、以道德認同取代利益認同、以“心靈共識”取代“辯論共識”。所以，它並沒有真正解決現代多元社會的公共認同問題。
那麼，應該怎樣解決這一理論分歧呢?
從理論上看，這一問題的核心是公共性問題。學術界對它的理論解決經歷了一個逐漸明確化的過程。可以説，它開始於康德對啟蒙的反思，中間經過阿倫特的發展，再通過哈貝馬斯和羅爾斯而漸趨成熟。
康德對公共性的追問源自他對啟蒙問題的思考。他認為，啟蒙是脱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就個人而言，啟蒙是一種自我反思的主體性原則;就全人類而言，啟蒙是一種通過人類理性而邁向絕對公正秩序的客觀趨勢。因此，“無論是哪種情況，啟蒙都必須以公共性為中介”。因為，人類擺脱不成熟狀態而達至啟蒙的唯一途徑是理性的公共使用，即“一個寫作和出版的問題。康德解釋説，按照我的理解，理性的公共使用就是任何人作為一個學者(celehner)在整個閲讀世界的公眾面前對理性的運用’。這就是‘公共的’這個詞的最真實的意義’”。這是一個與各種閲讀羣體、舞台、信件的出版交流等聯繫在一起的領域。在這個領域裏，人們的言論是公開和自由的。所謂公開就是學者公開説話、公開傳授真理，所謂自由就是自由思想、自由表達、自由批判。在康德看來，“公共的”世界是一個在廣泛的市民階層中形成的具有批判意識的公眾的世界。“各色人等混雜組成的羣體”相互討論、爭辯和批判，享有使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權利，同時也是“理性的公共運用”。這意味着權力不是無限的，公共權力的行使必須遵循先驗公意原則。只有具有廣泛民意基礎的政治權力才是合法的。這是由人類自由地運用理性的天然本性所決定的，也是人類自由地進行意願表達和自由決定自己行動的天賦權利。這樣，與盧梭的公意產生過程只有公民的喝彩而無公眾的公開批判與辯論相比，康德強調的是學者的言論自由和公開批判，通過公共性過程產生的共識是辯論的共識。這就為“公共性”的發展開拓了一個自由辯論與公開批判的新空間。但是，康德的這種建立在人類公開運用理性的天賦權利基礎上的先驗公意，也並沒有真正解決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問題。而通過公共領域理論來解決就有了説服力。
阿倫特是最早明確提出“公共領域”並對之進行思考的哲學家。在阿倫特的視野裏，近代以來的政治哲學所確立的市民社會或國家與社會的二元相分理論範式已經不足以解釋20世紀的政治現象，因此，要想説明和解決20世紀複雜的政治問題就必須建構新的理論範式。為此，她對人類的活動及其相對應的社會領域作了三分，提出一個“勞動—工作—行動”以及與之相對應的“私人領域一社會領域一公共領域”的三分理論框架，以取代以國家與社會二分為基礎的市民社會理論範式，並據此建立起來了公共領域的理論話語系統。她認為，勞動(私人領域)是人消耗體力、與自然打交道的過程;工作(社會領域)是人利用工具製造耐用品的活動，是一個由目的或手段所決定的無意義世界;唯獨行動則是人們既不受必然性的約束也不受功利考慮的制約而進行直接交往的真正自律的人類活動。這種作為行動的活動的範圍，就是公共領域。其特徵在於：它是一個排除了任何僅僅維持生命或服務於謀生目的，而以公開自由的身份從事政治活動的空間。在公共領域裏，獨立個體就公共事務發表意見，然後彙總選出代表，進入更高一級的協商討論中去，最終達成多元共識，形成公共意志，並以此為基礎決定一般的公共規則和特殊的公共決策。這樣，在公開的、“持續”的“行動”中社會的多元共識得以形成並隨之持續發展，從而為權力的合法性提供“持續性’’的政治熱情和共識基礎，這就為解決西方社會憲政危機確立了一條新路。
康德對“公共性”的追尋和阿倫特對“公共領域”的共和主義解讀，為哈貝馬斯在更寬闊的理論視野上建構公共領域的話語系統提供了厚實的理論平台。事實上，以康德的啟蒙理性(自由觀)和阿倫特的共和主義(政治自由觀)為理論基礎建立的“公共性”理念，不僅成了哈貝馬斯公共領域概念的核心理念並使之徹底概念化和理論化，而且還成了貫穿哈貝馬斯思想發展的一條潛在主線。從早期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對公共領域理論的系統論述，到中期的“語言學”轉向對“交互主體性”的討論，再到晚期的程序主義民主對當代全球政治的關懷，無不體現了哈貝馬斯對康德“理性的公共運用”和阿倫特積極的“公開政治行動”的遵從和發展。並且，在公共領域功能的拓展、公共領域概念的確定以及公共領域理論的建構上，哈貝馬斯都超越了前兩人。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説，正是有了哈貝馬斯才有了公共領域的理論話語。儘管哈貝馬斯在出版了《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完成了對公共領域理論的創造性研究之後，因“另有理論關懷”而沒有繼續就這一理論本身進行深入研究，但公共領域問題始終像一個影子一樣或明或暗地不離他的左右。無怪乎哈貝馬斯會在1989年為《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第一個英譯本問世而舉行的“哈貝馬斯與公共領域”主題研討會上，首次公開聲明該書是他思想體系的“入口”，舍此別無其他進路。所以説在哈貝馬斯這裏，“公共領域”已經從市民社會的話語中獨立了出來並發展為一種新的理論範式。這表明，“公共領域”已經發展成為一種獨立的話語系統獲得了自己的理論域，如果繼續把它放在市民社會的概念下勢必會遮蔽它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二、公共領域理論的學術特徵
“公共領域”本身具有獨立於“市民社會”或“政治國家”的理論規定性，它有着自己相對獨立的思想品質和理論內容。從學術特徵來看，公共領域“是在國家和社會間的張力場中發展起來的”，是隨着國家與社會的相互滲透而發展起來的中介場域，它本身就是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一個張力場，佔據着一個不同於“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理論空間。
首先，“公共領域”是一個具有獨特內涵和外延的社會科學範疇，它具有自己獨立的理論規定性。所謂公共領域，“指的就是在市場經濟和現代民主政治條件下，依託市民社會又獨立於政治國家、介於公共權力和市民社會之間並聯結溝通二者的社會中間地帶;是由享有獨立人格和自由平等權利的私人組成並向所有社會公眾自由開放，通過對話商談、公眾輿論、社會壓力的形式對公共權力和其它社會勢力進行監約，並能夠推進國家與社會實現互動的民間自治領域;它是以參與者、溝通媒介和(達成)社會共識為內在結構，以能夠形成公共倫理和公共理性的公共場所、公共傳媒、社團組織和社會運動等公共空間為外在形式的社會交往和文化批判領域”。這表明，公共領域概念的提出藴涵了一種價值追求，而這種價值追求是由一組理念提供的，而這些理念的形成和存在則又是依託一定的現實形式作為載體的。也就是説，由公共場所、公共傳媒、社團組織和社會運動等公共空間所構成的社會交往和文化批判領域是公共領域觀念描述的現實對象，也是藴涵公共領域理念及其價值性意藴的現實寓所;這是一個向所有公民自由開放、由交往和對話組成並介於市民社會(私人領域)與公共權力領域之間的社會性存在。而理念層面的公共領域則被用來指稱這些感性現象的抽象性本質，是一個藴涵和表徵公共倫理、公共理性的精神系統。它是對以實體形式存在的公共領域的一種理論描述。它與公共領域的實體性形態相契合構成了一個內涵和外延統一的完整概念並孕育了公共領域概念的價值性意藴。可以説，公共領域概念代表着一種以公共利益為內容、以公眾自由平等參與為形式、以理性商談和理性批判為目的的社會交往空間。它是一個具有實體性、分析性和價值性存在的複合性範疇，它佔據的是一個在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的理論空間。
上文是公共領域理論範式的學術獨立性及其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