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逝世後的第二天晚上，電視台在播放一個巴金專題節目時，出了一道徵答題，問：（1）《家》、《春》、《秋》，（2）《寒夜》，（3）《隨想錄》，觀眾印象最深（或最喜歡讀）的是哪一種？那節目結束之前，熒屏右下方顯示出觀眾反饋的統計結果：《家》、《春》、《秋》佔了百分之六十幾，而《隨想錄》僅得百分之十幾。這可以理解。《家》、《春》、《秋》問世最早，又得戲劇、影視劇演播之利，早已是家喻户曉、深入人心，無怪乎在這項徵答中，要“遙遙領先”於《隨想錄》以及《寒夜》了。
近日，91歲的賈植芳先生給出的卻是另一種答案，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他個人最推崇的還是《隨想錄》，“很多人都將‘文革’期間所發生的錯誤推在別人身上，李先生（即巴金）沒有，他體現了自己的真誠，這本書的價值很大，將傳諸後世。”
賈老的這個答案，正與巴金先生自己的想法相似，1998年巴金曾對新華社記者説過，他一生沒寫什麼東西，只寫了《隨想錄》這一部作品。
筆者的第一選擇與賈老相同，也是《隨想錄》。理由能説出幾條，其中的一條是：《隨想錄》中一以貫之的“真誠”——説真話的真誠，反思的真誠，自我解剖的真誠，自我懺悔的真誠。
在“文革”的十年中，巴金歷盡種種劫難，這種“受難者”的身份，能用來作為一種自我標榜的資格，甚至當作利益索取的資本；——事實上，這種“資格”和“資本”，確有不少人相當充分地利用了；——而對巴金而言，如果要説“利用”的話，他是作了相反的“利用”，用他自己在十年浩劫中的切身經歷，來反覆地反躬自問、自責、自省。他不只一次説，在“文革”中自己“中了催眠術”，“喝了迷魂湯”，是個“奴在心者”。他痛切地説：“總結（‘文革’）十年經驗的時候，我冷靜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幫’身上，我自己承認過‘四人幫’的權威，低頭屈膝，甘心任他們宰割，難道我就沒有責任！”在《解剖自己》一文中，他甚至作了如此犀利的解剖——
“在那個時期我不曾登台批判別人，只是因為我沒有得到機會，倘使我能夠上台亮相，我會看作莫大的幸運。我常常這樣想，也常常這樣説，萬一在‘早請示、晚彙報’搞得最起勁的時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麼我也會做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的壞事。當時大家都以‘緊跟’為榮，我因為沒有‘效忠’的資格，參加運動不久就被勒令靠邊站，才容易保持了個人的‘清白’。使我感到可怕的是那個時候自己的精神狀態和思想情況，沒有掉進深淵，確實是萬幸，清夜捫心自問，還有點毛骨悚然。”
這種“清夜捫心”的自我解剖和靈魂拷問，筆者讀之不禁怦然心動，而且也為之汗顏。巴金本來似乎無須也不該來做“懺悔者”的，然而恰恰是這位飽嘗苦難的老人，在世人面前敞開心扉，做了最為真誠、痛切的懺悔！
結果是：真誠的巴金贏得了世人的敬意，被人們視為“知識分子的良心和良知”。巴金是一面“鏡子”。面對這面“鏡子”，會照出我們自己的行狀乃至隱祕的靈魂，就看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勇氣，以及像他那樣的真誠。
數月前的一個深夜，筆者無意間摁到某地衞視的頻道，正在播一檔談話節目，兩位學者嘉賓侃侃而談，語詞慷慨激烈，其談説的內容，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最愚蠢，最無恥的”（筆者在其中一位學者的某本書裏，還看到另一個斷語：“最下流”）。這種“所向披靡”的批判，是對中國知識分子整體性的“宣判”，那麼兩位學者閣下自己又置身於何處？令人稱賞的是，年輕的女主持人在節目最後也問了這樣意思的問題：假如中國知識分子都是這樣的，那麼您二位呢？筆者連忙豎起耳朵，恭聽學者如何應答。學者的答詞有點“繞”，但意思還算明白：他們是不在其中的。哦，他們是“出污泥而不染”呵，無怪乎他們能毫無掛礙地對“中國知識分子”作如此徹底、無情的判決。筆者當時便想起了巴金和《隨想錄》，感慨那兩位學者批判的勇氣綽綽有餘，可就是缺少一種真誠，像巴金那樣審視自己、解剖自己的真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