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大家好!現在由我引領大家進入包頭市著名的古文化遺址——阿善遺址。阿善遺址是黃河流域最北端的一處新石器時期原始聚居遺址。位於包頭市東郊阿善溝門村東圪膝蓋溝兩側的台地上。北依大青山，南臨黃河，圪膝蓋溝終年泉流不絕，“阿善”就是蒙古語甘泉的意思。阿善遺址是於1979年發現的，1980年和1981年，包頭市文物管理所與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共同對遺址進行了兩次考古發掘。在1070平方米範圍內共發現新石器時期的房址24座、窖穴240個，出土了各類文化遺物1600餘件。還發現了圍繞原始村落砌築的石砌圍牆2200米。1983年又發現了大型祭壇一處。其中部分實物保存於包頭市博物館內。阿善遺址的發現，是包頭市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它以大量的物質文化遺存證實，包頭地區人類活動的歷史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6000多年的新石器時期。同時，阿善遺址的許多發現也是我國新石器時期考古工作的重大發現，為研究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新石器時期文化及我國文明的起源均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現在大家看到的阿善遺址面積5萬平方米，文化層堆積厚度在1～2米之間。共發現四個時期文化遺存的疊壓關係。前三個時期均屬新石器時期，即第一、二、三期文化，第四期為青銅時代的遺存。其中阿善一期文化的年代，根據器物形態學的比較研究，為前4000年左右；阿善二期文化的年代，根據三個碳標本的碳14測定，分別為前3760年、前3415年和前3040年。據此，阿善二期文化的年代大體為前3700年～前3000年；阿善三期文化的兩個碳標本測定年代，分別是前2875年和前2755年。這三個文化時期年代的確定不僅對阿善遺址三種新石器文化年代的確定有着地層學和器物形態學的可靠依據，而且對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所發現的同類遺存也確定了標準，找到了相應的層位序列。一處遺址中發現三種原始文化的地層疊壓關係，在國內也是非常罕見的。 阿善遺址的第一、二、三期新石器時期文化，各期都有一批代表性的文化遺存。學術界對阿善一期文化的看法是：這裏是仰韶文化從中原地區由南向北的延伸。這一時期原始先民主要的工具有石斧、石刀、陶刀、盤狀器等。阿善一期的文化是目前所知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最早的定居農耕文化。阿善二期的遺存比較豐富。這一時期的先民是在一期文化的原址上生息繁衍起來的。這一時期先民房子的數量明顯增加，活動範圍也擴大了不少。主要文化特徵是：房子多為方形或長方形半地穴式，室內設有兩個灶，房子的周圍挖有儲存食物的窖穴，最大的窖穴可存放千斤以上糧食。這期文化遺物中出土了大量的石斧、石刀、石磨盤、磨棒等生產工具和許多細石器工藝的狩獵工具。作為生活用具的陶器，形式多種多樣，有的器物還有彩繪圖案。典型的器物有折腹缽、小口雙耳甕。從發現的許多野生動物和家畜遺骸來看，當時的先民除從事原始農業外，還從事狩獵和飼養。阿善遺址中第三期文化遺存最為豐富。這一時期的文化遺蹟非常密集，遍及整個遺址和臨近的山前台地。從發掘的遺蹟看，三期文化呈現出的是一派村落毗鄰、炊煙相望的繁榮景象，應該是這一地區原始文化的全盛時期。這期文化中發現的窖穴較二期有所不同，其特徵是容積較二期明顯縮減，但數量卻成倍增加。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窖穴中除一部分是用來儲存糧食外，還發現了一些窖穴是用來儲水的水窖。其形狀口小底大為袋狀，至今西北乾旱地區仍有沿用這一方法儲水的習俗。在阿善三期文化遺存中，環繞遺址建造的石砌圍牆，是非常重要的發現，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防衞工程，為了解我國早期城堡式聚居提供了實例。與石牆同時出現的地面建築是遺址中的大型石砌祭壇，祭壇的形式是由象徵“天圓地方”的圓形與長方形石框組成。佈局為南北方向排列，中軸對稱。祭壇遺址的出現，表明阿善三期原始宗教的萌芽和發展。 阿善遺址包含的三種原始文化遺存，層層疊壓，有如一部實物編織而成的歷史長卷，記述了曾經在這裏生活長達2000年的原始先民生息繁衍的艱難歷程。也就是説，早在6000年前至4000年前的新石器時期，包頭地區的先民們就過着以農業為主的定居生活，他們創造的原始文化中，也包括原始農業。秦直道前212年，秦始皇下令修建北端起於九原，南端至秦都咸陽西北的雲陽，全程“千八百里”的“秦直道”。被後世稱為“中國第一條高速公路”。合今約700公里長的秦直道，為秦帝國迅速投放部隊、及時輸送糧草，提供了最為有力的保障。北部邊疆一旦有警，騎兵部隊三天三夜即可從咸陽附近趕赴九原，在一週之內就能夠基本完成從軍隊調動到後勤供應等項運作。對於秦帝國來説，秦直道是一條名副其實的軍用高速公路。至今在內蒙古自治區的鄂爾多斯草原，秦直道北段部分遺蹟仍清晰可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