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風村村會計王萬軍騎着小摩托車，馱着客人在村裏轉悠。一路行駛，一路跟村裏人點頭、寒暄。
“這是北京來的記者。”王萬軍總是樂此不疲地把後座的客人介紹給鄉里鄉親。
“咱們在網上開店的事情，外面都知道了？”扯着孩子的大嬸對生人的來意也猜出了八分。
這不是王會計第一次向客人們展示自己的村莊。一年多來，他們接待了一撥又一撥的來訪者，有來搞調研的，有來採訪的，也有以宣傳的名義來訛錢的，原因都是這個1180户的村莊裏，有400多户經營淘寶網店，人均年收入從XX年以前的5700多元提高到了現在的7500多元。
村書記王敏説，社科院來調研了，還在縣委作報告，要加大傳播，準備把我們村打造成“網絡時代的‘小崗村’”。
“城裏人”的祕密
江蘇省徐州市睢寧縣沙集鎮東風村是徐州市的東大門，與宿遷市只一河之隔。村名是文化大革命時取的，取意“東風壓倒西風”。
80年代，東風村家家生產粉條、户户養豬，生產粉條的下腳料一點不浪費地用來餵養那些賺錢的牲畜。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讓生豬價格從6塊多一路掉到 1塊多，而東風村看到宿遷那邊很多人回收塑料發家致富，於是效仿起來，走上“棄豬從塑”之路。一時間，來自全國各地的“破爛”匯聚到這個蘇北小村莊裏。不料，XX年，金融危機又來了一遭，塑料價格從4塊多跌到了2塊多一斤，塑料廠也開始賠錢。
在這個決定生計的時刻，越來越多的人想到了孫寒家做的買賣。XX年春節一過，紛紛開始棄暗投明——東風村的網店“爆發”了。
在發小王樸看來，孫寒算是個城裏人。
“他在睢寧長大，在睢寧上學，在睢寧工作。”原先住孫寒家對門的王樸説：“如果沒有孫寒，如果孫寒沒有在縣裏的移動公司上過班，就沒有今天這個樣子。”
孫寒生於1982年，雖然居住在東風村，可家裏是非農業户口，沒有土地可種，為了生存，孫寒的媽媽在街上擺攤賣布。在一些報道中，母親的沿街擺攤也成為孫寒家“有商業氛圍”的證據。小時候，孫寒沒幹過農活，只記得有一次割麥子割到了腳，就此跟土地説了“拜拜”。
大學在南京林業大學唸的旅遊管理專業，對孫寒畢業後的生存方式沒有產生任何貢獻，遠不及其畢業前的打工經歷給他的教益。
畢業前，身材高挑、面容白淨的孫寒“整天做夢”：“想過去做模特，去酒吧做服務生，還做過羣眾演員。”眼裏看的，心裏想的，都是大城市的風光。
現在的孫寒，已經記不起在哪部戲裏當過羣眾演員了，就“跟着一羣人(混)……搞不清(都做了什麼)……”他唯一記得的就是，幾天的演員生涯給他帶來了50塊錢/天的收入。
在南京，孫寒當過保安；在上海，有親戚做生意，他就去幫忙搬運酒罈，一個月300塊錢。
“城市夢”給孫寒的教益是——不能留在大城市，“做的是那種職業，怎麼可能考慮留在那邊呢？”
回到睢寧縣城當上了移動公司的客服經理，一個月3000塊錢的工資，孫寒在村裏很是體面；但因為腦袋過於靈光，倒賣公司做促銷活動的手機賺差價，不得不在壓力下被迫辭職。縣城裏剛剛起步的小白領，瞬間又被打回了農村。
幸好，縣移動公司的工作給孫寒留下了一個發財的門路。一次他拿30張充值卡在網上賣，一晚售罄。失業後的他覺得，網上賣東西的事情，可以幹。
回家、失業、整天擺弄電腦的孫寒成了父母的心病：一天沒有進賬還要花電費。在老一輩人看來，這台全村第一台能上網的電腦(為了裝寬帶，孫寒天天去鎮上的電信局軟磨硬泡，請相關人員吃飯，經過一週的不懈努力，電信局終於答應給他安裝)是兒子一天瞎扯淡、敗家的鐵證。
後來，父母強行安排他到鎮上窗簾廠上班，一個月800塊錢。在窗簾廠，孫寒認識了當時全鎮唯一的快遞員——每天騎着摩托車，揹着大編織袋，從睢寧送貨到宿遷，途經沙集。於是，孫寒就在他路經的時候，付一些提成，求他幫忙帶貨到宿遷，通過那裏再發向全國；而配合這艱苦的運輸條件，孫寒其時經營的都還是些便於運輸的小禮品小物件，利潤很薄。
在上海時，孫寒逛過著名家居商場宜家，很喜歡那種風格，拍了些照片回來。後來他想，仿照宜家做些傢俱，應該會好賣吧？於是拿着XX塊錢，滿村滿鎮滿縣地找木匠，找了二三十家，連做骨灰盒的都找過了，沒人能做。最終，鎮上有個傢俱廠願意想辦法，找了些竅門彌補工具上的欠缺，山寨宜家產品就此誕生。
看着孫寒成天在家裏發幾十單的貨，卻從不見人上門付錢，也沒個店鋪門面的，村裏人議論紛紛：老孫家那孩子是不是在搞傳銷啊？
孫寒的店成了村裏的一個“祕密”，只有另外兩個好朋友陳雷和夏凱知道。直到孫寒經營傢俱三個月後，住在對門的王樸找上門來。
裂變的網店
王樸跟孫寒同齡，20歲結婚後就跟村裏大多數人一樣，幹塑料回收再加工的買賣，他説，幹塑料每天賺三五百塊錢就不錯了，而開網店賣傢俱則能賺一千多塊錢。
“每天交流的人就是幹塑料的。”那時王樸的頭腦裏，似乎天下只有塑料這麼一樁生意。
對門的孫寒就很不一樣，天天發貨，從一開始的幾件到幾十件。自從開始做傢俱生意，全鎮唯一的快遞員的小摩托車也承載不了大件了，孫寒只能自己騎着摩托車，把貨橫在車頭處抱着，“基本上路都佔滿了”，一路騎到宿遷，腿都“壓麻了”。
這讓王樸很好奇，就問孫寒這生意是怎麼個做法，錢是怎麼弄到自己賬户上的。聽着孫寒講，王樸覺得這事簡單啊，比干塑料輕快多了，整天就發發貨。於是央着孫寒幫他註冊了店鋪。
“他那時打字都不會打，一個手指盤旋半天才落下。”孫寒描述王樸網店起步時的樣子。
“第一個生意來的時候，基本都是在跟孫寒通電話，(讓他告訴我)哪一步哪一步做什麼。”王樸不諱言對孫寒的亦步亦趨。至此，他終於弄明白了，幾年前電視上説的“不出門就能買到東西”這個謎題的答案。
從礙於親鄰面子而不得不為自己培養競爭對手開始，孫家本來想藏着的致富祕訣開始在村裏流傳，上門打聽致富經的人越來越多。
村裏的周老頭(他叮囑説不要寫出真名，“就寫感謝黨的政策好，旁的不要講”，“領導好呢，大家都跟着富起來了”)，快70歲的人了，也聽説了這個“祕密”：“跟説瞎話似的，都能賣出去貨，做得可紅火。”
“以前人不敢做是覺得在電腦上做應該很難，需要一定水平一定知識才能做，後來看他(王樸)能做，他估計就是國小文化吧，他要是可以其他人都可以了，所以大家都開始做。”孫寒説。
村裏開網店的人多了起來，而且大家都只賣傢俱，跟孫寒家的取材樣式都一模一樣，連店裏使用的照片都是直接拷貝。複製養豬模式、塑料模式的威力又一次集中施展在複製“山寨宜家”的事業上。
看着村裏的網店有裂變式發展的趨勢，“怕做的人多了在網上砸價”的孫寒覺得，必須打場保衞戰了。XX年的一天，他叫上陳雷、夏凱和王樸、王躍兩兄弟，在陳雷經營的影樓，開了個簽署保密協定的“會議”。吃飯喝酒間，陳雷説，“借錢可以，但這是生意，我教了你就多一個競爭對手，跟樹立一個敵人一樣。”王樸回憶説，陳雷在“家法不外傳”方面做得確實比較好，“人家問他，他就説自己不幹了，電費都不夠，就推過去了。”
在學習了陳雷的經驗後，五個人達成協議：“不再發展下線”，簽了字、按了手印。可轉過頭回到家裏，小孩的姨娘、弟弟舅公的表弟等等就找上門來，駁不開面子、也害怕被熟人指責“小氣”的“創始人”們，自然是覺得不能因為開店的事就把一段親戚關係廢掉了，所以“該教還得教”。
也不是沒有任何反競爭的手段。熟人當面不好撕破臉，但可以電話向淘寶網舉報圖片侵權，畢竟所有的圖片多是孫寒和陳雷兩個人拍的。熟人的面子不好駁，但“親戚朋友的親戚朋友，離我們就太遠了，不少人我們都不認識。”對於不認識的“熟人”，也是可以舉報的。
然而，所有的反網店規模擴大化的努力，就像那份按了手印的協議一樣，不了了之，宣告失敗。農村龐大親緣關係和金融危機等社會衝擊，最終還是將東風村推向了“全民淘寶”的局面。
現在，大家都接受了互相沒有祕密的競爭關係，有時聚在一起還會交流開店心得，“1234很好賣啊。”“010櫃子以前50塊錢，現在20塊錢，哪有利潤空間啊……”他們給商品編號，一串數字固定代表一種商品，全村通用，在外人聽起來像是在對暗號。
隨着利潤空間的被擠壓，孫寒、王樸們都已經開設了自己的傢俱加工廠，這樣大小規模不等的加工廠在東風村有30多家，不僅為自己家的網店，也為全村的網店供貨。
村莊的“廣東時間”
東風村主幹道孫朱路一直向南延伸，三米五寬的水泥路兩旁，長相一樣的二層小樓裏做着內容一樣的生意。一輛嶄新的藍色科魯茲卷着沙土駛過——那是美劇《越獄》男主角米勒代言的潮流車型。村會計王萬軍説，這個開車的小夥子也做網店，有天突然買了輛十幾萬的車回來，家裏人都嚇了一跳。
目前，村裏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居民區規劃，一些人家已經拋棄原本的平房，住進了這些小樓——按村裏規劃的要求，所有的小樓必須蓋成一模一樣的，連窗户都不例外；而這些小樓下面的土地裏，埋的是一大片意大利楊樹的樹根(那是跟仇和主政下的宿遷學習的結果：種意楊、賣木材致富，村裏每户人家都分有幾行樹)，樹根腐爛需要多年，土地無法返農只能蓋房。
路旁還有些扎眼的匾額，那是各個快遞公司的辦事點，從XX年下半年EMS入駐以來到現在已有十三四家——東風村的快遞貨物就從這裏運往淮安，在那裏搭乘火車、飛機或者船，送往全國(包括港澳台地區)。一家原本名字洋氣的某某物流也討好似地入鄉隨俗，改叫“東風物流”。一家上海來的網絡營銷公司剛剛開業，專門代理註冊淘寶商城事宜。開業那天請了一個嗩吶班，敲鑼打鼓搭台唱戲，還有特別節目“人妖”表演——就是男扮女裝逗樂的。
不過，很多人沒時間去看唱戲，原本有大量閒暇時光的鄉下人現在遵循着跟城裏人一樣的作息。孫寒説，我們這現在過的是廣東時間，夜生活很豐富。
其實他們的夜生活不過是上網。聊天工具叮咚叮咚的聲音，在夜幕降臨後清冷的村莊裏顯得有些突兀，但又那麼鼓舞人心。以前九點就寢的規律早被打破，家家户户亮着燈，微弱地照着無人走動的街面。
最近一週，東風村頻頻停電，因為鎮上正在安裝新電路，電線杆都要更換成更高更粗更挺拔的型號。停電可苦壞了網商們，每天都要遭遇嫌發貨速度太慢的退貨。有些人家裏備着的柴油發電機派上了用場，至少可以保證與城裏客户的網上交流，但發電機帶不起木材加工機器，所以只能接單不能生產。
村會計王萬軍家也開傢俱廠和網店，他的女兒王真負責客服。剛一停電的時候，這個18歲的小丫頭樂得夠嗆，“終於可以出去玩了”。可是，最終她選擇去宿遷的親戚家“玩”，因為那裏可以上網、做生意。
11月11日這天，晚上6點多鐘，天黑了，但村裏還沒來電，村會計一家坐在客廳裏大眼瞪小眼，沒法做飯也沒法做生意。突然，燈亮了，王真一下跳起來，跑進屋把電腦打開。
一年前，王真還在蘇州的電腦工廠打工，做流水線上的質檢員，父親叫她回來照料家裏的店鋪，覺得這樣“安全”“安心”。回到農村的小姑娘失去了城市裏的那班朋友，每天的生活只有父母、哥嫂和電腦屏幕前一遍又一遍問候“你好”的看不見的客户。她的回鄉跟她的離開一樣，跟土地沒有半點聯繫，她至今都不知道，自己家的農田在哪——網店的工作更是讓她沒有了知道的必要。雖然她也會因“電子生活”的乏味而抱怨，可仍小心翼翼地打理，因為父親準她同時自己另開一家店，如果經營得好，將來她出嫁，這個店面就是嫁粧。
跟王真一樣，自開網店以來，村裏的精壯勞力很少去大城市或周圍鄉鎮謀生了，都是自己當老闆，反而收納鄰村或者周邊市鎮的人來打工——招工啟事幾乎掛在每個廠房門口；孫寒也因為帶動本村勞動力就地就業而獲得了沙集鎮“身邊的好人”稱號。
因為停電，東風村的白天反而安靜冷清，天黑來電後，各家機器開足馬力，客服要熬到兩三點鐘才能下班(即便在平常日子裏，客服也是要到凌晨1點下班)。
將近70歲高齡而勇於上網的周老頭覺得，開店這種事情“幹着好玩”。他第一次跟縣城裏的人説“我想在網上賣東西”時，人家都笑着叫道“喲，您還想幹嗎？” 在縣城人的指導下，學不懂波潑摸佛(拼音bpmf)的周老頭，裝上了手寫板開始做生意。他的動力來自於“俺家有壓力，小孩還沒結婚，屋還沒蓋，你不拼命幹着苦着怎麼弄呢？”“(家裏)二畝地，也被髮展啊蓋廠啊蓋沒了，你不能不吃飯啊，得想法做點生意。”
兒子去北京打工，周老頭總説，“給人家賣襪子賣服裝，這能有什麼頭緒？”
做了網店的周老頭，“七年級十五我都不知道，早上起來幹到晚上，晚上就睡覺，天天都是這樣。就知道訂單拿來，往上一貼，就走”。半年後，周老頭的眼睛認不清人了，“被電腦光線刺的”，看誰都是黑影，“上醫院，人家説你這眼睛再趴幾天電腦就趴瞎了”。周老頭這才罷手，把店交給兒子，自己只做些小工的活，這樣既可以省下僱小工的XX塊/月，還可以“鍛鍊身體”，雖然“有可能一天沒有一個人，也有可能一天三四百塊錢。賣東西就跟做夢似的”，但總也“比打工強”。
生活水平提高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原本上午餵豬、洗塑料，下午無所事事的年輕人，原本成羣結隊騎着自行車在村裏漫無目的轉來轉去蔚為壯觀的年輕人，原本在村裏學校的操場上看完電影后沒事找事打架鬥毆的年輕人，都不見了。每個人都很忙，經常忙得連親戚的喜酒都顧不上去喝，只託人代送個紅包。
村裏的犯罪率幾乎為零——打架的沒時間，偷盜的犯不着，老村支書王維科稱之為“家家户户有事做，人人手裏有猴牽”；白天各個人家幾乎都不閉户，旁人隨便出入——除了有極個別的大户，會在廠子門口豎一個牌牌，曰：閒人免進，村裏人放心地説，“我們民風淳樸。”
“手頭寬裕了，人的素質就提高了，有些事情也就不那麼計較了。”村書記王敏説，鄉鄰之間的關係很是和諧。
可是，在東風村，晚上最亮的，依然還是田裏放狗抓野兔子的照明燈，明晃晃地一束把田地照得慘白；按照“上面”的規定，村裏的路依然還是三米五寬度，傍晚集中收貨發貨時，車輛把路面堵得水泄不通；路邊的公共廁所依然還是挖得很淺的旱廁。王敏説，開網店不能徵税，否則會打擊羣眾積極性，所以也沒啥財政去整頓村裏的基礎設施。
即便無法繳税，在王敏看來，網店生意還是給政府工作帶來了巨大好處——每個村幹部都有自己的“企業”，不指望那點兒可憐的工資，也就不會靠貪污受賄或者抓超生的罰款來養活。
如今，孫寒正在把更多的精力從網上轉移到線下的出口貿易，打算雙管齊下，朝着攢夠1000萬元現金的目標而沒日沒夜地努力；王樸則擴大了廠房，準備上馬烤漆傢俱，走高品質競爭路線；還在老式平房裏很憋屈地加工木材的村民，則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夠買下便宜的地，搬出狹小的院子；而村幹部們，正在翹首企盼12月18日的農村電子商務模式“高層研討會”，屆時，官員、學者和商人都將匯聚於此，作為該模式的經典案例，東風村到時不知該有多熱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