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看見了我借宗璞童話，很驚異，説你還借她的書看？我是受不了了，上次看她的紅豆之後就留下心理陰影了。
上學期當代老師留作業，就有她的紅豆，以我們今天不耐的眼光來看，十分幼稚矯情。然而還是好奇，她寫的童話是什麼樣子呢。
第一篇就幾乎不忍淬讀下去，通過一個小女孩和小鯉魚的對話，來讚揚某水庫給人民帶來好處。索然無味。
1980年的書魂稍好一些，有些趣味性了，講一個小女孩進入書的世界，各式各樣的書有各式各樣的靈魂。這是個好開頭，後面是“把字塊塊綁在一起”的壞書大行其道和擁有美麗內容的好書卻被封。
讀中國的童話在我記憶中一直不是什麼快樂的事，總是不好看，總是。
從宗璞來看還是成人本位，並不是真正為兒童考慮，從兒童視角寫的，而是假託兒童視角，來寫成人的政治化寓言。我看見得比較突出的例子是葛翠琳的《翻跟頭的小木偶》，十分明顯的文革時代烙印，其中“樣板戲”，掌權的女性“老佛爺”，及溜鬚拍馬為虎作倀的“狼眼睛”“陰陽臉”，不是説童話中不能反映生活，問題是你這個童話只有基於擁有那樣的歷史記憶或知識的人才能看懂，對於小孩子來説，是個乾巴巴的奇怪故事，細節也不夠生動，完全是文革時苦大仇深的傾訴情緒，誰愛看。
又想起來，蕭紅的呼蘭河傳運用兒童視角才叫天衣無縫，並不迴避生活中的苦難和艱辛，但總有童真和童心，寫兒童文學的都應該學學。
宗璞的還有《貝葉》（1980），融合中國民間故事風格和西方童話，算一種有意無意的嘗試把，然而效果並不怎麼好。中國民間英勇的小姑娘，和西方的惡龍鬥爭，民間傳説中有很多慘烈詭譎的部分，我不知道這是否適合來當做童話，似乎也一直有爭議。我的直接印象只是，概念化東西的鋪陳很嚴重，不是一篇好童話。
《石鞋》（1981）山精的故事，不錯。
《冰的畫》（1983）冬天窗户上的冰花，兒童散文？作為童話來説故事性不足，語言還不錯。
《總鰭魚的故事》（1983）這篇童話明顯是以科普性和教育意義為目的，不過當科普文章來看，還是比較有意思的。
《遺失了的銅鑰匙》（1988）自然圓熟了許多，作為文章來説不錯，但又怕小孩子看不懂了。依舊是散文性大於故事性，似乎還有意識流之類的，點題的句子是“不是所有遺失了的都是能找到的。”
同學説，總覺得很不公平，宗璞似乎是養尊處優的大小姐，消遣似的寫些東西，並不像別人迫於生計或者為了吶喊什麼，只是輕鬆隨意的擺弄文筆，然而就有了聲譽成就，難道不是沾她老子馮友蘭的光嗎？
我笑，説她沉迷於用淺淡輕鬆的文字，勾畫自己的小世界，似乎也有些道理。
女性作家與男性作家的差別也是確實存在的，女性作家沉迷於鋪敍，描寫，寫一長串的“有的……有的……”，但是效果其實並不好。而男作家似乎更擅長編制驚險的情節或機智的對話，也就更好看一些，有內容。
我最喜歡的童話作家之一，日本的安房直子，為什麼人家也是女的，就想象的奇特空靈，風格那麼女性化也不妨礙敍述引人入勝，還多一份温婉和感傷呢。人比人，氣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