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我們的監督對象 －－讀《第四種權力－－從輿論監督到新
聞法治》
大眾傳媒是否應該成為“羣眾喉舌”曾一度引起爭論，自朱總理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視察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併為之題詞後，似乎
鮮有議論了，但並非説這已不成為一個問題。
最近，由北京青年記者昝愛宗等推出的新著、民族出版社１１月
正式出版的《第四種權力－－從輿論監督到新聞法治》，以３２萬字
的篇幅介紹了新聞曝光、輿論監督等大眾十分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及
現象。該書是近年來我國反映新聞輿論監督問題的一本重量級新書，
《中國青年報》名記者、《大國寡民》作者盧躍剛作序，北大青年學
者、《火與冰》作者餘傑鼎力推薦。該書集中了近年來大量出現的新
聞事件、內幕曝光、新聞官司及輿論監督深層次問題的理性分析和大
量建言，以“比新聞更生動的內幕，比內幕更深刻的見解”讓人讀來
饒有興味，同時體會到“輿論監督的透明，新聞監督的可操作性”是
全社會和我們每一個現實中人都會碰到的現實。
所謂“第四種權力”是指新聞輿論對社會的監督。隨着改革開放
的深入，它必將和其他三種權力：立法、行政、司法，特別是和人們
的傳統觀念及社會腐敗現象猛烈地碰撞。我們知道，輿論監督不僅僅
是曝光。１９９８年３月全國人大、政協“兩會”，新一屆政府總理
朱櫧基對中外記者説：我願意回答你們提出的任何問題。同年１０月
７日，他為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贈言：輿論監督，羣眾喉舌，政
府鏡鑑，改革尖兵。並對《焦點訪談》記者説：我也是你們的監督對
象。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給新聞界帶來了向縱深發展的良
機。同時，輿論監督成為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但是，我國的新聞界
在走向法制化的同時面臨着重重困難：新聞“權力”的異化，正義與
良知被遺棄，假新聞氾濫，有償新聞屢禁不止，名記者成為稀有物種，
新聞官司倍增……我們的新聞業怎樣才能健康發展？
曾創下普利策新聞獎的約瑟夫·普利策如是説：“倘若一個國家
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摻望者。他要在一望
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
警告。”
在現代法制發達國家，新聞監督已成為一種誰也無法漠視、誰也
不敢小看的代表公眾利益的監督力量。於是，在西方某些國家有“第
四種權力”之説。相比較而言，中國的新聞監督起到的作用還很有限，
發揮的能量也比較微弱。所以，我們必須面對的是，我們的新聞記者
怎樣才能“鐵肩擔道義、棘手著文章”？怎樣才能按照普利策所説
“及時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報”？
該書自譽為“比內幕更深刻的見解，比曝光更生動的主張”。作
者認為，新聞界要充分尊重採訪對象，不去做雞鳴狗盜之事，所謂正
義就是指光明正大，有廣泛的民意基礎，要透明實在，要“鐵肩擔道
義”，相信自己是站在歷史與現實與未來都貫穿的一條線上，經得起
歷史與未來的考驗。新聞記者是職業，就要有嚴格的職業道德守則，
不能象一個家族一樣實行“宗法”，實行“地方保護主義”，實行
“自掃門前雪”，實行“絕對的利己主義”，這樣下去，新聞記者也
會做壞新聞，新聞也不會名副其實，新聞界就成了一些偷漏税的商業
企業一樣壞了名聲，失去正義的力量，毀滅了自身的價值。真實、正
義、公開、平等、理性是新聞從業人員的準則，充滿激情、敞開良心、
尊重自由、敢於犧牲和時刻保持清醒是新聞業健康發展的保證。
必須相信，新聞一定要走法治的道路，才能從根本上保證其健康、
正常地行使自身的輿論監督功能。
新聞的“春天”
《焦點訪談》與《南方週末》在中國新聞業的尷尬存在是對中國
新聞業一種最大的“嘲弄”。小小一箇中央電視台的節目組，區區一
個南方報紙也算是“青天大老爺”。想必中國應該是“晴空朗朗”，
遍地都是“青天”了。然而，正好相反，“嘲弄”處就在於中國基本
上是隻有這兩個“出氣孔”而已。
想當年，解放前的名報、名刊、名記者們手中，“新聞”是一杆
紅纓槍，被用來攻擊專制、鉗制腐敗，屢試屢爽，堪稱快哉！然而中
國新聞業在當日之後就有一直在走“下坡路”之嫌。在《中國青年報
報》記者盧躍剛先生的梳理下，中國的新聞歷史卻是兩眼一抹黑的一
筆“糊塗帳”：為什麼那麼多的人為“烽火村”吹吹打打？為什麼王
保京“紅旗”不倒？為什麼“農民政治家”可以上下其手？為什麼媒
介編年史令人噁心？一部《大國寡民》就是檢討中國新聞業的一面鏡
子，鏡子照出千奇百怪是不足為奇的。
在國外，新聞業也“操心”，人送它的綽號是“第四權力”，是
與立法、行政和司法共進退的意思。但人家也基本上只是檢查一把制
度的“漏洞”，敲一敲制度的“邊鼓”而已。因為立法、行政和司法
各行其是，其他的事情才歸新聞業“收拾”。美國著名主持人愛德華
·默羅説：“只有獨立的司法和自由的出版才是識別真正自由社會和
所有其他社會的標準。”國外，尤其是在美國 ，自從曾格案件在美
洲大陸上種下了自由報刊的種子之後，傑斐遜、憲法第一修正案、
“光天化日法”、信息自由法、普利策和《紐約時報》等都為新聞業
的“媒介信條”的成熟與堅定立下了汗馬功勞：“媒介要為公眾的知
情權服務！”這也是西方的一項“媒介神話”：勇敢的新聞界為了百
姓利益與盛世強權和腐敗現象進行抗爭成了一個迷人的神話，這個令
人消魂的童話在２０世紀的美國，幾乎是每一個投身於新聞界的人們
的“夢想與追求”——
在美國人眼中，以報紙為代表的媒介正成為社會的“第二政府”。
美國著名記者兼專欄作家李普曼稱報紙為“民主的《聖經》，是一本
人們賴以決定自己行為舉止的書。”南非的《蘭德每日郵報》稱：
“報紙可以阻止一個有敵意的政府要實行控制的企圖，可以日益在一
個幾乎是集權國家裏鼓勵一種自由的非種族主義的傳統。”１８３０
年７月１６日，英國國王喬治四世逝世。《泰晤士報》發言直率的攻
擊説：“從來沒有一個人之死像這位國王那樣那麼不令人感到悲痛。”
從而為該報贏來了“雷公報”的稱號。２０年代，墨索里尼政府走向
獨裁之際，意大利《晚郵報》是對此進行攻擊與反對的最後堡壘。１
８３８年，歐洲大戰在際，《紐約時報》發表了流名史冊的社論，社
論聲稱：“如果大規模的戰爭席捲歐洲，我們將作好充分準備，站在
民主國家一方。”１９４０年１０月，歐洲戰火蜂起，美國隔岸觀火。
《華盛頓郵報》頭版以“當你想到戰爭為時已晚”為題，不遺餘力地
敦促政府向英國提供援助。１９６０年，日本《朝日新聞》對簽署
《新日美安全條約》的岸信介政府猛烈攻擊，贏得了“紅色《朝日新
聞》”的榮譽性稱號。不久，岸信介首相下台。６０年代，在美國是
麥卡錫主義的天下。法國《世界報》刊登了對美國表示憂傷的文章：
“聯邦調查局總有一天要成為一種蓋世太保。－－－由於對美國人自
己的擔心，他們不是在自己周圍樹立起一塊鐵幕，一種美國的法西斯
主義嗎？”
看一看這些大報充當“強項令”的歷史，熱血為之沸騰。學人謝
泳先生説中國２０世紀與西方交往，有三件事情完成了轉型：其中之
一就是新聞業與新聞制度。可是系出名門，源於西方的中國新聞業的
“小家碧玉”何在？毛澤東説，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也有人説，媒介
是紙老虎。看看這些個強大的“紙老虎”，我們只有惶惑？老實説，
中國新聞業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正好落後一百年。當中國開始市場
化道路時，它就註定了要重走政黨報紙到市場化商業報紙現代轉型的
路子。現在有了“市場支撐”的中國新聞業，應該有一點出息了。不
信請看《華盛頓郵報》老闆格雷厄姆的話：“如果要對透露情報進行
什麼限制，那就讓法律制定者們來説吧，用不着我們來説。新聞人員
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他們在公共舞台上唯一的工作就是報道正在發
生的事件。當然，這種説法所依據的是這樣一種信念，即，在任何社
會裏，當一天結束的時候，對於事實真相一無所知總是有害的。”
老記者戴煌在數十年前的一份《萬言書》中説出了真相：“翻開
我們的各種報紙刊物，再對照一下我們的內部材料和各種參考資料，
我們就會有非常觸目驚心的感覺，我們的光明與偉大被過分地宣揚了，
而我們的黑暗與腐朽被偷偷地掩蓋了起來。這是一種不相信人民的行
為。”
世界大報《紐約時報》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６日開始推出了社論
版對頁：爭鳴之頁。在爭鳴之頁上，每天收錄有攻擊之語，對五角大
樓，對中央情報局，對白宮，對國務院，對國會，對最高法院，對法
律制度，對天主教和其他宗教，對大學，對教育制度，對社會和種族
關係，對企業界，對婚姻，對兩性關係，對藝術，對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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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做法，我們想都不敢去想。新聞傳播業是西方人的優勢，
千萬別想來想去就是一招比老祖宗的破爛玩意兒。也許，低下頭來，
老老實實地學着點，才是正道。
有人説讀中國的其他報紙和《南方週末》，肯定會讓人感到活在
兩個不同的世界裏。一個是欣欣向榮的，有盼頭的美妙世界；一個是
罪惡累累，盡是骯亂的世界。然而，一個是真實的，另一個也是真實
的，這是為什麼？
閲讀《第四權力》一書，感覺象是在啃一隻糟糕的雞腿，這糟糕
來源於錯誤的餵養、錯誤的管理、錯誤的殺戮和錯誤的烹調。一切是
如此的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