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績，但黨風方面還存在着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反腐敗面臨的形勢仍然比較嚴峻。重大腐敗案件特別是窩案、串案在一些地方還時有發生，不正之風在一些行業和領域還比較嚴重。所以如此，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廉政文化建設相對滯後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當前的社會文化中對腐敗的道德批判和對清正廉潔的褒獎與堅持相對弱化，有的掌握公共權力資源的公職人員崇尚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缺少作為一個公職人員應有的道德操守和理想信念，把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當做牟取私利的手段；個別羣眾對腐敗行為採取無奈、容忍和默許的態度，把腐敗作為可以接受的行為和生活方式，甚至存在羨慕腐敗的灰暗心理；一些企業經營管理者和從商人員法制意識淡薄，迷信“有錢能使鬼推磨”，辦事講究“潛規則”，把拉關係、走後門甚至行賄作為屢試不爽的法寶；腐敗思想還在各級學校蔓延滋長，毒害年輕一代；尤為嚴重的是，一些人為腐敗現象尋找理論依據，大談腐敗無害，反腐敗危害經濟發展。因此，加強廉政文化建設是黨風廉政建設的重要一環。
一、當前廉政文化建設面臨的三大挑戰
文化上的問題要從產生這種文化的根源上找，所謂文化，質言之，就是沉澱於社會大眾意識中的共性，是對某種秩序和價值的堅持，它引導着社會風尚並對個人的行為起着指引作用。 封建文化中的消極因素，中外文化碰撞中的變異現象，市場規則泛社會化的負面影響等，是廉政文化建設的三大挑戰。
（一）來自封建文化中消極因素的挑戰。
封建文化的遺毒主要在於其根深蒂固的非民主性和公開、公平、公正思想的缺失。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家長制”的影響。鄧小平指出：“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我國傳統社會中以封建家長專制為核心的政治文化，曾經並且仍然對我們的政治生活有着深刻的影響。一些領導幹部專橫跋扈，頤指氣使，權力不受限制，思想一貫“正確”。他們唯我獨尊，排斥、抵制監督，以父母官自居。“黨內民主”、“密切聯繫羣眾”、“做人民的勤務員”只在報告裏講講。二是“官本位”的影響。“官本位”這一歷史遺留下來的陳腐的社會意識，其價值追求和判斷標準就在於做官和官之大小，至今它還根深蒂固並且頑強地存活着，使一些領導幹部自覺不自覺地做了它的俘虜。於是，跑官、要官、買官、賣官者出現了；弄虛作假、虛報浮誇、騙取榮譽和地位者出現了。三是“人治”的影響。我國傳統人治文化的主要危害，就是按個人意志去行使權力、解決問題。因此，領導者的私情、私慾、愛憎以及親疏關係，就成了其思想和行為中不可或缺的決定性因素。有人變“任人唯賢”為“任人唯親”，致使昏庸無能、阿諛奉承之徒混跡官場。有人信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致使監督制度虛設，給不法分子可乘之機。
（二）市場規則泛社會化的挑戰。
市場經濟以競爭性、交換性、求利性的特點，實現由市場完成資源有效配置，保證經濟良性循環的目標。這些特點在經濟領域是積極的、理性的。但作為一柄“雙刃劍”，市場經濟所遵循的競爭性、交換性和求利性等“遊戲規則”所折射出的文化理念，如果被運用到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則難免發生變異而給社會良性發展帶來挑戰。現實中我們看到，隨着市場經濟這種文化理念向其他領域的逐步滲透，一些人將個人的價值與擁有的金錢財富劃等號，以求取最大利益為他們唯一的追求，為了利益，他們可以踐踏人世間的一切美德，可以置所有人的利益於不顧，可以邈視法律的尊嚴，不擇手段獲取利益成了他們的唯一信條，拉攏、腐蝕掌握公共權力的官員成為他們任意枉為，一夜暴富的不二法門。一些政府官員為滿足不斷膨脹的私慾，大搞權力尋租，與前者一拍即合，狼狽為奸。
（三）來自中外文化碰撞中文化變異的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擺脱了“極左”思潮忽視人文關懷、忽視個人利益的陰影，注意引導個人利益的實現和對個性價值的保護。與此同時，西方追求個性解放、張揚個人利益的文化理念，伴隨着開放的步伐進入我國而備受歡迎。於是，中國傳統小農的褊狹自私意識與西方現代資產階級惟利是圖、瘋狂追求個人享樂的文化價值理念相混合，一些人的思想中就變異出當代版的極端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在其影響下，一些人爾詐我虞，為一己私利而不惜放棄、破壞乃至侵害他人、集體和國家的利益，滿足自己物質和精神上過分膨脹的私慾，走上貪圖享樂、以權謀私、貪贓枉法的腐敗歧途。
二、加強廉政文化建設的幾點思考
文化的形成是多種社會因素作用的結果，因此文化的建設必須統籌規劃，多措並舉。加強廉政文化建設，應從以下幾個方面着手。
（一）要切實加大懲治腐敗的力度。
反腐倡廉實踐是廉政文化建設的源頭活水，只有使正義得以伸張，使惡人自食其果，才能形成正確的導向，否則一切都是妄為。應堅決查處違紀違法案件，對腐敗分子決不手軟。反腐敗要講政策策略，要着眼於挽救，貫徹“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但對有嚴重問題的腐敗分子，如果視而不見，或者重罪輕罰，或者讓他矇混過關，或者搞“下不為例”，都會助長其他人的僥倖心理，使更多的人跟上來。只有嚴厲懲治極少數腐敗分子，使他們身敗名裂、傾家蕩產、後悔莫及，才能有力地震懾有腐敗圖謀的人，打斷不良風氣形成與傳播的鏈條。在對有影響的腐敗案件及時查處後，還應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深入挖掘，舉一反三，發揮這些反面典型的警示作用，促進各級幹部自省自勵，自覺做到心地清淨，正道直行。
（二）要加強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國傳統文化歷來主張“德刑並用，以刑輔德”，希望在整個社會治理上，由“仁政”而達至“無訟”的理想狀態。但是，在現代社會，對利益的制約和權力的制衡主要靠法律制度，法律制度的建設往往比心性修養更見成效。依法治國和管理社會，靠制度監督和約束人的行為，這是公民社會的特點。在現代社會，人都是體系中的人，組織中的人，制度中的人。制度是人們的社會行為規範，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規範體系。好的制度能保證人不想腐敗，不能腐敗，壞的制度則相反，是滋生腐敗的温牀。十六屆四中全會強調指出，要加強廉政法制建設，真正形成用制度規範從政行為、按制度辦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機制。有了這個機制，廉政文化建設才能得到強有力的支撐。
（三）要整合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訴求。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廉政文化建設最需要關注的是整合利益問題。隨着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係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激發了社會活力，為人的全面發展創造了廣闊空間，但同時，社會利益分化加劇，貧富差距拉大，不同社會羣體和社會階層的利益並不完全一致，有些還有矛盾。存在決定意識，在此社會轉型期，社會心理也出現了失衡，道德意識出現了失範，價值觀念出現了偏差。少數掌握公共權利的人以權謀私，造成社會不公。廉政文化建設，必須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有效規範社會不同主體的利益訴求，維護社會公正，構建和諧社會。一要保護社會各個階層人們的合法權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廉政文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必須高度重視和維護人民羣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兼顧不同社會階層和社會主體的利益訴求；二要按照公平公正原則，運用税收、金融政策，理順社會運行機制，整合社會羣體利益，以和平理智的方式有效地協調利益矛盾，解決利益衝突；三要引導社會道德指向，平衡社會心理，通達民意，淳厚民風，教育引導民眾正確處理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係。
（四）要創新廉政文化宣傳教育的途徑和方法
要發揮大宣教格局的作用，調動各方面共同參與廉政文化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通過生動活潑的形式、獨特新穎的載體，在廣大黨員幹部中以及全體公民中營造起一種“崇尚廉政”、“褒揚廉政”、“以廉為美、以廉為樂、以廉為榮、以貪為恥”的嶄新社會風尚，努力促進全社會形成“人人思廉”、“人人保廉”、“人人促廉”、“人人反貪”的良好社會環境。應發揮各種文化陣地和藝術形式的作用。充分利用廣播、電視、報紙等各種媒體和學校、出版社、科研院所等各種陣地，講廉政事、唱廉政歌、寫廉政書、拍廉政片、倡廉政風。要讓廉政教育進校園、進社區、進廠礦、進農村、進軍營、進家庭，從娃娃抓起，從爺爺奶奶抓起，從每一位公民抓起，不斷擴大廉政文化的覆蓋面。應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構建好廉政信息平台。運用互聯網、手機短信，通過有效的信息交流，解惑釋疑，引導廣大人民關心、理解和支持黨風廉政建設的大政方針，樹立正確的廉政理念；應發揮先進典型人物的榜樣和示範作用。先進典型的樹立、宣傳，對廉政文化的培育可以起到有力的促進作用和導向作用。
（五）要構建科學的廉政文化體系。
廉政文化既是先進的政治文化，也是人民的大眾文化。因此，必須面向全黨全社會，構建一個科學體系。主要 從四個方面着手：一是廉潔的社會文化，即社會成員遵規守法，崇廉尚廉，社會公正、昌明、有序；二是廉潔的政治文化，即從政人員依法行政，秉公用權，親民、愛民、為民；三是廉潔的職業文化，即從業者愛崗敬業，服務社會，潔身自愛；四是廉潔的組織文化，即各組織團體誠實守信，公正透明。可見，廉政文化既是我們黨重要的政治文化，也是一種重要的大眾文化。因此，在廉政文化建設中，一定要堅持“先進性”與“大眾性”的有機統一，面向全黨全社會，不斷拓展工作領域。要以進機關、進企業、進學校、進社區、進家庭為渠道，廣泛開展羣眾性的廉政文化創建和推廣活動，使廉政文化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堅持雅俗共賞，貼近人民羣眾生活，努力增強廉政文化的吸引力和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