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二開始，我就不再流連於校園裏的時光。儘管和京城媒體圈這個毀人不倦的染缸相比，南開大學裏的每一幀圖片，看起來都是如此的乾淨、純粹。
XX年9月11日，過去三年裏我難以忘懷的一天。早上有課，我和同學在教室裏百無聊賴地恭候任課老師大駕光臨，如常地閒扯、嬉笑，直到學習委員過來，不動聲色地把我拉了出去：“上學期你的政治經濟學掛掉了。”而那年，在不考慮這門意外的情況下，我本可以嘗試着伸手碰碰那份被世俗而盲目地誇張為大學生涯價值評判標準的獎學金。
於是，那天也成為我這21年來最不堪回首的中秋節。儘管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我極力避免在陌生人面前提起那次沉痛的打擊，但今天想來，我依然難以想象，自己曾經如何在那樣的心理高壓中度過漫長的18個小時，直到凌晨才在惴惴不安中精疲力竭地睡去。
此後我嘗試着用成績來彌補犯下的過錯。我辭去了校內一些看起來頗有“晉升潛力”卻實際上毫無意義的職位，開始安心地做那些符合傳統高校價值觀的事情——上課、唸書、做習題，然後再進入下一輪枯燥的循環。是的，儘管我對這樣了無生趣的生活方式深惡痛絕，但至少還是從頗為可喜的習題正確率裏聊以自慰地找到了一些或多或少的成就感。
但在期末考卷下發後的一分鐘裏，我意識到了這半年已全然枉費。和復旦習題集裏那些妙趣橫生的案例題型相比，我們依然在沿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考試方法，用對課本詞條和段落文字的強記程度來衡量學生掌握知識運用知識的能力。
不得不承認，對於我這樣從小就不能完整連貫地背誦《董存瑞》和《黃繼光》的理科生而言，要強迫自己去匹配身處的這套價值評估體系未免過於理想而極端。
索性，從大二下學期開始，我決定做自己喜歡做的和該做的事情。我沒有讓大一的慘劇重演，但我也沒有再對來自校方的獎勵寄予過任何期望，成績不高不低，算是能向家裏交得了差。同時，我開始看自己喜歡看的書報雜誌，寫自己喜歡寫的文字，想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情。
2012年4月3日，我開始寫自己的blog，簡而言之，就是網絡日誌。一年之後，哈佛大學傳媒中心的記者問我：“你為什麼開始寫blog？(why did you start blogging?)”“因為可以與朋友或陌生人在網絡上分享自己的想法( ‘cuz i could share my ideas with friends and strangers online.)”是的，動機只是如此簡單。
和所有人一樣，我開始在那塊空間上寫些雞零狗碎的事情，順便貼上隨手拍到的圖片。在現在看來，內容顯得粗糙而隨意，但託自幼成長於出版大院的福，文字還算是簡單易讀，版式和圖片的選取也算是不過不失——儘管我總是付之一笑，但很多好友總是向我提及：“當時總覺得你會去做媒體”。
人生中的許多選擇總是令人費解，同時又顯得順理成章。第一次去《經濟觀察報》開選題會，王晶問我，“學金融的怎麼跑來做記者了？”“我看了四年經觀了，品牌依賴太強。而且至少做的是財經記者，也不算把專業全給扔了吧。”回答的時候想，如果做的真不是財經記者，估計老媽會打個電話來，把我罵個狗血淋頭：“你在南開三年都學什麼去了？！”
去年的一天，閒極無聊上網測字，程序説我“命中多有貴人相助”。我這人不信命，但現在能夠為自己喜歡的品牌工作、為自己的理想打拼並體會成長的快樂，確實應該感謝這些通過blog與我結識並以開放的胸懷來幫助、提攜我的前輩。
方軍是《經濟觀察報》商業評論版的編輯，按照公司治理的結構，應該算作我所在部門的主管。現在問起，他已經記不得是怎麼找到我的blog了。翻箱倒櫃，發現他的首次留言是跟在一篇紙媒評論的後面。
那是12月13日，寒假將至，我正想着能否利用一個月的時間進行短期實習。當然，也沒忘記給《經濟觀察報》人力資源部去過兩封e-mail。後來才知道，各個公司的hr信箱其實根本都無人過問，無果而終也是理所當然。泥牛入海自然心有不甘，就又按照方軍留下的地址發了封郵件。翌日得到回覆：“如果明年暑假想來實習，非常歡迎。”
寒假是媒體淡季，對《經濟觀察報》的一切美好想象，也就只能按下不表。平心靜氣地寫着blog，開始在文字裏加入一些自認有趣的橋段和自認深刻的思考。即便開始有越來越多的媒體朋友開始通過blog與我聯繫，但寫作終究只是在為自己進行，而不是做出急功近利的表態，去奉迎來來往往的訪客——對我而言，真正的快樂，是在一段時間以後，看着日誌裏的自己，確實在不斷地進步。
轉眼到了今年初夏，我和平客共同製作的“反波”開始被大眾關注。“反波”是一個podcast，簡單地説，就是帶聲音的blog，我們藉此評論媒體，反過來再成為媒體報道的對象。平客曾經是天津市的電台主持，也是通過blog認識，目前任《時代人物週報》文化版編輯。
那天和平客坐在喜來登飯店的大堂，擺在面前的除了可口的咖啡和麪包，還有我前途的四種可能性。
一、去某唱片公司做個企宣。這是一個在外人聽起來相當光鮮的職業，甚至還能和一些明星共事，最大限度地滿足自己的虛榮心。但實際上，在聲色犬馬的名利場，得到的只能是同化和變質。雖然這個未能成行的機會來自於平客，但也多虧有他的告誡，我首先放棄了這個念頭。
二、去某國有商業銀行。這是在大二時由家人設計的行進路線，並且他們還熱心地把我託付給了供職於相關監管機構的朋友。但想想這種工作狀態吧——從“下放基層”的第一天起，你就能知道接下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自己的生活會是怎樣一種按部就班的模式。無聊！我受不了。
三、去“四大”的某一“大”。這裏的“四大”，已經不是四大唱片公司或者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而是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這方面的機會，來自於我那些曾經共事過並已經事業有成的師兄師姐。“來吧你就，拼死命地工作三年，剩下的人生用賺到的加班費和差補治病。”除了生存，我還要生活。算了吧還是，雖然我已經迫不及待地準備好了面向四大的中英文簡歷並被他們褒獎了一番。
四、《經濟觀察報》。自由地支配時間、富有創造性的工作、包含思想而且根基紮實的人文環境、專業相關、令人滿意的待遇。機會來自於我的blog，以及看它的人。
我厭惡這種分條逐目的羅列，它讓我想起了一些必須通過死記硬背來換取憐憫和分數的論述題。但想必這樣的方法，也確實可以讓閲讀者更迅速地獲取闡述者的思路和要點。毫無疑問地，我走向了最後一道人生分岔口。
班委説要交份不少於3000字的實習報告或者總結，可現在已經寫過了5/6，卻還沒有談及本職工作。因為在我看來，實習期間的所作所為已經完整地寫入了附帶的《實習鑑定表》，簡潔明瞭，表意準確，湊字數似的擴寫完全沒有必要。有同學説“把公司章程打散了抄進去吧”，或者乾脆“把每天坐車上班的過程描寫一遍也就差不多了”。這樣何必？到頭來騙人騙己。
用剩下來的篇幅，仔細回憶一個開放的團隊能給新成員帶來怎樣的改變。
以英文單詞“open”來形容《經濟觀察報》商業評論版的這羣年輕人再合適不過。之前和許多媒體打過交道——電視、廣播、報紙、雜誌、網站，還有其他那些以“大”自居實則臃腫得令人生厭的公司、企業、工作室，卻從未見過哪家機構，敢給一個還未報到的毛頭小子如此開闊的成長空間。
6月，超級女聲來勢洶湧。媒體的整版報告鋪天蓋地，卻還沒有一家國內的財經媒體及時跟進。手裏抓着一疊報紙，打電話給方軍：“我想報一下‘超女’。”順帶着把報道思路和盤托出。“好啊好啊，快開始做吧。”電話那頭的語氣裏夾着興奮。
為什麼不刁難一下呢？奇怪。是我的思維已經被那些故作姿態的老編們同化，還是這份媒體確實與眾不同？為什麼我過去兼職，“老資格”們總要給我來個下馬威，讓你端茶倒水乖乖聽話就是不幹正事？霎那間，我有些受寵若驚。
人在天津，自然不能像現在這樣，可以坐上地鐵，到目的地和受訪對象面談。宿舍裏鬧得厲害，一切電話採訪都在平客家進行。放手讓新人單幹，自然需要冒點風險，當然只有在實戰中摸爬滾打，新人的質素才會有真正的提高。第一通電話，言不達意；第二通電話，懂得沉着冷靜；第三通電話，懂得隨機應變；第四通電話，採訪對象開始稱讚“這個問題提得真好”；第五通電話，讓對方以為自己是個老江湖。
有人説，進了《經濟觀察報》多半會得上閲讀強迫症。一點也不誇張，這個平台擁有魔力。沒有棍棒沒有皮鞭，只是隻言片語，你就不得不相信，在這裏，不瘋狂地充實自己，會立刻掉隊。
走在大中路上，看到新生入學，想起三年前那個無所事事的大一小孩兒。XX年9月的迎水道，到處是“納新”海報，置身花花綠綠之間，曾經找不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