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有勇是中國工程院院士、雲南農業大學名譽校長、雲南省科學技術協會主席，我國著名的植物病理學專家。在全國上下埋頭苦幹、萬眾一心，決戰決勝脱貧攻堅戰之際，中央宣傳部2日在北京向全社會宣傳發布朱有勇的先進事蹟，授予他“時代楷模”稱號。這裏給大家分享一些關於時代楷模朱有勇的學習心得，方便大家學習。
20xx時代楷模朱有勇事蹟學習
在大家眼中，朱有勇是雲南省農業系統唯一的工程院院士，是雲南農業大學名譽校長。但在瀾滄縣蒿枝壩村，提起朱有勇，拉祜族羣眾會抿嘴笑着告訴記者：“他是來幫我們種洋芋的。”
“農民院士”朱有勇身上到底有什麼氣質，讓拉祜族羣眾覺得那麼親?一切還得從他早年立下的志向説起。
讓農民過好一點
1955年，朱有勇出生在雲南紅河州箇舊市卡房鎮，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村娃。兒時農田舊景，是最吸引他的景色。廣闊的田野使他對土地與農民產生了難以割捨的眷戀和熱愛。
高中畢業後，朱有勇與8位同學回到農村當了知青。當他看到自己和農民們辛勤耕作一年，得到的卻只是難以餬口的收成時，朱有勇在心底埋下了自己的初心：“一定要努力，讓農民過得好一點、農業變得強一點、農村變得美一點”。
1977年恢復大學聯考，朱有勇如願考入雲南農業大學植物保護專業。1996年，在完成悉尼大學分子植物病理學有關項目研究後，朱有勇不假思索地謝絕了悉尼大學教授對自己的挽留，毅然回到了雲南農業大學。和國外、國內先進發達地區相比，在雲南搞科研或許會有一定侷限性，但云南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卻是其他地方不能比擬的。
朱有勇緊盯農業科技發展的關鍵性技術難題，創新性開啟了不用農藥控制病蟲害的探索之路。他的“遺傳多樣性控制水稻病害”技術在全國10個省區市推廣了6000多萬畝，並榮獲聯合國糧農組織科研一等獎，“物種多樣性控制作物病害”技術在國內外應用於3億多畝旱地作物。這兩項技術讓農藥使用量減少60%，並能增產20%-30%。由於長期與農民和土地打交道，少數民族農民羣眾親切地稱他為“農民教授”“農民院士”。
手把手帶着老鄉幹
剛接到瀾滄縣扶貧任務時，雖有“扶貧就要到最窮的地方去”的思想準備，但到了瀾滄蒿枝壩村，朱有勇也被這裏深度貧困的狀況震驚了。
瀾滄主要生活着“直過民族”拉祜族，這裏自然資源豐富，但因為沒有技術、沒有產業，當地羣眾素質型貧困問題極為突出，農業科技成了這裏最大的短板。
“越是艱難，科技扶貧就越有大作為。”通過調研，朱有勇帶領團隊利用專業特長，科學制定了將資源優勢轉變為經濟優勢的發展措施，將實驗室搬到田間地頭，在當地建立了“科技小院”。
正當他們決定先拿冬季馬鈴薯作示範時，現實卻給了朱有勇當頭一棒，居然有很多村民不願意。原來，瀾滄早年曾種過核桃，因氣候、品種等原因，樹倒長得好，核桃卻沒結幾個，光竹塘鄉就有7000畝擺在那裏成了反面教材。這裏也有種過馬鈴薯的，但最終只收獲些小疙瘩。這個院士又來“種洋芋”，農民們擔心萬一再失敗，一家人一整年的收成就打水漂了。
朱院士能把“天拉長”，一時難以把村民的眼光拉長。院士這個名頭，在這樣一個偏僻村寨並沒有多大作用。“這比發期刊論文可要難多了。”朱有勇感慨。
在當地政府和村委會的支持下，院士團隊將新研發的冬季馬鈴薯品種種進了100畝樣板田。朱有勇同樣扛起了鋤頭，與少數民族農民羣眾同吃同住同勞動，把“家”安在了田間地頭。為了和少數民族羣眾打成一片，朱有勇還學會了“你好”“吃飯”“幹活”等拉祜族語。
第二年，看到樣板田的好收成，原來持反對態度的村民劉金寶將家裏10畝地分出了2畝種馬鈴薯。每畝5000多元的收入，讓他第三年主動把全部地種上了冬馬鈴薯。
在瀾滄縣，農民種植冬馬鈴薯每畝收入平均可達9000元。在朱有勇院士團隊的努力下，目前瀾滄縣建立了林下三七、冬季馬鈴薯、冬早蔬菜等科技扶貧示範項目基地，還將依託中國工程院人才智力優勢，大力實施林下三七、冬季馬鈴薯、冬早蔬菜3個“一萬畝”工程，全力創建全省科技扶貧示範縣。
“農民院士”扶貧有招
朱有勇深知，技術缺、產業弱，是瀾滄拉祜族自治縣貧困的重要原因。從示範村蒿枝壩村的情況來看，農村技術型人才的多寡才是帶動產業發展和貧困地區脱貧致富能否如期完成的關鍵。
於是，朱有勇在職業學校開辦了院士班，這可是全國首創。這個技能培訓班，是朱有勇扶貧計劃中的更為重要的一步。
其中短期培訓班不受年齡、學歷等條件限制，教學過程為4個階段100天，由中國工程院院士和專家親自授課，採取邊學習邊生產的辦學模式，理論講授和田間實操緊密結合，用學員聽得懂的語言講解專業知識，用學員看得懂的方式手把手教授，課堂在田間，學習在地頭，考試評價看收成。
酒井鄉酒房村坡頭老寨小組的哈尼族農民培訓班，作業是種一畝馬鈴薯。畝產2噸為合格，2.5噸為良好，3噸為優秀。去年3月，當馬鈴薯班的農民馬正發請全小組現場觀摩他的“考試成績”時，大家看到田裏收穫的碩大馬鈴薯，非常震撼。這一期，養雞能手張忠玲、林下三七技術員付美剛、馬鈴薯班農民馬正發等優秀學員受到表彰並獲得5000元獎學金。
在馬正發的帶動下，去年冬季，坡頭老寨28户人家種植馬鈴薯100畝，其中15户建檔立卡貧困户種植了37畝。今年2月，坡頭老寨的冬季馬鈴薯陸續收穫，平均畝產2.7噸，每公斤售價2元到4元，整個小組的馬鈴薯收入51萬元，人均收入3825元。馬正發種植了10畝，收入7萬元，在全小組最高。
除了林下三七、冬季馬鈴薯，朱有勇院士和團隊還開設了冬早蔬菜、茶葉種植、林業、豬牛養殖等培訓班，前後共計開設了24個技能班。
今年是朱有勇院士在瀾滄扶貧的第5年，他帶領團隊結合貧困地區實際，走出了一條嶄新而富有實效的精準扶貧之路，實現了從深度貧困的“民族直過區”到“雲南省科技扶貧示範縣”的跨越，為全國科技扶貧做出了有力的示範。朱有勇説：“我承諾過，要把貧困山區的農民帶富。蹲在農村當個農民，帶着農民脱貧致富，心裏很高興、很有意義，也很欣慰。”
20xx時代楷模朱有勇事蹟學習心得
我校名譽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朱有勇同志，是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全國模範教師、全國農業科技先進工作者、全國著名植物病理學家。他紮根雲嶺大地，幾十年如一日，用崇高信仰、淵博學識、辛勤汗水書寫了立德樹人和強農興農的時代華章。為引導和激勵全校師生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更好踐行教育報國初心、擔當築夢育人使命，中共雲南農業大學委員會決定在全校開展向朱有勇同志學習活動。
一、向朱有勇同志學習，就要學習他堅定信仰、情繫農村、躬耕農業的為民初心和擔當精神
他出生於農村成長於農村，對農村滿懷深情，“讓農民過得好一點、農業變得強一點、農村變得美一點”是他最樸素的追求。從異國他鄉到彩雲之南，從大學校園到田間地頭，他渴望在家鄉的土地上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他把“用自己的付出實實在在解決一些農民的問題”當作自己最大的快樂。
二、向朱有勇同志學習，就要學習他愛崗敬業、明道信道、築夢育人的師者仁心和奉獻精神
教育改變了他，他也堅持用教育改變人。他銘記教師這一第一身份，嚴謹治學、教書育人，能把高校的優秀學子培育成教授和學術帶頭人，也能把邊疆的民族兄弟培養成行家和致富帶頭人。他淡泊名利、育人育心，用自己的收入設立獎學金，幫扶和激勵着一批又一批師生。
三、向朱有勇同志學習，就要學習他潛心科研、根植土地、矢志創新的科研匠心和奮鬥精神
作為一名科技工作者，他有着強烈的問題意識、創新意識和實踐意識，他深入羣眾、深入基層、深入田間地頭，把論文寫在大地上，把汗水灑在田野裏，把幸福種在農民的心坎上。他年過六旬，卻毅然投身脱貧攻堅最前線，用奮鬥精神既扶智又扶志，把愛國情、強國夢、報國行鐫刻在邊疆民族致富路上。
20xx時代楷模朱有勇事蹟學習體會
朱有勇同志是一名黨員幹部，他堅定信仰、情繫農村、躬耕農業，以強農興農為己任，用滿腔熱血詮釋了一名優秀共產黨員的為民初心和使命擔當
他出生於農村成長於農村，對農村滿懷深情。“讓農民過得好一點、農業變得強一點、農村變得美一點”是他最樸素的追求。朱有勇1955年11月出生於紅河州箇舊市卡房鎮，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村娃。兒時農田舊景，是最吸引他的景色。廣闊的田野在帶給他諸多歡樂時光的同時，更使他對土地與農民產生了難以割捨的眷戀和熱愛。1974年8月，高中畢業後的朱有勇，積極響應時代號召，與8位同學奔赴箇舊市卡房公社苟街大隊對門山生產隊當知青，由此邁入了社會的第一站。他幹活賣力，犁地、砍柴、挖石頭，什麼活計一到他手裏，都能幹得好，當地的苗族羣眾都很佩服他。苗族農民李明生如今已60多歲，提起40多年前在對門山生產隊當知青的朱有勇時，卻一下子就想了起來：“當時他們那批來的知青，數朱有勇幹活最厲害，最能吃苦耐勞。”如今，回憶起當年的知青歲月，朱有勇感慨地説，那是對他人生影響最大的一段經歷。四年的知青生活，使他成為農活樣樣在行的青年，更讓他深切地感受到了耕作的艱辛、農民的不易。當他看到自己和農民們辛勤耕作一年，得到的卻只是難以餬口的收成時，朱有勇內心一陣陣痠痛。他為農村的普遍貧窮感到不安，也在心底埋下了自己最樸素的人生追求：一定要努力，讓淳樸的老鄉們走上富裕的路子。
從異國他鄉到彩雲之南，從大學校園到田間地頭，他渴望在家鄉的土地上做自己喜歡的事情。1977年，朱有勇考入雲南農業大學植物保護專業。當他靜下心來鑽進農學的大天地，探尋到農業世界的萬千奧祕後，年輕的朱有勇不可抑制地愛上了自己的專業。1994年7月，懷着對專業的熱愛，他又遠赴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研修分子植物病理學。進入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朱有勇研究的是棉花病害，表面看上去似乎和他在國內研究的生物多樣性區別很大，但試驗方法和技能卻為他以後的植物多樣性研究打下了很好的科研基礎。而且，從做分子遺傳學實驗的國外同事那裏，他還學到了很多先進的實驗方法。兩年的異國求學生涯，不僅為朱有勇打開了眼界，也為他日後的科研提供了更開闊的思路。1996年，在完成悉尼大學分子植物病理學有關項目研究後，朱有勇未加思索就謝絕了悉尼大學教授對自己的殷切挽留，帶着家人回到了雲南農業大學。對於自己毅然選擇回國工作的原因，朱有勇是這樣解釋的：“賓館再好也不是家。國外條件再優越，我做得再多、再好，也是在別人的土地上為別人做事。回國後，我在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母校，按照自己的思路，做我想做的科學研究，為這片土地、為家鄉人民做事，比在外國更有意義。”和國外、國內先進發達地區相比，在雲南搞科研或許會有一定侷限性，但朱有勇熱愛這方水土，他堅信自己從事領域的一切未解之謎都能在這方山水中找到科學答案，並造福一方百姓。
他是一名共產黨員，是黨培養的知識分子。他把“用自己的成果實實在在解決一些農民的問題”當作自己最大的快樂和滿足。1982年初，朱有勇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朱有勇看來，自己的每一步成長和發展，都是黨和政府高度重視人才、培養人才的結果，尤其是雲南省委、省政府長期給予他的研究團隊大力支持，為團隊開展工作提供了良好平台和研究環境。1992年至1995年間，雲南建設了10個省級重點實驗室，每個重點實驗室投資都上千萬元，包括朱有勇後來領銜的雲南省植物病理重點實驗室在內的3個重點實驗室都建在了雲南農業大學。在朱有勇的心目中，個人的前途必須與黨的事業、國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緊密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實現人生價值。他説：“在工作中，我很在乎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要想把實驗室的工作搞上去，出成績，出效益，我作為一名組織者、一名共產黨員，就必須身先士卒，起好帶頭作用，在困難面前要上，在利益面前要讓。自從入黨那天起，我始終這樣對自己説，你已經是這個組織的一員了，你必須珍惜她的榮譽，維護她的尊嚴。”
20xx時代楷模朱有勇事蹟學習有感
朱有勇同志是一名人民教師，他愛崗敬業、明道信道、築夢育人，以立德樹人為根本，用滿腔熱血演繹了一名優秀人民教師的師者仁心和奉獻精神。
教育改變了他，他也堅持用教育改變他人。國中畢業後，朱有勇回到了陸良的窯上公社。當時上高中由基層推薦，但公社並沒有推薦他，他國中時的副校長兼教導主任謝楚老師認為他這棵好苗子不讀書太可惜了，通過來回奔波才讓他上了高中。老師的堅持，改變了朱有勇的一生。老師在帶給他新的希望的同時，也將一顆感恩的種子埋進了他的心裏。朱有勇堅定了一個信念：一定要學出樣子來，幫助更多的人。進入雲南農業大學後，安心讀書成了他大學期間最大的事。深知讀書機會不容易的朱有勇，學習特別勤奮。朱有勇的大學同學張玉源在談到他時，透露出欽佩：“我們約他去玩，他經常是抱着一本書苦讀，除了專業課程讀得熟練外，英語詞典等工具他也用得很熟。”大學四年，教室、宿舍、食堂“三點一線”，早起晚歸，苦讀苦記老師們傳授的知識，朱有勇漸漸感知到了農業科學的博大精深，踏上了學農愛農的道路。朱有勇深知，“沒有農業的發展就沒有農民的幸福，中國農業要發展靠的是人，而農業人才需要大力培養”。朱有勇育人講究的是言傳身教、嚴謹治學。他的博士生黃惠川談到，朱老師幾乎每天都是最早到實驗室，最晚才離開，對學生的要求也非常嚴格，經常在休息放鬆時搞“突然襲擊”，悄悄到實驗室轉一圈，看看有誰在，都在做什麼。在這樣的鞭策和督促下，朱有勇團隊形成積極向上、主動工作的氛圍，實驗室成了大家努力工作、快樂工作的場所。
朱有勇育人還非常注重綜合能力的培養，尤其對學生創新能力、動手能力、思維方式的培養。在指導學生方面，他通常只給出研究題目或者研究範圍，引導學生自己設計實驗方案、準備實驗材料等。他的“放手”給了後來者和年輕人信心、成長與成功的機會。出生於1979年的朱書生，慕朱有勇之名從北京回到雲南，剛到的第一年，就承擔了省裏的科技攻關項目，在同學中成為承擔科研項目負責人的第一人，如今已成長為雲南農業大學植物保護學院的院長。談起朱有勇，他心懷感激：“我很慶幸加入到這個團隊，是這個全國一流的平台讓我成長成才。”朱有勇育人同時注重團隊精神的培養，選擇團隊新成員時通常要經過初試、面試等好幾關，他吸納了很多優秀人才進入自己的科研團隊，這些成員來自全國四面八方。朱有勇經常躬身實踐、率先垂範。他的學生劉屹湘博士説：“老師也隨時身體力行做事情，學生也很受鼓舞，很多東西是説不出來的，但是能感受到。你在田間地頭做事情的時候，老師也和你同時戰鬥，讓你感覺不是一個人在做一件事情，而是一個團隊在做。在瀾滄扶貧的時候，有一次老師的腳踝扭傷了，但他還堅持到林下三七種植點看情況，種植點坡度路滑，他隨地撿起根粗木棍，然後拄着慢慢地一步一步走，感覺挺震撼、挺感動的。”
他能把高校的學生培育成專家和學術帶頭人，還能把不識漢字、不會漢語的農民培養成行家和致富帶頭人。除在學校帶出一大批優秀學生外，朱有勇院士在瀾滄縣也帶出了一大批優秀“學生”。針對瀾滄當地少數民族羣眾科技文化落後、學科技用科技的意識不強、生產方式落後等素質性貧困短板，朱院士團隊決定在瀾滄舉辦科技扶貧技能實訓班。結合羣眾生產生活實際，把課堂直接設在田間地頭，用學員聽得懂的語言講解知識，用學員看得懂的方式手把手傳授技能。“課堂在田間、考試看收成”，這是全新的教學模式，目標是培養一批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高素質的新型農民。為了使培訓效果達到最佳，每次開班前，朱有勇都要親自面試學員，目的只有一個：挑選出那些真正願意技術致富的人。朱有勇與農民學員們同吃同住，今天上完課，明天就帶着學員到地裏親自實踐。刨土挖地，看温度測濕度，分析病蟲害，在一點一滴的實踐中，幫助農民真正掌握致富本領。到目前為止，院士專家站已培養了1440名鄉土人才，這些學員學成返鄉後，像一顆顆脱貧致富的“種子”，把自己學到的知識技能帶回家鄉推廣，脱貧攻堅的“星火燎原”之勢正在形成。
他潛心問道淡泊名利，他默默耕耘用收穫反哺母校，為師生帶來榜樣的力量。朱有勇經常告誡學生：“要遠離功名浮躁，不要僅僅為發文章而搞科研，而要研究農業當中的真問題和好問題，尤其是農民所關心的問題。”在他看來，要做大事就要從急功近利中超然出來，以幹事業求學業為樂事。20xx年12月，他成功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成為雲南農業教育科研系統的第一位院士，為雲南省和雲南農業大學爭得了榮譽，學校特別獎勵了他200萬元。他毅然決定把學校獎金作為原始基金成立雲南農業大學“有勇獎學基金會”，通過獎勵優秀本科學生、研究生和優秀教師，以激勵更多師生不忘初心、學農愛農、潛心研究、服務三農。20xx年，他又將自己“雲南省科學技術傑出貢獻獎”的200萬元捐贈基金會，“有勇獎學金”基金數達400萬元人民幣。“有勇獎學金”設立以來，至20xx年已經連續頒發了6屆，數十名師生受益。很多單位慕名來高薪聘請朱有勇，都被他拒絕了。對他而言，他關心的始終不是金錢和名利，而是農業、農村、農民，還有農業教育事業。他在乎的是實實在在做點事情，無愧於黨和國家，也無愧於人生。朱有勇説：“我們的科研成果開花結果在千家萬户農民家裏面，比拿多高的獎金、發什麼文章、給多少錢都還高興，那才是發自內心深處的高興。”
20xx時代楷模朱有勇事蹟學習感想
朱有勇同志是一名科技工作者，他潛心科研、根植土地、矢志創新，以科教報國為理念，用滿腔熱血書寫了一名優秀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匠心和奮鬥精神。
作為一名科技工作者，他有着強烈的問題意識。朱有勇20xx年任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20xx年任國家農業生物多樣性工程中心主任、博導，20xx年任雲南農業大學校長，20xx年任國家973計劃項目首席科學家，20xx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這一路走來，他始終堅持強烈的問題意識，堅持從田間地頭找問題。1982年，朱有勇從雲南農業大學本科畢業留校任教，在研究生面試時，導師拋出的一個問題難住了他：“追溯世界農業歷史，依賴化學農藥控制病害不足百年，在幾千年傳統農業生產中，利用什麼控制病蟲害?”他完全不會解答，但正是這個難題激發了他關於病蟲害控制研究的濃厚興趣。在雲南，由真菌引發的稻瘟病尤為突出，嚴重製約着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這也是一直困擾着朱有勇的難題。經過觀察，朱有勇和他的團隊成員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原始森林不會發生大面積的植物病蟲害，也不會出現植物營養不足。那麼，是什麼因素支撐着這麼一個龐大的生態體系，維持着生態環境的穩定與發展呢?在一次出差途經雲南石屏縣境內時，他又驚奇地發現，路邊稻田裏有的出現了“稻瘟病”，而另一些間栽了高矮不同兩種水稻的田裏發病的程度卻很輕微。朱有勇敏感地意識到，原始森林和石屏偶遇的稻田，也許就是解開“稻瘟病”難題的一把“鑰匙”。朱有勇和他的團隊於是大膽地提出了利用水稻品種多樣性控制稻瘟病的設想：按發展可持續農業的要求，合理實施品種多樣性種植，達到對稻瘟病控制的目的。通過試驗，結果讓朱有勇欣喜若狂：這樣既能有效防病蟲害，又能增產。路雖然走對了，但朱有勇還要解決兩個問題：機理是什麼?能否推廣應用?此後10多年的時間裏，他就幹了一件事：從田間小區試驗到萬畝放大試驗，近千次的試驗研究，確證了作物多樣性時空優化配置是有效控制病害的新途徑。總結起來就是：天拉長、地拉寬、排好隊、換好位，即改變播種節令，打破傳統的農業結構，科學排列行距和株距，今年種這個，明年種那個，利用植物間的相剋相生減少病害，從而達到高產。20xx年，這一重大科研成果以“Genetic diversity and disease control in rice(水稻遺傳多樣性控制稻瘟病理論)”為題在“Nature”雜誌封面全文發表，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植保界在這個期刊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同年這項成果被評為20xx年中國高校十大科技進展之首。西方科學家盛讚：“這個方法只有東方人想得出來，這是東方人的智慧。”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成了朱有勇院士團隊一路向前的內在動力。
作為一名科技工作者，他有着強烈的創新意識。創新是科研工作的靈魂。在科研過程中，朱有勇始終懷着一顆好奇心。在他看來，雲南雖然科研條件比不了發達地區，但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是任何地方都無法比擬的，只要學會因勢利導，善於從土地和傳統中汲取智慧，就能打開現有科研的瓶頸，闖出一番新天地。朱有勇不喜歡一味地呆在實驗室，而是喜歡在田間地頭不斷行走，在與農民不斷打交道的過程中發現科研新思路。在雲南彌勒，葡萄成熟季節與雨季重疊，過量的雨水讓葡萄病害爆發流行，致使葡萄爛果、掉果嚴重，產量鋭減，損失量往往達到50%以上，甚至絕收。朱有勇及其團隊經過反覆實驗，創造性地提出了“給葡萄打傘”的科學方法。在雲南許多地方，每年5月栽下的馬鈴薯一進入雨季就會遇到嚴重的晚疫病，單產不高，朱有勇及其團隊應用作物多樣性錯峯栽培技術，將馬鈴薯從每年的5月播種改到了3月，並和玉米間栽，進入雨季，馬鈴薯已經進入成熟期，即使晚疫病發生也不會造成大的損失。朱有勇説：“科學就像剝洋葱，剝一片，找到一個謎題，解決一個問題。所以説或許窮其我一生，都沒辦法把這個洋葱剝完。”有趣的比喻中，是朱有勇“科研創新永遠在路上”的堅持。
過去120xx年特別是20世紀50、60年代“綠色革命”以來，發達國家將矮杆、高產、耐肥的小麥、玉米、水稻等穀物品種和農業技術推廣到世界各地，在促使糧食增產的同時，也導致了化肥、農藥的大量使用和土壤退化，病蟲害暴發頻繁，危害程度加重，防控壓力增大。作物要拿高產，就得品種單一化，但一旦品種單一化，作物便容易生病，又得拼命打藥，這成了一個惡性循環。針對作物品種單一化大面積種植造成的危害，國內外幾乎所有的科學家都從育種角度出發開始研究，提出了多系品種、聚合抗性育種等途徑，但這些方法因技術難度大而推廣應用受到侷限。“只有雲南農大團隊走的跟他們不一樣，我們走的是一條生態路子。從生態、系統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聚焦在生態功能上，就一塊田來整體考慮，而不是隻考慮單個品種。所以要以一塊田裏物種、品種間的相剋相生為出發點來考慮這個科學問題”，朱有勇説到。正是以這樣的創新意識，朱有勇團隊才最終確證了作物多樣性時空優化配置是控制病害的新途徑，並繼續從引起作物病害發生的遺傳異質、稀釋阻隔、氣象因素、協同作用等方面入手，又經過十餘年研究，揭示出了作物多樣性控制病害的包括遺傳多樣性、協同作用、病害防火帶、稀釋作用等主要機理。生物多樣性控制病蟲害研究有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生境多樣性研究三個階段，目前，朱有勇及其團隊正在生境多樣性研究方面探索新的創新之路。
作為一名科技工作者，他有着強烈的實踐意識。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朱有勇説：“作為農業科研人員，要把論文寫在祖國廣袤的大地上，這個技術老百姓可以拿去用，你光是計算機上用，試管裏面弄沒有用的。”朱有勇喜歡把理論成果放到實踐中檢驗。在他看來，“老百姓説好，才是真的好”。20xx年，朱有勇團隊在建水縣推廣水稻品種多樣性間栽技術5萬多畝，平均畝增產糯谷50.6公斤，全縣僅推廣該項目就增產糯谷253.88萬公斤。在建水，朱有勇團隊還成功推廣了以科學滅蟲“酒石榴”技術，成功“酒石榴”難題，建水縣的石榴產業逐漸發展起來，成為當地羣眾增收致富的一大亮點。20xx-20xx年，生物多樣性控病增產技術在昭通推廣應用，累計增糧29.59萬噸，昭通糧食總產在連續3年遭受罕見自然災害的情況下仍然實現持續增長，平均增幅6.1%，省政府連續3年授予昭通市政府“雲南省糧食安全生產一等獎”。近幾年，在硯山等地集中推行IPM標準化生產示範體系，集中展示露地蔬菜無害化栽培園藝技術和農業、農村經濟發展方面取得的新成就。在瀾滄扶貧工作中，冬季馬鈴薯示範基地種植成效顯著，最高畝產為4.7噸，平均畝產3.3噸，按每公斤3元的訂單價格，每畝增收9000多元;20xx在竹塘鄉開展了思茅松林下有機三七試驗示範種植，通過“公司+專業合作社(黨支部)+基地(農户)”的種植模式，農户通過出租林地、參與種植，每户當年平均收入達20xx0餘元，實現當年脱貧的目標。20xx年，朱有勇院士團隊在瀾滄縣擴大試驗規模，開展思茅松林下有機三七試驗示範種植1025畝，20xx年推廣種植6280畝，20xx年計劃實施1萬畝，林下有機三七已成為瀾滄山區羣眾脱貧致富的優勢產業。朱有勇院士團隊用亮眼的成績單贏得了羣眾的信賴，書寫了一個科技工作者的科學情操和家國情懷。
朱有勇成長於土地、根植於土地、收穫於土地，“農民教授”成為他最喜愛的稱號。他數十年如一日，紮根自己所深愛的大地，為我們詮釋了一名優秀共產黨員、一名優秀科技工作者、一名優秀人民教師的精神風範和時代。他堅定信仰、情繫農村、躬耕農業的為民初心和擔當精神，他愛崗敬業、明道信道、築夢育人的師者仁心和奉獻精神，他潛心科研、根植土地、矢志創新的科研匠心和奮鬥精神，值得雲南農業大學全體師生認真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