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在1936年6月至10月對中國西北革命根據地進行了實地考察,並以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為基礎，完成本書的寫作。作為一名西方記者,斯諾所站的是一個公正客觀的角度去描述當時人民百姓的生活和心理狀態。除此之外，還表現出了紅軍及其領袖們的精神狀態和思想狀況。這本書可以説是讓人們可以進一步的去了解當時十分神祕的中國的紅色革命。並且，他把自己在紅色區域的所見所聞都一點一滴的記錄下來。後來彙編為《紅星照耀中國》。整本書的內容豐富而且生動。
1936年，中國革命與戰爭最兇猛、最危險的時期，斯諾孤身一人冒險穿越南京國民黨軍隊的新聞封鎖，長途跋涉來到西貝蘇維埃地區，尋找紅色中國。故事都給人以強烈的真實感。更是讓我對當時的人民、紅軍、毛澤東等等都有了嶄新的可謂是顛覆性的認識。
在蘇維埃社會一節中，有兩段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共產黨在西北所以受到羣眾擁護，其當前的基礎顯然不是各盡其能，各取所需，而是有點象孫逸仙博士的主張：耕者有其田。”；二是“有一件事可以説明共產黨在人民羣眾中有基礎的，那就是在所有老蘇區裏，警衞工作幾乎全部由農民自己組織起來擔任的。”
如“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總結的那樣，正是由於代表了人民羣眾的利益，農民才會主動組織起來保衞自己的紅色政權；也正是由於秉承了這樣的理念，共產黨才能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始終得到中國最廣大人民羣眾的支持，不斷推動革命事業向前發展。
在我的認知範圍中，當時的人民一定都受到了思想的禁錮並且十分保守，甚至可能有些木訥。但是事實卻是截然不同的。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會進行批評和抱怨，這無疑就是他們言語自由開放最直接的證據。大部分農民團結一致，並且看好“蘇維埃”和“紅軍”，以此證明他們思想覺悟是很高的，有共同的追求，有目標，並且堅定不移的支持着自己的信念。對比當今，我們貌似更缺乏精神信念這一塊兒，這是我們所欠缺的地方。
這本書中所描繪的紅色中國，與我們教科書上所學到的是有許多出入的。相比之而言，這本書所講述的內容更加真實、可靠。
説道紅軍，就不得不提軍隊。在斯諾看來，他感受到了紅軍高度的政治覺悟，認為紅軍是中國唯一的一支從政治上來説是鐵打的軍隊。在真正的紅軍一節中，作者這樣描寫到：“他們向來都同士兵並肩作戰，團長以下都是這樣。一位外國武官這樣説，單單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説明紅軍擁有極大優勢的敵人的作戰能力。這就是紅軍的軍官們習慣説的：“弟兄們，跟我來！”而不是“弟兄們，向前衝！”。同樣是六個字，差別卻是很大的。第一種是把自己與士兵放在了同一個位置，與士兵們心連心。
提到紅軍，另一個比提的就是長征了。電視裏所演的長征真的是驚心動魄、驚險萬分。紅軍通過各種巧妙的戰術突破敵人的重重圍堵，擺脱危險困境。無論是四度赤水河、勇奪瀘定橋、飛度金沙江等等都顯示了紅軍的有勇有謀。當時，當他們面對一些少數民族的人民時，噹噹地人民對他們聞所未聞，他們仍舊是勇往直前，他們的功績、作為都幫助他們贏得了少數民族的友誼，甚至是吸引了一部分人來參軍。這足以證明了中國紅軍在人民中的威望和感召力。紅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徵是歷史上一次大規模的戰略轉移，是一次武裝巡迴宣傳，是一個奇蹟。它體現了共產黨強大的精神世界，非凡的心裏素質，而這些也僅僅佔了全書的一小部分。也可以説，紅軍的長征也僅僅佔了中國革命的一小部分。
提到書中關於領袖的描述，就不得不説斯諾對毛澤東的描述中這樣寫道：“不可否認，你覺得他身上有一種天命的力量。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麼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於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飢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於造反的人們——迫切要求做了綜合表述，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
毛澤東的經歷是本書的一大重點，這在相當程度上也是一箇中國革命的故事。斯諾寫到“毛澤東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常常到深夜二、三點鐘才休息。他的身體彷彿是鐵打的。他認為這要歸因於他的少年時代在父親的田裏幹過苦活，要歸因於他在學校讀書的刻苦時期，當時他與幾個志同道合的人組成斯巴達俱樂部一類的團體。他們常常餓着肚皮，到華南山林中作長途的徒步跋涉，在嚴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樑——這一切都是為了要鍛鍊他們自己。他們直覺知道，中國的來日需要他們有忍受最大的艱難困苦的能力。”讀到這段的時候，反觀我們現在的大學生。逃課、遲到的比比皆是。好多大學讀書的風氣早已蕩然無存，大家上大學似乎都只為了文憑這一張紙，沒有人關心是否真正學到了知識，是否真正度過了一個有意義難忘的大學生活。
美國記者西奧多.h.懷特曾對《紅星照耀中國》做過如此評價：“斯諾對中國共產黨的發現和描述，與哥倫布對美洲大陸的發現一樣，是震撼世界的成就。”
這本書，讓我瞭解到了一個未知的中國革命，也讓我對這段歷史有了一個深刻的理解和認知。我看到的不僅是中國革命的成長史更是對當時的人民、當時的社會一種全新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