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包衞兵
辛亥革命前的中國經歷了數千年的君主專制社會，專制制度不僅嚴重阻礙了文明大國的前進步伐，導致整個社會的封閉、停滯，使中國大大落後於西方世界，而且嚴重地剝奪了民眾的自主權利，造成只有封建統治者發號施令而廣大人民則“萬馬齊喑”的局面。鄒容在《革命軍》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之所謂二十四朝之史，實一部大奴隸史也。”而康有為也認為在那樣的制度下，“君之專制其國，魚肉其民，視若蟲沙，恣其殘暴”（康有為：《大同書》），是隻有“臣民”，而沒有“人民”的社會。所以，辛亥革命前後的幾十年間，中國思想界一直奔湧着一股滾滾的歷史潮流，那就是人民覺醒的潮流。
覺悟到專制主義壓迫的人們深刻地認識到：“故夫中國羣治不進，由人民不顧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顧公益，由自居於奴隸盜賊使然也；其居於奴隸盜賊，由霸者私天下為一姓之產而奴隸盜賊吾民使然也。”（梁啟超：《新民説》）他們向維護這種制度的“三綱”發起攻擊，宣佈“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統統是偽道德，是“奴隸之木本水源”。而自由平等博愛，才是“根於心理的天然之道德”。如果説專制制度是用暴政強制扼殺人的本性，那麼“三綱”則是以精神力量來否定人。辱莫大於心奴，這是覺醒者所不可容忍的。從譚嗣同“沖決羅網”的吶喊，到陳天華“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的檄文，再到秋瑾“家庭革命”、“女界革命”的倡言，他們把批判的投槍集中對準君主專制制度及其意識形態，在社會上造成巨大的影響，為辛亥革命製造了輿論，也弘揚了一種在專制制度下從未有過的追求人權的精神。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看到了專制統治者勾結帝國主義列強嚴重地阻礙着中國社會的進步，尖鋭批評“昏昏沉沉而不之醒”的“奴隸根性”的精神狀態。他們宣稱：人，生來是自由平等的，無尊卑貴賤之分，皆有追求幸福的權利；國家，是國民自己的，是為國民服務的機關，靠國民來監督和保衞。他們指出，奴隸主義在中國集中表現為沒有獨立自主的人格與合羣、羣治的公德，缺乏民主國家的觀念與權利、義務思想。“自秦滅六國，廢封建而為郡縣，焚書坑儒，務愚黔首以行專制，歷代因之，視國家為一人之產業，制度立法，多在防範人民，以保全此私產；而民生庶務，與一姓之存亡無關者，政府置而不問，人民亦無從監督政府之措施者。故國自為國，民自為民，國政庶事，儼分兩途。”（孫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論》）他們認識到：“二千年來，政界沉沉，更無進化，內力苶弱，至為他族陵逼者，可綜合為二大原因：一曰不知個人之有自由獨立，二曰不知機關之性質。”不講獨立，惟有依賴，實則無一人之可依賴者，終不免一盤散沙；不懂得國家為何物，只知道忠於皇帝，侍奉主子，到頭來無一人視國事為己事，“國之興廢存亡若與己漠不相屬”，就必然落後捱打。19XX年，孫中山領導創辦的《民報》在創刊詞中公開提出：“餘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是三大主義皆基於民”。這樣，“人民最大”的理念終於書寫在了中國歷史上。而以武昌起義為標誌的革命實現了中國國家政權的新舊更替，南京臨時政府明確規定立國的基本原則是“國家之本，在於人民”。
歷史的發展是曲折的，辛亥革命的果實一度被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篡奪了去，後來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也沒有真正實現人民的民主權利，而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入侵更打斷了中國向民主共和國發展的道路。但是，中國人民始終沒有放棄追求人民民主的努力，因為那是中國社會的進步方向，是中國革命的目標之一。今天，當我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真正完成了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專制政治制度的任務，在向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方向前進的時候，更感到辛亥革命給予我們的精神財富的意義。
“人是需要有一點精神的”，精神中最值得歌頌和弘揚的，是為了救國救民而“捨身取義”的英雄主義精神。在辛亥革命前後波瀾壯闊的歷史洪流中，有多少愛國英雄競折腰！他們永遠值得後人紀念、崇敬和學習。
中國傳統文化有“輕生尚氣”的俠士之風，而在近代內憂外患接踵而至，社會發生巨大變遷之際，那種俠士之風終於昇華為一種獻身祖國的時代責任感。從戊戌維新到辛亥革命，人們嚮往正義之實現，期待英雄或自己願意獻身成為拯救家國的英雄，決心以生命喚起更多的人們覺悟，其精神千古不墮。
維新志士譚嗣同在“戊戌政變”發生時本可逃脱，但他對勸其出走的人説：“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譚遂成為戊戌喋血的“六君子”之一，他的“我自橫刀向天笑”絕命詩感召了無數後來者。19XX年，革命者禹志謨不幸被捕後受盡拷打，全身體無完膚，有人不忍他受此折磨，給他送進摻有毒藥的飯食，他表示：“謝謝大家的好意，但大丈夫當光明磊落，行刑法場，觀者看那情景，相互傳述，使國民知官府之殘酷，各勵其志，奮起鬥爭。這樣，我一人雖死，而後億萬人可全生。”臨刑前，他用已經被打折了的手指寫下“軀殼死耳，我志長存”的告同胞書，慷慨就義。
廣州黃花崗起義中犧牲的烈士林覺民在參戰頭一天給妻子留下絕筆書道：“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他説自己十分留戀與妻兒的幸福生活，但因國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天下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的不計其數，故“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他勸妻子在得知自己犧牲的消息時，不要過於悲傷，“於涕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林覺民這份包含高尚情操、感人至深的“與妻書”，後來作為教科書，被每一箇中國人所誦讀。
孫中山在紀念黃花崗起義烈士的時候，特別表彰他們以死喚醒國民，為人類獻身的“新道德”。他説：“七十二烈士有許多是有本領學問的人，他們捨身救國，視死如歸，為人類來服務的那種道德觀念，就是感受了這種新道德的潮流。”人生自古誰無死，而當年的覺悟者們為了追求真理、為了救國救民，使這種獻身精神賦予了辛亥革命的時代特徵，它比以往的俠士精神顯得更崇高、更偉大，是中華民族偉大民族精神的昇華。當我們在推動中華民族復興的道路上前進的時候，前輩們為救國救民而“捨身取義”的英雄主義精神，仍然是中華民族現代化長征中的動力。
愛國思想本來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但古代愛國思想中的“國”還不是近代意義的國家，而是封建王朝；“族”也不是近代意義的民族，而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華夷之辨”。所以，“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曾經作為揭露清朝統治殘暴性的鬥爭工具。可是，當西方列強以不平等條約體系強加於中國身上的時候，那種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以為舍朝廷外無國家的傳統愛國思想的侷限便突顯出來。
近代愛國主義精神的形成中，將愛國情懷與推翻清朝統治的行動一致起來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在醖釀革命的初期，革命派“驅逐韃虜”的民族主義主張是“合同種異異種，以建一民族的國家”。但是，在認識到各民族已經歷史地形成了大中華民族的格局，而整個中華民族都處在列強環視下的險惡國際環境中的時候，革命派提出了“仇一姓不仇一族”的口號，把國家主義區分為“心理的”與“法理的”，認為“自法理上言國家主義，則愛國家者非意識的活動，而機械的活動也”。“所謂國家主義者，當以心理的國家為基礎以立説，不當以法理的國家為基礎而立説”（朱執信：《心理的國家主義》）。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用明白警醒的語言，指出革命首先是由於帝國主義侵略的刺激，革命是要挽救民族危亡，使中國不至被帝國主義最後鯨吞瓜分。他們對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對中國與外國侵略者的民族矛盾，都有明確的闡述。因此，不能認為革命派僅以“反滿”為唯一的目標，相反，他們以為革命最終要解決的任務，是挽救民族危亡，把中國從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下解放出來。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理論，將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要求民族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直接聯繫在一起，反映了全民族的要求。“振興中華”的口號自提出後，就逐漸表現為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和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的使命感，這不僅是辛亥革命的動力與目標，而且造就了中國近代愛國主義精神的核心。
辛亥革命中迸發出來的近代愛國主義精神，還表現在認識振興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意義上。辛亥時代的愛國者，強調“自國之人，無不愛其自國之學”，主張“國魂者，原於國學也，國學苟滅，國魂奚存？”他們反對固守舊規的頑固派，但是並不同意全盤歐化，特別警惕西方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依據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同時，辛亥時代的愛國者們聲明，其所謂國粹絕非歷代統治者所奉行的“君學”，而是如顧炎武、黃宗羲、王船山等在野之士“本其愛國之憂，而為經世之業”留給後世的為帝王所不喜的學問。那是閃耀着愛國和民主精神的學問，是“以文明之光華美大，而不惜暴力以凌四夷，寶愛平和”的文化傳統（魯迅：《文化偏至論》），是展示人性的美德，具有反侵略、主正義、崇人道特色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應該像歐洲文藝復興時代那樣被髮揚光大，作為國人愛國主義的源泉。同時，他們對來自西方的文化也有客觀的評價：“國粹也者，助歐化而愈彰，非敵歐化以自防，實為愛國者須臾不可離也云爾。”主張吸收人類文明的精華，為我所用。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祝福避趨之。辛亥時代的愛國者特別重視教育的作用，以為“教育者，愛國心之製造場也”，“果能圖教育之興耶，則愛國心不難養成也。”嚴復是這種觀點的代表，他認為中國諸多問題中“尤以愈愚為最急”，教育的落後是貧弱的根源，也是國人愛國心薄弱的原因。梁啟超同意這一觀點，認為“空言愛國無救於國，若思救之，必藉人才，此教育之所以為要也。”正是通過教育，具有近代思想特徵的愛國主義逐漸在國人，首先是青年學生中間被接受和傳播，辛亥革命和隨後的五四運動，使這種愛國主義精神發展到新的高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