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文節選自史鐵生的散文《我與地壇》，是文章的一、二兩部分，從內容上看是緊密聯繫的，第一部分是寫了我與地壇的故事，第二部分是寫了在地壇這個大背景下我與母親的故事，從主題思想上看，也是渾然一體，地壇使我平和豁達對待生死，解決了為什麼生的問題；母親使我找到了生存的意義，解決了怎麼活的問題。地壇、母親，都給過我生命的啟示，可以這麼説，地壇是我虛化了的母親，母親是心中永遠的地壇。
史鐵生，1951年生於北京市，1967年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國中畢業，1969年赴陝西延安插隊，三年後21歲時因病雙腿癱瘓轉回北京，後到街道工廠當工人，1981年因病情加重停薪留職回家。1979年發表第一篇小説《法學教授及其夫人》，1983年加人中國作家協會。代表作有小説《我與地壇》《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插隊的故事》《夏日的玫瑰》《合歡樹》《禮拜日》《舞台效果》等。還有散文集《愛情問題》《學習對話》等。《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和《奶奶的星星》曾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他的創作比較突出地表現出對於殘疾人命運的關注。有的作品反映了他對於社會與人生的某些帶有哲理性的思考，語言優美，具有很強的表現力。
史鐵生的散文《我與地壇》寫於1989年5月，改定於1990年1月，全文1萬3千餘字，共分七個部分，從方方面面寫了作者自己跟地壇的關係，其中主要內容是對於人生的思考。
地壇的正式名稱叫做“方澤壇”，坐落在北京老城的東北角安定門外路東，是明清兩代皇帝祭祀地神的地方。始建於明朝嘉靖九年，清朝乾隆時又加以擴建，是一組頗具規模的古建築羣。整個建築羣呈方形，象徵大地，主建築是“皇祗室”和拜台。“皇祗室”中設地神牌位，拜台為二層方台，四周開溝貯水。此外還有神庫、神廚、齋官、宰牲亭、祭器庫等建築。每年夏至，皇帝在這裏舉行隆重的祭祀典禮。辛亥革命後祭祝活動廢止。1925年闢為“京兆公園”，1928年改稱“平民公園”，但是在戰亂年代，此處曾被駐軍佔用，園內建築屢遭毀壞。新中國建立以後，經過修葺開放，稱“地壇公園”，並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文化大革命”期間因遭譭棄及疏於管理等原因，園址荒蕪。現在皇祗室、拜台、齋宮等主要建築保存尚好，恰如作者所説，“園子荒蕪但並不衰敗”。近些年來，這座古園又獲得新生，經過整飭，成為現代化城市裏的一座鬧中取靜的公園，是人們晨昏鍛鍊身體和休閒的好去處，每年春節還在園中舉行大型的“廟會”活動。
作者是在雙腿殘廢的沉重打擊下，在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間幾乎什麼都找不到了的時候“走”進地壇的，從此以後與地壇結下了不解之緣，直到寫這篇散文時的15年間，“就再沒有長久地離開過它”。作者似乎從這座歷經400多年滄桑的古園那裏獲得了某種啟示，汲取了頑強生活與奮鬥的力量。在《我與地壇》一文中，除了我們在節選為課文的部分裏所見到的內容外，作者還寫了在古園中的見聞和所遇到的人與事，述説了自己的所思所想，而其中更多的還是抒發自己對於命運和生死問題的感悟。
課文節選的是《我與地壇》中的第一第二兩個部分。所選部分涉及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作者在突遭不幸雙腿癱瘓後對於生死的深沉思考，一個問題是作者悔恨在母親過早去世後才理解了母愛的無私與偉大，文章有一定的哲理意味。
我與地壇》所講述的是有關生命本身的問題：人該怎樣來看待生命中的苦難。這問題的提出首先是由於他自身經歷中的殘酷事件，即“活到最狂妄的年齡上忽地殘廢了雙腿”。這種並非普遍性的事件落到了個體的頭上，使他的命運頓時與他人判然有別，而他對這命運的承受也只能由他獨自來完成。從這個意義上説，史鐵生對生命的沉思首先是屬於他個人的心境內容。
在整篇散文中，這沉思大致是歷經了前後兩個階段。在最初的那個階段中，史鐵生觀察與反省個人的遭遇，漸漸地看清了個體生命中必然的事相：“這樣想了好幾年，最後事情終於弄明白了：一個人，出生了，這就不再是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而只是上帝交給他的一個事實。”這樣的結論便引出了無法反抗的命運的觀念：人生就是一種不可捉摸的命運的造就，包括生命中最不堪的殘酷與傷痛也都是不能選擇的必然，人對於由超越個體生命的外在力量所設定的事實顯然沒有任何改變的餘地。
接下來，史鐵生將視界稍稍越出自身的範圍，寫到來這園子裏的其他人，去看看別人都有什麼樣的命運和活法。先是寫到他的母親。他自己的不幸在母親那裏是加了倍的。
他在園子裏又遇到一個漂亮但卻是弱智的少女（刪節部分），再一次感受到“就命運而言，休論公道”，這就是一個因苦難而有差別的世界，如果你被選擇去充任那苦難的角色，“看來就只好接受苦難——人類的全部劇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既然如此，事情也就變得非常絕望了。不幸的命運已經為你規定了承受苦難的角色，那麼你還能有什麼別的方式來度過你的人生呢？或者説，你還能有屬於自己的救贖之路嗎？很顯然，問題的關鍵就是在於那個想不透的方式：人到底應該怎樣來看待自己的苦難。
史鐵生個人的問題其實已變成了眾生共同的問題——“一切不幸命運的救贖之路在哪裏呢？”有論者從“平常心和非常心”的關係來看史鐵生的寫作，所謂“平常心”的根基所在，是指“他把內在的痛苦外化，把具體的遭遇抽象化，把不能忍受的一切都扔給命運，然後再設法調整自我與命運的關係，力求達到一種平衡”。這種在根本上認可了苦難的命運和不幸的角色，卻不是看輕生命自身的殘酷和傷痛，而是把這生命的殘酷和傷痛從自我中抽離出來，去融入到一個更大也更恢宏的所在之中。這個“所在”就關係到了“非常心”。它是指“以最真實的人生境界和最深入的內心痛苦為基礎，將一己的生命放在天地宇宙之間而不覺其小，反而因背景的恢宏和深邃更顯生命之大”。這就是史鐵生在這篇散文中最後畫出的自我形象了：他靜靜坐在園子的一角，在融會了過去現在和未來，融會了死生的時刻裏。看到了包容任何孤獨的個體生命在內的更大的生命本相。關於怎樣活着和怎樣達到自我救贖的困擾，也終於為所有生命永恆的慾望所滌淨，當投入到永無終結的生命之舞中時，對於個體苦難以及一切不幸命運
的自我超越就都變成了一種必然。這樣一種洋溢着生命本色之美的境界，既成就了史鐵生內心的希冀與不捨的探詢，也完成了他為文的寄託。為文與為人在此才是真正的一體。整篇《我與地壇》都是那樣的和美親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