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學會盡可能小心地使用不可能一詞。
——温何·花·布勞恩
兩三年前，一次經歷影響了我的信仰體系，以至於永遠改變了我對世界的看法。那時我參與了一個名為“生命之泉”的意在開發人自身潛能的組織。我和其他 50 人還接受了為期 3 個月的“領導才能工程”的培訓。某周的例會上，大家提出了一項富有挑戰性的舉措，從那天起，我對生命的意義有了新的理解。這項舉措意在為洛杉磯市 1000 名無家可歸者提供早餐。此外還要求搞些衣物來分發給他們。最要緊的是，我們還不能自掏腰包，不能動用本人的一個子兒。
可是我們中沒有一個人在餐飲業或類似行業裏工作，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哎呀，這不是勉為其難嗎？”然而我們還被要求在週六上午做好所有這一切。現在已經是週四了，我更加預感做成這件事簡直是太不可能了。我想不光是我一個人如此認為。
環顧四周，我看到 50 張板得緊緊的、好像剛剛擦過的黑板的臉孔。沒有一個人對怎麼着手這項工作有一點頭緒。然而更意想不到的是——既然沒有人站出來表態服輸，那我們只好硬着頭皮説：“是，可以，我們一定能做到，沒問題。”
於是一個人提議道：“那好，我們要分一下組。一組去搞食物，一組去搞廚具。又有一個人説：“我家有台卡車，可用來拉傢什。”
“太棒了！”我們嘰嘰喳喳地叫起來。
又有人補充道：“還要一組負責招待和募集衣物。”我還未及多想，就被任命為聯絡組組長了。
到凌晨 2 點鐘，我們列出一個單子，寫下所能想到的應做的每件事，然後把任務分配給每個小組。之後回家小睡一會。我記得我把頭擱到枕頭上時還在念叨：“上帝，我簡直不知怎麼辦才好，一點頭緒都沒有……但是我們要全力拼一下。”
6 點鐘，我被鬧鐘吵醒，幾分鐘後， 2 名組員來了。我們仨個和組裏其他人要試着在 24 個小時之內為 1000 名無家可歸者提供早餐。
我們翻出電話號碼簿，給我們列出的每一個也許能幫上忙的人打電話。我第一個電話打給範恩合作總社。聽完我的説明，那邊告訴我説他們必須遞交一份要求供給食物的書面材料，而且需要 2 周才能獲准通過。我耐心地解釋説我們等不了 2 個禮拜，我們需要當天弄來，最好在天黑之前弄到。那個部門經理説她一個小時後給我回話。
我又給西貝格爾公司打電話，重申了我們的要求。老闆爽然同意，真讓人喜出望外。
我們一下有了 1200 個過水麪包圈。等給扎基農場打電話想從那裏搞到些雞肉和雞蛋時，我的呼機響了，同伴告訴我説他在漢森果汁公司搞到了一卡車新鮮的胡蘿蔔汁、西瓜汁及其他種類的鮮果菜汁，漢森公司願意把它們捐贈出來——這就像一個明確的本壘打讓左右衞忙亂起來。
範恩合作總計的部門經理回電話説她為我們搞到了各類食品，包括 600 個麪包。 10 分鐘後又有人打來電話説他們打算捐獻 500 個玉米煎餅。實際上，每 10 分鐘都有一個組員打來電話告知他搞到了多少多少的東西。“哦，難道我們真能把這樁事辦好嗎？”我不禁想。
經過 18 個小時的緊張工作，我最後在半夜時驅車到翁紹爾麪餅圈公司去拉 800 個麪餅圈。我把它們小心地碼在客貨兩用車車廂的一邊，這樣我就有地方去裝那 1200 個過水麪包圈（我已定好 5 點鐘內去拉它們）。
經過幾個小時必要的休息，我跳進車裏，在西貝爾格公司的催促下，裝上那些過水麪包圈（這時候我的車子聞起來像個麪包爐）。然後直奔洛杉磯。已經是週六早上了，我真有些疲憊不堪。 5 點 45 分，我把車開進停車場，看到組員們在搭設工作爐、給氦氣球充氣，設置簡易廁所——我們什麼都想到了。
我趕緊下車開始往下卸成袋的麪包圈和一箱箱的麪餅圈。上午 7 時，停車場門前排起了長隊。我們賑施早餐的消息在附近的貧民窟中不脛而走。排隊的越來越多，一直延伸到街上，繞了整個街區一圈多。7 點 45 分時，婦女甚至連小孩也加入就餐的隊伍中。他們的盤子中裝滿了熱炸雞、煮雞蛋、玉米煎餅、麪包圈、麪餅圈和其他食品。旁邊是一堆堆疊放整齊的衣物。到天黑時，這些衣物都會被領走的。喇叭裏響着激動人心的演説：“我們就是世界。”我面前人頭攢動，不同的年齡，不同的膚色，都在盡情享用着早餐。到上午 11 點，食物發放完畢，總共讓 1140 名無家可歸者吃上了早餐。
後來自然而然地，我們工作人員和無家可歸者在一片歡欣鼓舞中隨着音樂跳起舞來。
兩個無家可歸者來到我身邊，説這頓早飯是給他們準備的最好的東西，也是他們參加的第一次沒有發生衝突的食物賑濟活動，其中一個人緊握住我的手，我的喉嚨哽咽着。我們成功了，在不到 48 小時內為千餘名無家可歸者提供了食物。這次經歷對我影響尤為深遠。時至今日，每當人們告訴我説他們想做什麼事但又覺得沒有把握時，我會在心裏説：
“是的，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曾那麼想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