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辯論中，許多人喜歡舉出大量的數據證明己方的觀點正確性，甚至還會問一些數據難題為難對手。那麼，我們該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做出迴應，巧妙破解這些數據難題呢?以下本站小編整理的辯論中對手的數據難題的應對方法，供大家參考，希望大家能夠有所收穫!
辯論中對手的數據難題應對之法
1、就地取證
在辯論中，我們經常會發現對方的數據雖然錯誤，但由於己方沒有掌握相應的數據，卻無法反駁。這時候，我們不妨試試就地取證法，及時抓住辯論現場的某些事物作為論據，來反擊對方，論證己方觀點。
20xx年武漢大學“金秋辯論賽”決賽，辯題是“網絡對大學生影響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自由辯論環節有這樣一段辯論：
反方：資料表明，當今70%的大學生沉迷於網絡遊戲，存在逃課現象。這還不能説明網絡弊大於利麼?
正方：對方辯友，如果真的是70%的話，那麼也就是説現場有七成的觀眾在沉迷網遊，在逃課。可為什麼我們看到的是100%的觀眾們都在認真地聽辯論，看辯論呢?您是不是有一點點危言聳聽呢?
點評：反方的數據清楚明白地説明了大學生沉迷網遊的情勢非常嚴峻，在找不到相應的數據來進行迴應的情況下，正方運用了就地取證法，將大學生的範圍縮小到了辯論賽場，將對方的數據套在現場的大學生觀眾身上，得出結論——“現場有七成的觀眾在沉迷網遊”，這顯然是不成立的，自然，“當今70%的大學生沉迷於網絡遊戲”的觀點就不成立了。
2、迂迴閃避
事實上，在辯論中，辯論者不可能完全知曉對方要問什麼，自然也不能記住所有相關數據。因此，當面對我們無法回答的數據難題時，迂迴閃避也是一種常用的招法。
在一場辯題為“手機拉近還是疏遠人與人距離”的辯論賽的質詢階段，有這麼一段辯論：
反方：請對方辯友回答一下，台灣具體有百分之多少的民眾表示手機的使用拉近了人們的距離呢?
正方：對方辯友，今天我們是在進行辯論賽，並不是進行數據統計競賽，您一上來就問我一個需要進行專業的數據統計才能得出結論的問題，不僅我不是非常清楚，在座的評委和觀眾也不是非常清楚，假如對方認為這和我們辯論非常有關係的話，請詳細解釋一下，讓我們來展開一場有意義的辯論!(掌聲)
點評：反方的問題，專業性很強，正方如果沒有事先準備，根本無法回答。但正方辯手非常聰明，先以參加的是“辯論賽，並不是進行數據統計競賽”為第一張盾牌，説明對方的問題問得不合時宜;然後又以“評委和觀眾也不是非常清楚”作第二張盾牌，説明對方問題的不普遍性;最終又呼籲“展開一場有意義的辯論”，徹底地將對方的數據難題劃入了不用回答的行列，避開了對方問題的鋒芒。
3、釜底抽薪
在辯論中，如果對方舉出的數據看似嚴密，無懈可擊，但從這些數據引申出來的結論卻是不合理的，此時，辯論者不妨使用釜底抽薪法，通過揭示對方數據中的紕漏，使其觀點因失去支撐而被駁倒。
眾所周知，三峽大壩是20xx年5月20日全線建成的。其實，1956年就曾有人建議修建三峽大壩，林一山是支持派，李鋭是反對派，兩人還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辯論。毛澤東對此也十分重視，1958年，在南寧專門開了個會，讓二人當場辯論：
林一山：從漢朝賈讓治水開始，二千多年間，長江洪水為害，平均20xx年一次。辛亥革命以來的40年中，平均5年一次，可見長江洪災愈演愈烈。1931年的水災，死14.5萬人……1954年特大洪水，雖採取緊急分洪等措施，保住了荊江大堤安全，仍淹死了4900人……因此，修建三峽大壩勢在必行，只有這樣才能控制川江洪水，解除荊江大堤的嚴重威脅和洞庭湖區的洪災。倘若荊江大堤決口，將直接威脅江漢平原幾百萬人的生命財產安全……我認為水庫的正常蓄水位，可以在210～200米之間，裝機容量，至少可在1340萬千瓦，年發電量1000億度以上……
李 鋭：第一，1954年雖是長江干流千年一遇的大洪水，但並未衝破荊江大堤。因此，説什麼荊江大堤決口要死上百萬人，是一種危言聳聽的不實之辭。第二，如按壩高200米方案修建三峽水庫，估計要移民100多萬人，這是一個極其嚴重、極為困難的問題。第三，1957年全國用電的總需求只有190億度，而三峽一個大電站就要發電1000億度以上，即使20xx年後全國用電量達到20xx億度，這個電站的發電量佔全國發電量的比例也太大，並將嚴重影響電網的運行，因為一個電站的發電量在一個電網中所佔的比例一般來説是不應該超過20%……三峽要修，但現在不行!
毛澤東聽後頻頻點頭，又派周恩來去查勘三峽後，感慨地説：“這是百年大計，千年大計。”決定不爭一時，暫緩修建三峽工程。
點評：林一山為了證明上馬三峽工程的必要性和可以帶來的收益，列舉了大量數據，可謂有理有據。但李鋭卻抓住了這些數據中的漏洞，運用釜底抽薪法，先指出荊江大堤決口會死上百萬人是林一山的推測，是“不實之辭”，不能成為證明觀點的依據;然後又按照林一山的方案，進行一一推算，從現實角度，得出200米的壩高，遷移人數過多，不易執行;1000億以上的發電量過多，供大於求，得出嚴重影響電網運行的結論，將其論據一一駁倒。論據都不成立，自然，林一山的觀點被推翻了。
4、以問制問
當對方的數據問題一時難以回答時，正面回答勢必會陷入困境而為對方所制，這時辯論者就不妨使用以問制問法，同樣用數據難題來反問對方，令對方措手不及，陷於被動，使己方成功地掌握住論辯的主動權。
20世紀30年代初，朱家驊出任浙江省民政廳長時，曾舉辦過一次縣長考試，有筆試和口試兩項。有位考生叫朱懋祺，筆試名列前茅。口試時，幾個考官輪番提問，朱懋祺對答如流。最後，朱家驊問道：“你知道《遺囑》共有幾個字?”
朱懋祺被問得愣了一下，反應過來後，立刻反駁道：“請問朱廳長，您的大名共有幾筆?”此問一出，朱家驊也愣住了，待回過神後，他笑了笑，錄取了朱懋祺。
點評：在當時，《遺言》可謂人人皆知，朱家驊拿此考察朱懋祺並不過分，但他的提問角度卻相當刁鑽，問其《遺言》共有幾個字。試想，誰會留意一篇文章的字數呢?豈料朱懋祺反應敏捷，跳出了朱家驊的問題，用以問制問法，以相同的邏輯，反問他一個同樣既熟悉又難以立刻回答出的問題——自己的姓名共有幾筆，成功化解了這一數據難題。
當然，化解辯論數據難題的方法不僅僅只有這四種，本文僅是拋磚引玉，希望讀者朋友們能舉一反三，歸納出更多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