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形式的辯論比賽，都對辯手或辯論隊的心理素質和與觀眾一起共同營造良好心理氛圍的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下面小編為你整理閒話辯論心理，希望能幫到你。
閒話辯論心理
辯論是一種遊戲，但又不完全是遊戲。説它是遊戲，因為它按一定的遊戲規則進行;説它不完全是遊戲，因為它的根本目的不是娛樂，而是討論問題，交鋒思想，引起大眾對某些重大社會問題的思考與關注。辯論賽是辯論的遊戲化，與辯論本身不同。辯論是為了探究問題，辯明真理，沒有規則;辯論賽是就一個問題，持相互對立觀點的雙方而展開的脣槍舌劍的較量，它關注的不是問題的解決，而是辯論本身，因而，帶有一定的表演性。
既然是比賽，就會有勝負。辯論賽是集知識、思辨、技巧於一體的智能性活動，因而，比賽的勝負由諸多因素決定。就比賽本身而言，心理是決定比賽勝負的關鍵性因素之一。這裏的心理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辯手本身的心理素質;二是辯手與觀眾溝通所營造的心理氛圍。心理對辯論賽的作用，猶如水對舟的作用：水可載舟，水亦可覆舟。良好的心理素質與心理氛圍，能夠保證比賽按設定的戰術方案進行，贏得主動，從而為獲勝奠定基礎;而不良的心理狀態與心理氛圍，將可能使精心準備的思路、戰術方案無法得到體現，比賽陷於被動。
所以，任何形式的辯論比賽，都對辯手或辯論隊的心理素質和與觀眾一起共同營造良好心理氛圍的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辯手在這方面的素質與能力，既與辯手本身的操行修養有關，也與平時的自我訓練有關。
在此，我僅就心理與辯論的關係談一些個人的體會與看法。
一、辯論中的人格力量
辯論賽中，辯論正反兩方的觀點各持一端，都力圖在陳述與辯論中證明本方觀點正確，對方觀點站不住腳，越是高水平的精彩辯論，雙方的觀點越是鮮明，交鋒也越是激烈，因而，比賽中的一方要想完全説服對方，並因此而獲勝是基本不可能的。就本屆大決賽而言，辯題是：人性本善，台大正方，復旦反方，立場是：人性本惡。關於人性善、惡問題，中西方思想家討論了二千多年，至今依然爭論不休。在就這麼大問題的三十多分鐘辯論中，一方要想説服另一方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各方都可以找出許多理論和實例來論證本方的立場。
哈佛大學的杜維明教授在評點這場大決賽時説：我聽了正方一辯關於人性本善的充滿激情的陳述後，似乎被她説服了，而聽了反方一辯關於人性本惡所作的邏輯嚴密的陳述，似乎又被反方一辯説服了。杜維明教授的這段評點，表明雙方的立論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能讓人接受。顯然，在這種雙方都言之有理、論之有據的辯論賽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這短暫的時間裏説服對方或使對方在自己的立場上完全退卻。在這樣的比賽中，最後的勝負就取決於哪一方能更好地説服觀眾和評委。
説服觀眾和評委，就是讓觀眾和評委更樂於接受你方的表現，更樂於認同你方的觀點。
達此目的，靠兩方面力量：一是以理服人，二是以德服人，前者是知識的力量，後者是人格的力量。知識力量能使人們信服觀點的論證，人格力量則能使人們接受辯手本身，並進而在有意無意中相信和支持該辯手的論證與反駁。
在辯論中，人格力量的首要基礎是辯手言談舉止所表現出的完美人格和高尚品德。能言善辯是做一位辯手的基本素質，但所言所辯要讓人接受，首先讓人接受的不是所言所辯的內容本身，而是辯手自身。如果一位辯手，無法讓人心悦誠服地接受和認同，那麼他所説的觀點和所作的反駁在使人接受的過程中就會大打折扣。對此，古希臘百科全書式的智者亞里士多德在兩千三百年前就有精闢的論斷：“與其他人比較，人們更容易和更堅定地相信完美的人：無論在什麼問題上都是這樣，而且當一個問題意見分歧又不能確切斷定時，更是這樣。
某些作者在有關雄辯術的論文中認為，講演者表現出的人格完善絲毫不能增加其勸導能力，這種看法是錯誤的。
恰恰相反，他的個人特點可以永遠被看作是他所擁有的最有效的勸導手段。”亞里士多德的這一論斷在現代社會心理學中得到了充分證明。 由此可見，要做一個好辯手，就必須首先爭取做一個完善的人，如果人格不完美，做人
的品位不高，那麼再怎麼伶牙俐齒的辯手，在常人眼裏，都只不過是巧舌如簧的辯手，而不是真正的辯才。具有完美人格和高尚品德的人，在其言談舉止中，就會充分體現出人類的智慧和人性的優美。柏拉圖説：“如果有一個人，在心靈裏有內在的精神狀態的美，在有形的體態舉止上也有同一種的與之相應的調和的美，——這樣一個兼美者，在一個能夠沉思的鑑賞家眼中豈不是一個最美的景觀?”無疑，當一個具有充分人格力量的辯手將藝術化的辯論技巧，優美的辯論風度與完美的心靈和品德高度統一在一起時，他所展現給人們的將不僅僅是辯論本身，他將給人們展現一種智慧的藝術、一種善的藝術和一種美的藝術。我十分欣賞本屆大決賽中，復旦大學代表隊四辯在總結人性本惡，但人經過教化將趨向善這樣基本立論時所説的最後一句話：“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卻要用它來尋找光明。”詞語雖簡短普通，但卻能讓人感受到其中智慧、善和美的統一，體會到一種內在的人格力量，因而，在觀眾中引起的共鳴十分強烈。
人格力量還基於辯手的知識底藴和理論素養。現代社會中人，幾乎沒有人能成為古希臘社會中那種百科全書式的智者，大多數人只能通曉有關領域的知識，不可能掌握全部的知識。
在這樣情況下，誰精通哪一領域的知識，誰就是哪一領域的權威，誰知識積累越豐富，誰就對問題越有發言權。任何人都無法研究盡所有的社會問題，但真正的辯才卻應該能夠辯論所有的社會問題，並説服別人認同或支持自己的看法。這其中靠的不是三寸不爛之舌，而是辯手本身的知識積累和理論素養。深厚的知識積累，能使辯手在辯論中旁徵博引，融會貫通，滴水不漏，使對手無機可乘;良好的理論修養，則能使辯手更深、更新、更廣地把握辯題，判斷是非，應對問題，使對手感到遙不可及。深厚的知識底藴和良好的理論素養的有機結合，將在一定程度上帶給辯手某種超凡脱俗的魅力，從而給人一種權威感和信任感。這些無疑都豐富了辯手的人格力量。心理學的實驗證明，能給人一種權威感和信任感的人，其思想和看法易對人產生影響。對辯論賽來説，這種影響力越強，越有利於最終獲勝。
俗話説：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裏的“道”，既含有“理”，也含有“德”。“理”和“德”是世界文化普遍認同的基本價值，中華文化尤為重視。因此，以德服人是符合人類化價值傾向的，尤其符合中華文化的價值傾向。在中華文化中，德具有至上的地位，中國人在追求人生的“三大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中，將立德置於首位。“德”是中華文化所崇尚的一個最高價值，所以，在申辦奧運時，設在蒙特卡洛路易斯飯店裏的北京奧申代表團展示室所懸掛的一條醒目對聯是：“德無量壽無量，日長明月長明”，其所表達的精神就是：以“德”服人。在這樣的文化精神下，辯論賽中以德服人就更具價值和意義：有“德”，就能在更高的價值層面上把握辯題，判明是非;有“德”，就能與觀眾在精神上獲得共鳴，從而為比賽營造良好的心理氛圍;有“德”，就能得到觀眾的同情、支持和認同，從而獲得取勝的力量;有“德”，就會形成“真理在手，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良好心境，從而在辯論中從容不迫，應對自如。以德服人，是人格力量的勝利。人格的力量雖然看不見，摸不着，但它在辯論賽中所起的作用卻是決定性的。
二、辯論賽前的心理調節
從接到辯題到正式比賽，一般都有賽前準備過程。在這過程中，除了要精心思考立論，收集材料，組織論據外，還要充分做好賽前的心理調節。由於賽前準備都比較緊張，所以人們常常注意了前半部分的工作，而忽略了後半部分的工作，也就是説抓了“硬件”，忽略了“軟件”，結果經常是後悔莫及。任何比賽都要注意賽前的心理調節，辯論賽更應該注意，因為辯論賽中由於緊張説錯一句話而被對方抓住，就完全有可能導致整場比賽優勢的喪失，陷入全面被動。因此，賽前的心理調節是準備辯論賽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基礎性工作。根據自己的體會，我認為賽前的心理調節應抓好以下幾個環節：
第一，協調認知。現代認知心理學有一重要理論叫認知不協調理論，該理論認為，人們都力求認知的協調一致，可事實上人們常處在認知不協調狀態。認知不協調主要表現為兩種情況：一是主觀認知與事實認知的不協調。例如，假設有個學生自認為自己的智力水平很高，可是在一次考試中，他卻沒有及格。這樣一來，第一種認知即相信自己很聰明的信念便和第二種認知即考試不及格的事實不一致。二是所持信念與所要接受的觀點的不協調。心理學認為，人們不喜歡看或聽，更不願意接受那些與他們所堅持的信念或希望相反的東西，所以，一旦出現這種東西，人們的認知心理就陷於不協調。顯然，後一種情況的認知不協調在辯論賽中經常會出現的。辯論雙方的立場是抽籤決定的，而不是自己選擇的。這樣就經常會出現辯論的立場與自己所持信念不協調的情況。例如，本屆辯論賽有一辯題是：現代化等於西方化。對於這一問題，現在學術界和社會大眾都普遍有這樣的共識：即現代化不等於西方化。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抽籤結果要求以“現代化等於西方化”為立場，那麼認知的不協調也就隨之產生，而與此立場相對的反方則可能沒有這方面問題。本屆辯論賽的另一個辯題，即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卻使正反兩方都陷入認知不協調。因為，現在世界各國都公認艾滋病既是醫學問題，又是社會問題，而辯題卻要求正方論證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要求反方論證艾滋病是社會問題，不是醫學問題。在認知不協調的情況下，要按規定的立論辯贏是十分困難的，因此，面對這種情況，就要積極做好認知的協調工作。
這種協調顯然不是讓立論服從自己的信念，相反，而是讓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向立論靠攏，並儘可能地將立論內化為自己的信念，那怕是暫時的。這個過程應該是在對辯題作全面、科學的分析，並形成具有一定科學性的立論中完成。因而，在這個過程中，不是完全摒棄自己原有的信念，相反，應積極地將自己的信念帶進去，在分析和思考中努力找到立論與自己信念的契合點，這樣就能很快地將原先不願接受的立場轉化為自己從心裏認同的立場。顯然，認知協調是一個積極的，富有創造性的接受過程，而不是被動的接受過程。俗話説：據理力爭。如果心理上無法接受辯論所應據的“理”，那麼不論怎麼“爭”都將是無力的。世上許多事都是知易行難。協調認知的重要性，理論上大家都清楚，但真要哪個人去實踐就難了。本屆大決賽的辯題是：人性本善。在準備辯題的正方時，我們隊的隊員從立論到邏輯推演都統一得比較快，因為，人性本善都是大家心之所向。可是到了準備辯題的反方時，大家的心就不那麼統一和順暢，總覺得有些解不開的疙瘩和理不清的思路。後來幾經反覆，不知費了多少口舌，爭了多少次，臨走前才把基本觀點一致起
來，併為每個辯手所接受。正是因為大家最終都從心理上接受了人性本惡，但教化能使人抑惡揚善這一基本立論，所以大決賽中，每個隊員都顯得比較胸有成竹，對自己的立論和觀點充滿信心，相信它就是真理。這種精神和心理狀態為最後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
第二，個體與羣體的心理協調。辯論賽是由各方四人組隊進行的，是一種團體性的比賽。在立場確定的情況下，四個辯手都應在同一立場上與對手作刀來劍往的較量。一旦哪個辯手遊離了本方立場，整個隊將陷入被動挨打的局面。所以，這種辯論賽十分強調四個隊員之間的默契和協同作戰的整體意識。要形成默契，四個隊員就要心心相通;要能協同作戰，形成整體，就要處理好個體與羣體的關係，使個體真正融入羣體，使羣體變成一體，在辯論場上異口同聲。
辯論要求每個辯手應該有自己的風格，可是整隊的辯論比賽卻要求每個隊員之間要有良好的配合，因此，對於一個辯論隊來説，不是不斷的配合產生默契，而是相互的默契而產生配合。這種默契是通過四個隊員之間深入的思想溝通，觀點交流達成的;是對根據立場需要所確立的理論、事實、邏輯和價值的一致認同。這種默契顯然是辯論場上配合的基礎。參加本屆辯論賽的英國劍橋大學隊，由三名博士生和一名碩士生組成，因此，在比賽中顯示出很強的個人單兵作戰能力，每個人的陳述都比較深刻，有一定的衝擊力。遺憾的是，由於他們之間存在着來自大陸隊員和來自台灣隊員之間的教育背景差異，所以，他們沒有形成很和諧的思想與觀點上的默契，從而影響了整隊立論的戰鬥力與對抗性，影響了整隊的配合。對於每個隊來説，默契的達成確實需要一定的時間，但更需要隊員之間心靈的開放、思想的交流和情感的匯聚。這就要求每個隊員在賽前對本隊其他隊員對辯題的認識和所設定的戰術方案有充分的瞭解、理解和體會;同樣，自己也要無保留地把自己的思想與其他隊員溝通，在這當中，任何形式的思想或心理的自我封閉和牴觸，都將導致嚴重的後果。隊員與隊員之間出現思想差異、觀點衝突是難免的，是極其正常的;而且對辯論賽來説，正是這種差異與衝突能不斷引發新思想、新觀點。所以，面對差異和衝突，如果每個隊員都本着積極負責的態度，理解與寬容的精神以及配合意識，那麼這些差異與衝突最終一定會走向一致和默契，並形成富有創意的思想與觀點。
杜維明教授在評點大決賽的兩支隊伍表現時，認為復旦大學代表隊在比賽中表現了一種流動的整體意識，並對此表示讚賞。實際上，這種流動的整體意識既是復旦代表隊在整場辯論中在理論和邏輯上的層層推進過程的反映，也是復旦代表隊整體協同作戰的意識與風格的反映。縱觀整個比賽過程，可以看到整體協調作戰的意識與風格是復旦代表隊取得最後勝利的一個關鍵性因素。一個隊的整體風格，是靠四個隊員來共同塑造的;一個隊的比賽，是由四個隊員來共同完成的，因此，對每個隊來説，除了要有良好的默契外，還要有良好的整體意識。每個隊員肯定有每個隊員的風格與習慣。每個隊可以根據不同風格隊員的組合來設計整個隊，但是任何一個有風格的隊伍都不是不同風格隊員的簡單組合，其風格都是根據隊員的不同風格所作的再設計結果。因此，在組隊參加比賽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各隊員的風格與整隊風格對每個隊員要求之間的矛盾，從而在心理上導致個體與羣體的不協調。在這樣情況下，就必須有一個協調與適應的過程。這個過程不應是消極的適應，而應是積極的配合。不否認按整體風格要求，個別隊員的長處或者説某些富有創意的精彩表現會受到抑制，但是如果這種抑制能帶來整體效果是完全值得的。一個隊的整體風格是一種有機的風格，它應在隊員的自覺選擇中形成。一旦一個隊整體風格對每個隊員的要求確定下來，也就同時確定了每個隊員在比賽中要表達的內容及其表達的方式。因此，一個隊員要能自覺地適應整體的風格及其要求，就應該有很好的整體意識，協調好個體心理與羣體要求之間的差異，明確自己在比賽中所“扮演”的角色。説得明白些，就是在整體中，每個隊員都應有捨得犧牲自己風格和表現機會的心理素質，只有這樣，流動的整體意識才能形成。如果每個人都”扮演”好自己應該“演”的角色，那麼整體就會光彩耀人。復旦代表隊之所以能給人一種強烈的整體感，主要就是因為每個隊員都很好地“扮演”所應“演”的角色，顯示出鮮明的個性。新加坡人對他們四個人的風格作了很個性化的總結：姜豐：親切，不温不火;季翔：嚴肅，理性;嚴嘉：機智，幽默;蔣昌建：成熟，穩重。正是這四個個性與風格鮮明的辯手，才組成了一支強有力的隊伍。
第三，心理調動。一支好的辯論隊在辯論場上必須有很強的感情投入，正如一個演員沒有感情投入演不好角色一樣，沒有很強的感情投入，辯論是絕對辯不好的。要能投入感情，一方面對比賽要有充分的信心，另一方面要有高昂的鬥志和強烈的參賽欲。這就需要在賽前做好心理調節與調動工作，以保證比賽開始時，每個隊員都能處在最佳的興奮狀態。
賽前的心理調動是靠個人的自我調節、激勵，隊員間的相互鼓勵和教練的積極引導來共同完成的。賽前，每個辯手都會不同程度地感到壓力、緊張。一旦壓力感太強，緊張過度，人就很難進入興奮狀態，這時感情也就很難調動。因此，賽前進行必要的心理放鬆和情緒調整，是每個辯手必須做的工作。在這次復旦代表隊的訓練中，我主要指導陪練隊伍的比賽。
陪練隊在賽前沒有什麼心理負擔，在他們看來，與正式隊比賽，贏一場賺一場，輸了，不賺也不賠，因此，他們在正式開始比賽後，有些隊員很快就興奮起來，而且感情十分投入。由於心理相對比較放鬆，沒什麼顧慮，所以，有些隊員也會不時地調侃正式隊員，出一些事先沒準備的幽默。陪練隊員的表現説明：賽前辯手自我心理的調動與調節對辯手在比賽中的表現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賽前辯手的自我心理調節，可以根據各自的特點採用不同的方法：如和別人説笑話，放鬆一下，提前到現場感受氣氛;四周走走看看等等。
實際上，每個隊員的心理調節是與整個隊的心理狀態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可以設想，如果一個隊中有三個隊員心理狀態不佳，另一個隊員再怎麼調動也是調動不起來的;如果賽前，四個隊員各管各的事，互不交流，互不提醒，那整個隊的臨戰氣氛就沒有，整隊的心理狀態就調節不到最佳點。因此，隊員在比賽前的相互提醒、鼓勵和安慰很重要。這樣做，不僅能有效地釋放隊員的心理壓力，使其產生信心，而且也能有效地起到鼓舞軍心，激起鬥志的作用。一支好的辯論隊，都應有一核心隊員，該隊員在賽前就起鼓動軍心，喚起鬥志，凝聚全隊的作用。
教練在賽前對隊員情緒和心理的積極引導，十分有助於隊員賽前的心理調動。我在指導陪練隊時，賽前一般不再與隊員討論辯論中的立場與反駁，主要作戰術的交待和心理鼓動工作，儘量使他們興奮起來，產生迫不及待與對方決一雌雄的鬥志。另外，我還給個別隊員做一些心理引導，讓他們找準比賽中表現的感覺。在一次比賽前，我告訴四辯：“你在總結陳詞時，要給人一種震撼感，使觀眾覺得緊接下來的對方四辯的總結陳詞無論如何都壓不過你，因此你的陳詞要有激情，就像一個偉人在給千百萬人演講，字字句句都擲地有聲”。我這一引導果然在比賽中起效果，他一改過去慢條斯理的總結陳詞，用充滿激情的語調，配以具有表現力的手勢，總結了基本立場與觀點，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賽後，他自己感覺也很好。
賽前的心理調動，應適當把握好調動的時機。有一次，陪練隊要與正式隊進行一場模擬賽，原先規定下午三點鐘開始，於是我從二點半開始，對他們作最後的戰術交待和心理鼓動，到三點鐘一切準備就緒，等待比賽開始。這時，由於正式隊伍臨時有事，比賽延至三點半開始。最後比賽下來，隊員普
遍反映，由於比賽突然延遲，比賽時間與興奮點錯位，所以在比賽中很難興奮起來。這個事例表明：心理調動應努力使隊員的最高興奮點與比賽開始時間比較接近，不能讓隊員興奮着等待比賽，而應儘量使隊員興奮着進入比賽，這樣比賽的效果比較好。
第四，克服心理障礙。每個人都會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心理障礙，人們許多不注意的失誤或過錯，往往與心理上的某些障礙有關。心理障礙對辯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口誤上。口誤在辯論中最為忌諱，因為，一次小小的口誤一旦被對方抓住，就可能使整場比賽陷入被動。口誤有多種表現形式： 一種是老是説不好某句話。例如復旦代表隊的四辯在與英國劍橋大學隊的比賽中作總結陳詞時，在説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時，顯得比較緊張，説得有點卡殼。知情者都知道，這不是他不熟悉這句話，而是他的心理障礙在作怪。
因為，“淫”和”移”音相近，在平常的訓練中，他經常把這兩字念反，結果就形成了一種心理障礙，每當説到這句話，他心理就緊張，怕再出錯，越怕出錯，就越緊張，越緊張也就越容易出錯。
第二種表現形式是老是把要表達的意思表達反了。在訓練比賽中，有一隊員在反駁對方時，經常説：“對方辯友也……”她用這一句式所要表達的真正意思是：對方剛才指責我方所犯的錯誤，正是對方現在所犯的錯誤。正確的表達應該是：“對方剛才口口聲聲説我方………
，可真正這樣的不是我方，恰恰是對方，對方剛才的表現正是犯了對方自己一再反對的錯誤。”這個反駁應該説是有力的，但是由於她在這一句式中用了“也……”，結果把整個意思説反了，因為用“也……”這一句式反駁，實際上首先不自覺地肯定了對方剛才的指責，而對方現在所犯的錯誤只不過是對方所指責的錯誤。這樣，整句話的辯駁力大大降低，並給對方一個強有力的反擊機會。如果對方反駁道：“你們實際上承認了剛才的錯誤，”那麼我方就陷入被動。經常出現這種錯誤，在很大程度上與她思維和反應的心理定勢有關。她對對方説別人錯了，可自己卻在這方面出現類似錯誤的表現十分敏感，所以一遇到這種場境，她就會急於反駁，試圖一下子把對方推入尷尬境地，急於表達，於是自然地用了這樣一個順口而簡單的句式。這種心理定勢很容易轉化成辯論中的心理障礙，即到時總找不出更好的句式來表達應該表達的正確意思。 第三種表現形式是經常把某個字的音讀錯。漢語中有許多字是由不同字或由一個字為主加上某些偏旁部首組合而成。這些組合字的讀音，有些讀構成組合字主體的那個字音，例如，“叨”讀“刀”的音，“惦”讀“店”的音;有些組合字則不然，例如“恪”，就不能讀“各(gè)”的音;而應讀“克(kè)”的音。由於前一種情況居多，所以大多數人形成了一種按構成組合字主體的那個字的讀音來讀該組合字的習慣。
這樣一旦遇到後一種情況，習慣就會形成心理障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大學生辯論賽中，許多辯手在講使用率比較高的“莘莘學子”這個詞時，要麼完全讀錯，要麼卡殼、要麼在觀眾的笑聲中再重複一遍，把讀音改過來。因為，許多人按習慣，把這個字讀成了“辛(xīn)”的音，正確的讀音應是“申(shēn)”的音，形容眾多。在辯論賽中，把字讀錯，不僅會鬧笑話，而且還會遭對方辯友以糾正讀音方式的“善意”攻擊。在許多情況下，辯手把某個字的音讀錯，並非他不知正確的讀音，而完全是由習慣所形成的某種心理障礙造成。
口誤是難免的，但在辯論中應儘量避免口誤。為此，各辯手在賽前要有意識地克服並消除口誤背後的心理障礙。消除這方面的心理障礙，可以根據情況採用多種方法進行。例如，針對老是把某句話説錯的毛病，有意識地去分析自己認為很熟的這句話，分析這句話的完整含義和內在邏輯，形成新的認識以代替舊的意識。針對説話的句式問題，可以就某種意思的表達設計多種正確的句式，並從中確定一個自己最得意的，既然是自己最得意的，在場上就會脱口而出，不會被舊句式所困，至於讀音問題，則只能靠多讀，以加深印象。在辯論賽中適當調整語速，也是克服心理障礙，防止口誤的好辦法。
三、辯論場上的心理控制
在這麼多比賽中，辯論賽在本質上與棋賽最為相似，辯論賽在“辯”中對抗，而棋賽卻在“談”中對抗，我們時常把下圍棋稱為“手談”。不論“辯”中對抗，還是“談”中對抗，其中真正在較量的，不是言語和詞句，也不是一粒粒棋
子，而是對抗雙方的心力、智慧和勇氣。任何對抗都是控制與反控制的過程，你不控制對方，就會被對方所控制。在雙方的心力、智慧和勇氣的較量中，在棋逢對手的情況下，控制對方的心力和勇氣往往成為取勝關鍵。這種控制也就是控制對手的心理。要控制對方的心力與勇氣，就要用自己的心力與勇氣與之較量並壓倒對方。為此，首先就要調配和控制好自己的心力與勇氣，使其具有強大的能量。辯論賽與棋賽有點不同，在棋賽中，棋手遠離觀眾，觀眾的反映不影響比賽;而辯論賽具有一定的表演性，它需要觀眾，觀眾的認同和支持都會對各方的表演產生全面的影響;因此，在比賽中，如何通過與觀眾的心照不宣的交流，贏得觀眾的心，觀眾的認同和支持，是辯論雙方都要考慮並採取措施解決的問題。由此可見，在一場辯論賽中，心理控制有三個方面：自我心理控制，對手心理控制和觀眾心理控制。
第一，自我心理控制。自我心理控制是實現對整場比賽全面心理控制的首要前提。如果自我心力不強，勇氣不振，即使再怎麼有智慧，都是很難戰勝對手，征服觀眾的。中國學把“氣”視為生命之本。“氣”消命亡。這道理也同樣適用辯論賽。俗話説：“狹路相逢勇者勝。”一支真正能戰鬥的好的辯論隊，應該是充滿活力和生氣的隊伍，只有這樣的隊伍，才會在比賽中展現出排山倒海的氣勢和攻擊力。一個隊的氣勢和戰鬥力，一方面基於其知識和理論的素養，另一方面則基於其自我心理的控制力，在比賽中，顯然後者更具決定性意義。
自我心理控制首先控制的是緊張。緊張是辯論賽的最大敵人，可緊張又是辯論賽所難免的。緊張影響陳述與反駁的邏輯與力度，影響注意力，讓對方的漏洞和矛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溜走，嚴重的還會影響辯手的風度，因為過度的緊張會使辯手在發言時，兩手發抖，嘴脣發紫，臉色發青。要控制緊張，在賽前，就要充分地自我放鬆，拋開有關辯論賽的任何私心雜念，並確立牢固的信心。這信心，包括對自己有信心，對隊友有信心，對辯詞和立論有信心，對教練的指導有信心。這種信心，有時不能靠理性來確立，有時就是靠強烈的取勝慾望來確立。要控制緊張，在比賽開始後，就要爭取儘快進入角色，將整個身心融進辯論場。好的辯手能在開口講話後的瞬間就進入狀態，消除緊張，而有的辯手則會從頭緊張到尾。
要能儘快進入狀態，就要在平時的訓練中養成一上場就能使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心理素質。如果在場上能很快地調集自己的注意力，並全部投入對方的一言一行，那緊張也就會立刻消除。
其次，要控制急躁情緒。緊張有時會導致急躁，但急躁有時是由於太想贏對方，恨不得將對手一“拳”擊倒造成的。辯論是一項藝術、智能化的表演，在辯論場，雙方之間的心理關係十分微妙，任何一方一出現急躁情緒，就會給對方造成可乘之機，導致比賽的心理天平傾斜。辯論賽非常強調語言的優美和表達的藝術，如果心理過於急躁，這方面的表現力就會喪失，而流露出爭吵的味道。所以，急躁對辯論賽的取勝十分有害。在本屆辯論賽的大決賽中，台灣大學隊就表現得過於激動。在自由辯論中：
蔣昌建：我還沒聽清楚，你們論述人性是本的，是在進化論原始社會的本，還是人一生下來的本，請回答!
許金龍：我方早就説過的嘛!孟子説良心啊，你有沒有惻隱之心，你有沒有不安不忍之心，這就是良心嘛!你怎麼不聽清楚了呢?
許金龍回答問題的口氣和他最後那句話，都給人一種發急的感覺，而不是理直氣壯的感覺，而且，這種口氣和表達方式也缺乏美感。在這場比賽中，台大代表隊的急躁和激動情緒影響了比賽的正常發揮，也影響了其自身的整體風格。對此，杜維明教授在評決中以十分委婉的語氣點明道：“在語氣
方面，正方是嚴厲質問，懇切坦誠，有的時候情緒比較激動。”在比賽中，能控制住急躁情緒，就能使自己的心態保持沉穩和冷靜，而這卻是辯論賽所最最需要的，因為在這種脣槍舌劍的較量中，語言的表達都比較巧妙，而且一來一往的對辯速度比較快，要想找到對方的漏洞並予以打擊，就需要有明察秋毫和快速判斷的能力，而這種能力的發揮完全需要沉着和冷靜。在這場大決賽中，台大隊從枱面上看，顯得十分熱鬧，猛打猛攻，氣勢逼人，但由於缺乏冷靜，對復旦代表隊的立論沒有很仔細的分析，所以他們實際上一直攻不到復旦代表隊的要害上，以至於台大四辯在總結陳詞時，把復旦代表隊最基本的立論搞錯，他所攻擊的論點，正是復旦代表隊做過有力論證的論點。台大隊是一支有戰鬥力的隊伍，最終失利有多方原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隊員自我情緒控制不好，不夠冷靜，過於激動。
最後，要鼓足最大的勇氣，在敢於同對手鬥智的同時，還應敢於同對手鬥勇。兩軍對壘，勇者勝。辯論中的勇氣，不簡單來自激情，它更主要來自高度的自信和高度的理性。辯論基本上還是辯“理”，理直才能氣壯，有高度的自信和理性，辯手就能回擊來自任何方面的進攻，就能將自己的立論視為無堅不摧的矛，用其大膽地攻擊對方。在與澳大利亞悉尼大學隊的比賽中，復旦代表隊就充分利用“社會系統工程”這一立論的核心概念，大膽地攻擊對方：
姜豐：醫學已經搞了幾十年，但是還沒有搞出來，我們看到，社會系統工程出台後已經取得了有效的效果。
正方：什麼有效效果啊?
姜豐：有效效果是有目共睹的。我們從來沒有否認過醫學也要參與其中，但不是説醫學參與就是醫學問題。我在報紙上看到奎因街發生了五次火災都有醫生參加，但是不是這五次火災都是醫學問題呢?
正方：你説社會問題可以參與其中，但是社會問題就等於是醫學問題嘛。
蔣昌建：對方終於退出了一步，認為醫學是沒法解決的，只有靠社會系統工程，論證了我方的觀點，謝謝。
正方：現在是絕症就能證明以後就是絕症了嗎?在歷史上，黑死病、糖尿病、肺結核都曾是絕症，但在醫學的發展下都一一迎刃而解了，對方怎麼解釋?
季翔：醫學就真的解決了嗎?東南亞現在不還在流行瘟疫嗎?這還是個社會問題呀!
正方：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醫學知識，沒有足夠的醫療設備呀!
嚴嘉：不是有了錢就能解決問題的!艾滋病這個絕症現在是個社會問題，解決以後就不是個社會問題嗎?感冒是個可以治療的，大規模的感冒還是一個社會問題呀!
正方：那我倒要問對方同學，如果我們今天發明一種可以控制艾滋病的疫苗，那會有什麼社會問題，請説明。
季翔：如果的話，整個巴黎都可以裝在一個瓶子裏，如果人類不存在，艾滋病還有沒有啊?
在這幾個來回中，可以看出復旦代表隊的隊員對自己的立論和核心概念十分有信心，有把握，並用其緊逼對方，不讓對方有喘息機會。有了信心，有了一往無前的勇氣，不僅能夠進行大膽地進攻，而且能有效地迴應對方的攻擊。在大決賽中，我方的立場是：人性本惡，於是對方一開始就進行猛烈攻擊：
許金龍：對方辯友，他要有人勤加於灌溉，我想請問對方辯友，請您正面回答我，你喜不喜歡殺人放火?
季翔：我當然不喜歡，因為我受過了教化。但我並不以我的人性本惡為恥辱。我想請問對方，你們的善花是如何結出惡果的?
吳淑燕：我想先請問對方同學，您的教育能夠使你一輩子不流露本性嗎?如果您又不小心流露本性，那我們大家可要遭殃了。
嚴嘉：所以我要不斷地注意修身自己啊!曾子為什麼説“吾日三省吾身”呢?所以，我再次想請問對方辯友，你們説內因沒有的話，那善花為什麼會從惡果裏產生呢?
很顯然，台大這兩輪進攻都是針對我方立場，有備而來，而且直指辯手本身，在這樣情況下，我方辯手稍有遲疑，不正面迎接，他們即刻得勢。好在我方辯手在對辯中具有非凡的勇氣，不僅正面回答了問題，闡明瞭我方基本態度，而且還直接向對方立論的核心點發起進攻，兩次追問對方：善花如何結出惡果，正是這種勇氣，保證了這場比賽的最後勝利。
第二，對手心理控制。辯論賽就是控制與反控制的較量。在比賽中，創造並保持心理上的優勢十分重要。要創造並保持心理上的優勢，除了要很好地控制好自己心理狀態外，就要努力用辯論賽中表演的技巧、辯論的技巧去不斷地衝擊對方的心理防線，或去迷惑對方，使對方的信心動搖，從而全面地駕馭對手的心理。因此，在比賽中，要敢於與對方開展心理戰，並爭取在這無聲的戰場上贏得優勢。在新加坡舉辦的前後四屆辯論賽的決賽錄像，我看過多遍，我一直有這種強烈的感覺：最後勝利的隊，都不僅勝在枱面上的脣槍舌劍，而且還勝在枱面下的心理之戰。我認為控制對手的心理，主要有以下幾種方法：
首先，用眼神和表情控制對方。這是控制對手心理最簡單，也是最基本的方法。辯論是面對面進行的，辯手的一手勢，一表情、一眼神，都會影響對手的心理。如果能有意識地利用手勢、表情和眼神所能表達的語言來影響對方，迷惑對方，那就等於在與對方辯論時，除了用嘴和對方論辯外，還用眼神與表情和對方論辯。當然，後一種的論辯要十分恰當，絕不能過火，否則適得其反。一般來説，在對方發言時，辯手的眼神和表情，要表現出全神貫注的神態，用目光直視對方發言者，並適時地流露出懷疑的神情，這些表現主要要給對方一個信息：我正在非常仔細聽你的陳詞，任何漏洞和矛盾都逃不過我的耳朵，對你發言中的有些地方我已感到懷疑，我極可能要抓住反駁。對方如果看到這種眼神和表情，接受到這種信息，就有可能緊張、發慌，甚至可能開始自我懷疑，懷疑自己什麼地方説錯了或説漏了。在大決賽中，作為評委的杜維明教授對雙方的陳詞都聽得十分仔細。從錄像中可從看到，他在聽辯手陳詞時，那個眼神極其特別，斜着眼，眼睛動也不動地直盯着，顯得十分認真和投入，好像在仔細琢磨辯手所説的每句話，我想在場的辯手中不論哪一個看到大教授的這種眼神，多少都會感到心裏發慌的。聽對方發言是這樣，在自己發言時，則就通過語氣、手勢和神態，顯示出十足的信心和在立場與觀點上的堅定不移態度。復旦代表隊與劍橋大學代表隊關於“温飽問題是談道德的必要條件”的辯論進入總結陳詞階段後，復旦四辯首先總結陳詞，他一開口就用嚴肅而堅定的語氣説道：“經過剛才一番脣槍舌劍，我的肚子的確有些餓了，但是我仍然要把道德問題談清楚。”他的話音剛落，全場掌聲四起。在這形象化的樸素語言中，他不僅再次表明了反方的基本立場，即不論在任何時候，只要人存在就能談道德，而且表明了反方在這立場和觀點上堅定不移的態度。這擲地有聲的話語和觀眾的掌聲無疑給對方造成了一點心理衝擊。應該注意的是，辯論賽中神態、眼神和手勢的表現，一定要恰到好外，否則，不僅不會有效果，而且會使人產生反感。 其次：出其不意，打亂對方心理準備。
現在這種辯論賽事先都經過較精心的準備，因此，隊員在上台前心裏都比較有底。但是不管事先多麼精心準備，總難免有疏漏和考慮不周全的地方，這些疏漏或不周全的地方一旦在比賽中被對手點到，辯手就會因缺乏心理準備而發慌，或迴避，或支支吾吾、躲躲閃閃。這時，攻方就可以藉機進行第二次打擊，進一步削弱對手的心理優勢。這種出其不意的戰術，是通過追問對方一些看似十分基本，辯手理應知道而實際上答不上來的問題來實現的。在1988年的新加坡亞洲大專辯論會上，復旦代表隊第一場與澳門東洋大學對壘，辯論聯合國是否有存在下去的必要的問題。在自由辯論中，復旦代表隊就要求對方説出聯合國的成立時間，結果對方對這問題沒有準備，一時答不上來，顯得被動，於是復旦代表隊得勢不饒人，進一步攻擊道：連聯合國的生辰八字都沒有搞清楚，怎麼能斷定聯合國是否有存在的必要。這一攻擊，使對方更陷於被動。第一次追問答不上，對手心裏必然緊張，因為這是最基本的問題，緊接着的第二次攻擊，對手是無力反擊的，這時對手的自信心就會受到衝擊。可見，這種出其不意的追問和攻擊，對對手心理的衝擊是很大的。在本屆大賽中，復旦代表隊在與悉尼大學代表隊比賽時，如法炮製，再次奏效。下面就是這精彩的一幕。
季翔：我倒想請對方辯友回答我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今年艾滋病日的口號是什麼?
正方：今年的口號是“更要加強預防”，怎麼預防呢?要用醫學方法去預防啊。
季翔：錯了!今年的口號是：“時不我待”，對方辯友連這個基本的問題都不知道，怪不得談起艾滋病問題來還是不緊不慢的。
正方：既然對方辯友説“時不我待”，那麼為什麼還不趕快從醫學問題上面去研究，趕快發明一種對人體有益的疫苗，趕快解決這個問題呢?
季翔的一問一攻，引來了滿堂喝彩。對方在季翔提出問題後，心裏就開始緊張，由於是“很簡單的問題”，對方不得不回答，於是現場隨口説了一個口號，在季翔緊接的精彩攻擊後，對手的迴應明顯失去了攻擊力，開始顯得信心不足。和任何戰術一樣，這種戰術要奏效，也不能濫用，要用在點子上，要相對有把握地用。
再次，緊逼對手，使其陷入心理困境。辯論賽絕不可能像拳擊賽那樣，有可能一拳將對手擊倒，結束戰鬥。辯論賽，從場面上看，主要靠“點數”取勝，即找到對方立論和觀點的各種弱點與矛盾，進行多點或多層次的攻擊。在這過程中，如果抓住了對方立論和觀點的最要害點，就要緊逼對手，使其陷入困境。每一次的緊逼都是對對方心理的一次有力的衝擊，尤其當對手覺得回答了問題而我方指出他實際上並沒有把問題説清楚時，這種衝擊就更大了。復旦代表隊在與劍橋大學隊比賽時，就用了兩個估計對方很難回答清楚的問題來緊逼對方，一個是邏輯問題，即要求對方證明沒有温飽就絕對不能談道德;一個是事實問題，即“請對方舉例説明，哪怕是一個，人類社會在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下一點道德都不談”。這兩個問題在復旦代表隊一辯的陳述中就明確提出，由於對方一直沒有很有效地回答這兩個問題，所以復旦代表隊在整場的比賽中，不時地用這兩個問題，交替緊逼對手，以致對方在無法舉出我方要求的實例時説了令全場大笑的一句話：“我方的論點對方沒有任何批駁，所以我方的定義已經成立了?”對這話，季翔緊接的反駁很是精彩：“你的論點不是自己説成立就成立了，不然還要評判幹什麼?”此時引來的是全場掌聲。雖然，在這場辯論中，劍橋代表隊也對復旦代表隊進行反緊逼，即用“超道德”行為能不能在社會上廣泛推行的問題，先後三次緊逼復旦代表隊，但由於緊逼不力，加之復旦代表隊的化解，結果這種緊逼沒有奏效。
這樣，復旦就在與對方的緊逼和反緊逼中，控制了對方心理，並將其逼入困境。復旦代表隊在最後一場與台大隊的比賽中，採用了更加強硬的緊逼戰術，每個辯手都提出同樣的問題要求對方回答：即善花如何結出惡果。由於對方一直無法自圓其説，所以，這個問題像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一樣，越逼越緊，逼得台大辯手個個情緒激動，恨不得將我方一“拳”打倒，擺脱這問題的“糾纏”。事實證明，這種緊逼在一定的條件下是能比較有效地衝擊對方的心理。因為，這種緊逼使對方不得不一再面對自己無法回答或自圓其説的問題，多次面臨困境，再好的自信心和心理狀態也會被沖垮的。 第三，觀眾心理控制。觀眾心理控制就是在辯論中要和對手“搶”觀眾，“搶”觀眾的心、觀眾的情和觀眾的思。這種“搶”在辯論場上不是靠平庸的逗樂，而是靠每個辯手和整個隊的總體表現。關於這個問題，我前面已有所論及，在此我主要想談下面兩個問題。
首先，用真情去打動觀眾。在人世間，沒有什麼比人的真情更能打動人心的了。英國著名政治家丘吉爾是一個非凡的演説家，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憑着他的膽量、真情和出色的演説才能，喚起了英國人民堅決抗擊法西斯德國的決心。尼克松在評價他的演講時説：“他的演講之所以激動人心是由於其本人也被他為之奮鬥的理想所激勵”。澳大利亞前總理羅伯特·孟席斯爵士認為丘吉爾演講之所以那樣扣人心絃，其原因是他“懂得了一個偉大真理，這就是，講演者或領導人要想打動別人，首先得打動自己，他腦海中的一切都應該是栩栩如生的”。任何真情都源自心靈的深處，源自對生命和人生的最深刻理解和體驗。就辯論賽來説，辯手要想在辯論中用自己的真情去打動觀眾，就首先要對自己的立場、觀點、甚至辯詞中的每一句話有真情，要充分感受到所要説的每一句話都是心裏想説的話，這樣就能在賽場上賦予每句説出的話以真情，從而在打動自己的同時，打動觀眾。其次，對辯論賽本身要有真情，即對辯論賽本身要有認真的態度，執著的情感。丘吉爾在鍛鍊自己演講才能時，態度是極其認真的。尼克松説：開始的時候他寫出並熟記每一篇講稿，對着鏡子研究説話時的手勢，甚至試驗以各種方法使用咬舌音，來增強效果。我想一個好辯手要想在台上用自己真情的表演打動觀眾，就必須有在台下對辯論藝術精益求精，執着追求的精神。只有在這種精神下的不斷進取和努力，辯論才能最終轉化為辯手的一種“本能”。總之，在辯論場，要深深地打動觀眾，贏得觀眾，不是靠美麗的詞藻和做作的表演，因為這些產生不了真情，而應該靠對理論的執著，對辯論的激情和對辯論中一言一行的認真態度。不管哪一支辯論隊，只要他付出了真情，他定能換回觀眾的真心。 其次，用真心去理解觀眾和尊重觀眾。我國相聲大師侯寶林先生在回顧自己一生的演藝生涯時，十分動情地説：觀眾是我的衣食父母。
對於辯論賽來説，觀眾雖然不是辯手的衣食父母，但卻是辯論賽不可缺少的有機部分，是辯論賽的基礎和最基本的“評判員”，也是每位辯手的堅強後盾。沒有觀眾，辯論賽就失去了應有的魅力，沒有觀眾的支持，不論哪一方要想獲勝都是十分困難的。常言道：要讓別人理解和尊重自己，自己就必須首先理解和尊重別人。這個道理同樣適用於辯論。任何觀眾在聽辯論時，他都會帶進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好惡判斷，對此，任何辯手都要有一定的心理準備。
在辯論賽中，我們要儘可能地展現台下觀眾所代表的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的積極方面，並予以肯定。當然，這種展現和肯定應根據現場和辯題而定。例如，1988年復旦代表隊在與台大隊決賽時，肯定了新加坡為抵制西方歪風所實行的社會綜合治理;而在本屆決賽中，則對新加坡的教化工程大加讚賞。在這樣的場景下，主動地肯定觀眾所代表的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的積極方面，就是對觀眾的莫大理解和尊重。辯論賽切忌辯手在辯論時，目中無人，不顧場合和場境，信口開河。一個好的辯手應該有很強的觀眾意識，他對觀眾的理解和尊重，不能表現為對觀眾的胡吹亂捧，而應表現為對觀眾所代表的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的積極方面的理解和讚賞，對這些領域存在的問題的理解和同情。只有這種出自真心的理解和尊重，才能温暖觀眾的心，才能把話説到觀眾的心坎上，才能使觀眾從辯論現場感受到來自辯手的親切與友善。正如毛澤東所説的，贏得人民，就贏得戰爭的勝利。在辯論場上，贏得觀眾，就贏得辯論賽的勝利。
四、一些題外話
我不是學心理學的，更不是搞辯論的，我的專業是政治學，這次參與辯論賽純屬偶然，以上一堆閒話只是自己的心得與觀感。由於自己一直是搞理論的，所以也不自覺地把這些心得與觀感理論化了。搞政治與搞辯論，在常人看來似乎是一致的，因為政治舞台上的鬥爭與妥協，無不經過政治家或政客之間一番激烈的脣槍舌劍，美國的總統選舉如此，英國古老議會大廈裏的爭論如此，聯合國通過重大決議時也是如此。我不否認政治需要辯論，但政治和辯論的真正一致性並不在此，而在它們的終極目的。政治學鼻祖亞里士多德在兩千多年前就十分明確地指出：政治的最終目的，不是權力、財富，而是實現人與社會的至善至美。政治是如此，辯論更是如此。因為人類最初發明辯論，並不是為了遊戲，完全是為了解開困惑，純潔心靈，辯清真理，達到人生與社會的至善至美。如果説在這次參與中有什麼領悟的話，我想這是我的一點基本領悟。
辯論賽已經落幕，輝煌已成為歷史，然而，我和王滬寧、俞吾金、張靄珠老師，和六位才華橫溢，個性鮮明的辯才以及兢兢業業、甘為人梯的十二位國際政治系研究生陪練員一起為準備本屆辯論賽所經歷的一幕幕，至今依然歷歷在目，難以忘懷。我十分欽佩這三位老師的學識和人品，他們給了我許多能夠終身受益的啟迪，我也十分欣賞這些優秀的學生，他們的刻苦和悟性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論在台上還是在台下，我都時常從他們身上感到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和一個文化的新希望。
人的一生不會有太多的機會去經歷這樣一次鍛鍊和洗禮，我得到了，為此我深感榮幸。
在從新加坡凱旋後的隊內總結會上，大家都發了言，唯獨我默默不語，不是我不想在這個隊即將解散的時候，向這些感情至深的老師和同學説些什麼，而是我實在説不出來，因為從這次鍛鍊和洗禮中，我所得到的東西在心裏埋得實在太深了，以至我一時也説不清我真正得到了什麼。然而，當我重新回到朝北的書房，重新站到講台上，重新向國政系的研究生表達自己對中西政治發展的理解時，我就清楚地意識到了自己在這次辯論賽中的所學和所得，感到了自己對人生、社會和政治的認識與理解的再度昇華。我雖然沒有把這些心得和感受，把昇華了的思想告訴這三位老師和六位辯才，但我卻告訴了更多同學，影響了更多復旦人。
人活在世上的天數可數，因此，人要活得有意義，有價值，應爭取每一天都能感到新的收穫、新的進步和逐漸升華的歷程。我想只要有了這種感受，人生就一定是充實的。辯論賽結束後，我對這一點的感受更加強烈。我一向很鍾情我們的中華文化，這並不僅僅在於她的博大精深，更重要的是在於她具有無窮無盡的生命力和潛能。辯論賽更加深了我中華文化的情結。一個能深深感受到自己民族文化生命力和希望的人是幸福的人，從這意義上講，這次辯論賽加深了我這種幸福感，給我帶來了新希望。為此，我將永遠感謝這次辯論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