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播音員播的都是國家大事，距生活很遠，使人深感敬畏和神祕。電視銀屏上見到的播音員都是那麼端莊嚴肅不苟言笑。他們是那麼的正確，正確得沒有絲毫髮音錯誤，他們脣紅齒白，字正腔圓，眼睛都不多眨一下。播音員的表情是政治的表情，播音員的話語是國家的話語。那清脆快捷的話語是乾裂的、強硬的、無可爭辯的，那話語要求的不是思慮、猶豫和猜想，而是接納、吸收和融會貫通。
後來播音員也叫主持人。我總覺得兩者不是一個概念，播音員不強調主體性，對於播音的內容而言播音員永遠都是他者。而主持人所説的是自己的話，雖然他不能主持一個國家的內政外交，不能主持經濟和文化的走向，但他能主持自己的一張嘴、一個喉嚨。
當然主持人概念所含的或許是另外一層意思，它暗示着一種貼近性，那是對播音員與受眾的疏離感的反叛。話是説給心的，而不是説給耳朵的，如果只有耳朵這個僵硬的接收器，話或者不起作用，或者起作用，但那是噪音對人的作用。那麼在僵直的、神經緊繃的面部增加一點笑容，也就是説在抽象性中增加一點日常性，效果會不會有所改變呢？歸根結底這個問題要問誰呢？要問節目內容。形式不能左右內容，笑容不能左右意識形態。笑容既可以在中國找得到，也可以在歐洲、非洲、拉丁美洲找得到。但是笑容以及笑容所捎帶而出的個人魅力至少是對高度共性的消解，至少是對虛幻的莊嚴的消解。非新聞主持人以他們特殊的身份率先得脱藩籬，走入口語化之一途。輕鬆、自如乃至幽默的主持風格由此濫觴。新聞主持人雖不能與綜藝、體育主持人攜手共進，但欣羨的一瞥足以使他們自省。
新聞的真實性不是主持人憋紅了臉憋出來的，莊嚴的表情已經沒有先前那麼管用了。在這個問題上俄羅斯人沒有和中國站到一塊兒。莫斯科MITV電視台為了表現新聞的赤裸裸的真實，女主持人斯韋特蘭娜·佩索茲卡婭邊説新聞邊搔首弄姿地脱衣服，淺綠色的夏奈爾外衣和襯衣的鈕釦一顆顆被解開，新聞説完了，衣服也脱得精光。現在不光是英國和法國購得了這個節目的構思權，台灣“eee-news”裸體女直播網站也積極跟進，形式進一步豐富，由坐着播，到站着播，再到脱了衣服躺着播。鏡頭竟也“不顧臉面”，由修長的大腿搖到豐滿的臀部。就這樣，狂熱的形式崇拜把受眾的目光從內容上引開，引到了無限妖嬈的人體欣賞。真實性的戰役並未見得取得輝煌的戰果，倒是收視率和市場佔有份額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人們對真實性的緊張期待已經被徹底瓦解了。或者説，新聞的真實性成了人體的真實性，新聞本身退到了幕後。
假裝的嚴肅和做作的輕鬆都將歸於失敗，嚴肅到不近人情和輕鬆到喧賓奪主都非傳播的本來目的。兩極的擺盪常使主持人忘記了他們在幹什麼。比如口語化，極端的口語化是有意磕絆，把話説錯，甚至到了期期艾艾的程度，使其終不能與書面語的典雅和準確對抗，並最終淪為傻瓜化。而港台腔的陰火，則由廣播電台蓄意點燃，並蔓延至電視台。學了幾十年的漢語並受過專業播音訓練的主持人們假裝一夜之間集體將自己的語言歷史完全忘光，找到了一個粵語媽媽重新開始吃力地丫丫學語。語言的市儈氣不是源於追求進步，而是源於追求榮耀。因為榮耀來自於經濟發達地區，所以使人覺得經濟的強勢地位就是語言的強勢地位。這和學結巴正相反，學結巴是為嘲笑結巴。但其結果卻相同，舌頭都回不到原來的地方。幸運的是至今沒有哪一個領導跳出來批評：這樣的喉舌難道是黨的喉舌嗎？
曾經有一個女主持人從電台調到我所在的電視台——這樣的調動是一個趨勢，因為電視台是強勢媒體。她的上鏡效果完全過得去，只是個別發音的港台腔餘毒尚未肅清。她雖有容貌優勢，但吃力的發音不得不使人產生一定限度的同情，因為這種發音習慣不符合她所主持的欄目的定位。在很長一段時間她的工作就是用來矯正發音，她痛悔地説，都是電台把她害的，那裏的每個主持人都是這個腔調，因為聽眾都喜歡她們這樣説。這個時候我由衷地感到一種悲傷，一個主持人不能左右她所傳達的內容，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竟至於不能左右她的發音習慣，這是多麼大的失落啊！難道那貌似瀟灑的主持背後的情況竟是一個難堪的內幕，不是主持人在主持節目，而是一個巨大的、無形的市場在支配着主持人，是規模超常的、情趣低下的羣氓在主持着主持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