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全局的一項重大戰略課題
鄭必堅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是我們黨歷史上第一次專題研究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會議，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是我們黨歷史上第一個全面的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綱領性文獻。這次全會和這個《決定》，抓住了決定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的重大戰略課題，抓住了治國理政的根本。這對於我們黨領導的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圍繞這個問題，我着重從以下八個方面談些初步體會。
（一）中央全會如此突出地提出並着重地致力於解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這鮮明地體現出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善於在審時度勢基礎上把握全局，緊緊抓住推動全局發展的重要環節。這件事本身，就是一條重要的領導經驗和執政經驗。所謂審時度勢，就是站在時代和戰略的高度，全面分析形勢和任務。我國的改革發展進入了關鍵時期，國際形勢已經和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我們黨作為執政黨，既面臨着國內經濟和社會發展層出不窮的新情況新問題的嚴峻挑戰，又面臨着國際上各種矛盾深化、戰略格局變動和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等方面佔優勢的種種壓力。在這樣的國內外條件下，黨要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推進實現新世紀三大歷史任務的進程，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必須大力加強執政能力建設。
所謂把握全局，就是把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作為推動全局發展的決定環節緊緊抓住，從而把全局工作同黨的建設更緊密地聯繫起來，既有力推動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全局發展，又同時推動黨領導的偉大事業的全局發展。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
（二）全會強調抓住機遇、鋭意進取，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高到新水平，這個要求具有深刻含義。這是因為，在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關節，我們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也必然相應地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關節。我國當前的情況是，經過26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人民生活在總體上實現了從温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000美元，正在向人均3000美元的新的台階攀升。而國際經驗表明，一國達到這樣的發展水平，往往意味着經濟社會發展進入到一個新的更為複雜的關鍵時期，對執政黨的執政能力的考驗也進入一個新的更為複雜的關鍵時期。在這種情勢下，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20年重要戰略機遇期能否真正抓住，一個極其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因素，就在於黨的執政能力建設能否進一步加強，黨的領導水平、執政水平能否進一步提高。正因為這樣，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實質上同時就包含了把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到更加突出地位這樣一個歷史性的新要求。
也正因為這樣，全會提出的“抓住機遇、鋭意進取”的要求，就是極為重要的了。新的戰略機遇期的有利條件，使我們能夠獲得比較充裕的時間和比較穩定的環境，有系統地提出和有步驟地進行黨的執政能力建設。與此同時，種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和挑戰，又要求我們必須把這件大事抓得很緊很緊而不能稍有鬆懈，堅持鋭意進取而不能因循守舊。回顧我們黨的歷史，從來就沒有什麼舒舒服服地吃現成飯的機遇，而總是要在克服困難、戰勝風險中才能抓住機遇、創造機遇，打開新的局面。黨的歷史經驗表明，機遇與挑戰的存在固然有國內國外各種因素共同在起作用，但是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始終只能是我們自己，始終取決於我們黨的見識、膽略和作為。用這樣的眼光來審視當前的國內外形勢，我們就能夠理解，挑戰也好、壓力也好、困難也好、風險也好，既考驗黨的執政能力，又鍛鍊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這當然也就為我們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加強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三）上述情況，既深刻體現在國內工作中，又生動反映在對外工作裏。
從國內工作來説，過去1／4個世紀，我國建設成就巨大，經濟實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得到了實實在在的提高；而今天，我國正處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在發展勢頭依然強勁的同時，也面臨資源、環境以及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等方面的嚴重挑戰。可以説，這是一個“黃金髮展期”與“矛盾凸顯期”相交織的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我們黨已明確了應對挑戰的一整套方針，這就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五個統籌”，即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堅持可持續發展。由此可見，在新的考驗面前，我們黨的頭腦是清醒的，方針是適時的、有力的。
從國際局勢看，世界大轉折和經濟全球化對我們來説，既是機遇，又是挑戰。面對挑戰，我們黨應對的方針也已明確，這就是：在爭取有利於我國發展的和平國際環境的問題上，特別是在如何對待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問題上，我們堅決摒棄那種依靠發動戰爭打破原有國際體系、依靠集團對抗以爭奪霸權的老路，而主張通過國際關係民主化的途徑，逐步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這樣一條新路。也就是不爭霸、不稱霸、不當頭，也不當附庸，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簡而言之，就是走“和平發展道路”。可以説，這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的“中國特色”。在21世紀上半葉風雲變幻的世界大轉折中堅持這條道路，既考驗我們黨的執政能力，又鍛鍊和提高我們黨的執政能力。再加上祖國統一問題，國家主權和安全問題，其所包含的巨大挑戰和考驗，同樣既考驗我們黨的執政能力，又鍛鍊和提高我們黨的執政能力。
（四）按照全會的分析，我們黨的執政能力同黨肩負的重任和使命總體上是適應的。新中國成立55年特別是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羣眾、依靠全黨共同努力而取得的舉世矚目的執政成就，已經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另一方面，正如全會所指出，面對新形勢新任務，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也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這些問題歸結起來，一個是不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一個是不符合“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所謂“不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既有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的不適應，也有黨員幹部隊伍素質和能力水平的不適應，主要表現為一些領導幹部和領導班子思想理論水平不高、依法執政能力不強、解決複雜矛盾本領不大。所謂“不符合‘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主要表現在一些黨員幹部思想作風不端正、工作作風不紮實、脱離羣眾等問題比較突出，一些地方黨的基層組織軟弱渙散、一些黨員不能發揮先鋒模範作用，腐敗現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門還比較嚴重，等等。這些問題都直接影響黨的執政成效。還可以説，種種“不適應”的問題，是從“本領恐慌”方面影響黨的執政成效；種種“不符合”的問題，則是從思想行為不端正以致損害黨羣關係和幹羣關係方面影響黨的執政成效。《決定》尖鋭地提出“不適應”、“不符合”的問題，就是要提醒全黨同志增強對新的歷史方位和執政使命的適應力，增強對各種消極腐敗因素的免疫力；就是要引導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幹部，從關係社會主義事業興衰成敗、關係中華民族前途命運、關係黨的生死存亡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增強搞好執政能力建設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五）針對種種“不適應”、“不符合”的問題，針對新形勢新任務，全會強調，我們黨作為執政黨必須認真面對和妥善處理好一系列“關係”。包括：與國家機關的關係，與民主黨派的關係，與社會團體的關係，與經濟文化活動的關係，以及黨本身的執政能力建設與思想、組織、作風、制度等方面建設的關係。這些問題及其妥善處理，實質上都涉及現階段我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這兩大社會基本矛盾運動；同時又都涉及現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兩大層次的協調：一個是要推進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相協調；一個是要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歸根到底，是要推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這三大文明建設的協調發展。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最根本的就是要解決好這個問題。
（六）《決定》所深刻總結的黨執政55年來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26年的主要執政經驗，既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揚，又要在實踐中與時俱進，繼續豐富和完善。經驗總結是規律性認識的基礎，也是領導能力和執政能力的體現。我們要緊緊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主題，學習領會黨的主要執政經驗，結合中國實際正確認識和自覺運用共產黨執政規律以及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這對我們黨的發展壯大、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興旺發達具有決定性意義。同時，這也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一個極重要的組成部分。
（七）把我們黨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偉大事業和黨的自身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中取得的執政成就、執政經驗，放到國際國內及其相互聯繫當中去觀察，放到歷史發展當中去觀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們黨在艱辛探索中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一條全新的發展道路。這裏有兩大超越：一是超越那種舊式工業化必然導致世界範圍爭奪資源大拼殺的舊路，下決心通過和平方式和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可持續發展走向崛起；二是超越那種因為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就拒絕和平、發展、合作的冷戰思維，下決心實行改革開放，即在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繫而不是相脱離的進程中，通過學習、借鑑乃至引進人類文明的各種有益成果，獨立自主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走向崛起。這樣一條道路，在近代以來走向振興的大國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前所未有，在馬克思主義發展歷史上也前所未有。這條道路的成功開創，是黨領導的結果，是黨執政能力的集中體現；而這條道路在21世紀上半葉的堅持和發展，又要求把黨的執政能力提高到新水平。由此可見，全會把進一步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這個決定全局的重大戰略課題提到全黨面前，意義之重大、之深遠。
（八）總之，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及其《決定》，是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新拓展，是建設好這個偉大工程以推進黨領導的偉大事業的新動員，標誌着在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黨為完成21世紀頭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任務而加強自己、完善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新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