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大家基本公認，如何把農民組織起來，是破解三農問題的關鍵問題之一。筆者長期在基層工作，曾經先後兼任過三個村的支部書記，下面就如何組織農民問題，談點自己的體會和思考。
先講三件小事：1、94年5月中旬，我到**鄉百合村兼任村支
部書記，該村是個癱瘓村，因與鄰村鬧土地官司，人心渙散，治安混亂。當時正是農民點花生和種西瓜的季節，由於天氣持續乾旱無雨，農民花生點種不上，種西瓜都是用桶拉水，村裏的電也停了好長時間，農民累一天，還得摸黑吃飯，我看在眼裏，急在心裏，同情之心不禁油然而生。我帶領村幹部首先疏通了線路，接着解決水的問題。我召開村組幹部會問大家怎麼辦，大家一致的意見是打井。時不我待，聯繫打井隊，分組召開羣眾大會，村組幹部忙乎起來，短短十天時間三個組打了37眼塑料管（家民稱之為對口抽）井，這些井不僅解了當時羣眾的燃眉之急，而且在以後的農業生產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村組幹部的威信因此大增，羣眾見到我對我感謝得不得了，説我們給村裏辦了件大好事。2、96年我到**鄉大胖村兼任村支書，當時主要是負責組建兩委班子，班子建成後想為羣眾辦點實事，辦點啥事呢？在與村民的接觸中我瞭解到羣眾對村北村西的地很頭痛，主要是這些地緊臨兩條大河，鹼性大、濕度大，種啥啥不成，雨水稍大就淹，羣眾罵之滷孫地。我注意向羣眾討教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有人説用電廠生產的那種化肥效果不錯，有人説北地不知是誰種塊水稻長勢不錯。我直觀上感到種水稻是條路，找到該農户經過算帳比較，種水稻效益還真不錯，於是我們就號召羣眾種水稻，二三年後這些地還真的全種上了水稻。3、**鄉是汴梁西瓜的主產區，西瓜是該鄉的支柱產業，全國有名的開封西瓜批發市場就在該鄉境內。該鄉王莊村委後沙灘村羣眾，96年自己兑錢聘請外地農民技術員學習温棚育苗和西瓜嫁接技術，僅二三年時間，該村就成了全縣有名的西瓜生產先進村，西瓜生產收入大幅度增加，還為我們鄉政府連續二三年爭得了現場會。
由於我愛好哲學思考，這些成功的經驗，加之失敗的教訓，通過反覆比較，使我逐漸懂得這樣一個道理：幹工作辦事情必須照唯辯證法規律辦事。所謂規律，實質上就是事物之間的先後順序和必然聯繫。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低到高、由簡單到複雜是事物運動發展的普遍規律，也是我們在實踐中必須遵循的規律。照此規律辦事，事情可自然而成，違背此規律，輕者，難免出現矛盾和問題，重者，超越規律的極限，就會失敗。
首先，我們分析一下在百合打井的事。我們在百合成功地組織羣眾打井，我反覆思考的問題是：打了37眼井，鄉村沒有拿一分錢，都是羣眾自己拿的錢，幹部僅組織組織，羣眾就那樣對我們感恩，而我們有時乾的事，就是不讓羣眾拿一分錢，羣眾不僅不領情，反而罵娘，這到底是為什麼呢？這當然首先是個態度問題，即是不是真心想為羣眾辦事，今天我不談這個問題，我要談的是，就是真心想為羣眾辦事，如果不照規律辦事，也未必能把事情辦好，未必能把好事辦好，實事辦實。我們為農民羣眾辦事，一定要從農民羣眾的實際需要出發，但是，農民羣眾有許多需要，他們的需要是分層次的，有大小之分和高低之別，照辯證法規律辦事，就是先滿足小需要，再滿足大需要，先滿足低層次需要，再滿足高層次需要，就是先急後緩。我們組織百合羣眾打井，所以能把羣眾組織起來，所以能贏得羣眾的心，就是因為我們急羣眾所急，幹羣眾所需。羣眾當時最急的事就是如何保住西瓜苗，如何點上花生，因為季節不等人啊！對於廣大農民羣眾來説，當時沒有比這個事更急的事了，解決了這個事，就是為農民解燃眉之急。所以我們的號召不僅很快得到了羣眾響應，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假如説我們當時辦的事，不是組織羣眾打井，而是組織羣眾挖河、墊路或搞高科技農業結構調整，很可能是幹部累的不輕，農民不領情，事情最後反而以失敗而告終。現在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都深深感到，如何把農民組織起來和聯合起來是農村進一步發展的關鍵，是農民擺脱弱勢地位的關鍵，是農業抵禦市場風險的關鍵，我認為，這裏重要的是一定要從農民的實際需要出發，要深入農民羣眾，瞭解他們到底需要什麼，這樣幫助農民，才是把癢撓到了正地方，農民才高興，才會跟我們走。當領導的都希望能一呼百諾，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呢？唯有順民心、合民意，幹羣眾所需，才能有這樣的效果。有時農民的需要可能很小、很土、很低、很簡單，身處上層的領導往往看不起農民的這些需要，認為這些需要是早已過時的東西，是落後的東西。其實，辯證法告訴我們的道理是，小事、低級階段的事和簡單的事都是事物運動發展不可缺少的環節，只有首先滿足農民的這些需要，大的、洋的、高級的需要才容易實現。否則，小的需要、低層次的需要還沒有滿足，就硬向農民注入大的、高級的東西，就很可能敗事。我常想，國民黨統治時期一些熱心鄉村建設的
知識分子到鄉村搞試驗，為什麼總是得不到農民的響應，而毛主席領導搞的土地革命卻讓農民自願捐糧賣命，組成一個銅牆鐵壁，還不是因為土地革命滿足了農民夢寐以求的對土地的需要？現在我們組織農民辦工業、搞高科技農業，農民都不積極響應，我們總是埋怨農民沒文化、素質低，組織紀律觀念差，而很少考慮我們乾的事是否符合農民需要。農業
、農村、農民就是這麼一個狀況，從這個實際出發去定目標幹事情，才是唯物主義的態度。還拿打井這個事來説，羣眾打的是塑料管井，上級實際上並不主張打這種井，認為這種井檔次低（也許還有其它科學上的原因）。現在看來，這種井最符合生產責任制和農民的資金情況，最符合農民的需要。如果我們當時組織打標準化的石管井，很可能就組織不起來，因為農民不僅資金上有問題，而且石管井管的面積大，打在誰的地裏也成問題。當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不能解羣眾的燃眉之急。現在我們那個地方遍地打的都是這種井，這表明這種井符合當地農民的實際情況。通過打井這件事我還認識到，為羣眾辦實事，幹部的牽頭組織很重要。當時我問農民，你們既然這麼需要打井，為什麼不自己打呢？他們回答説，我自己出錢打一眼井，你不叫誰用呀？不叫誰用得罪誰，叫用吧，自己掏錢打的井叫別人用，實在有點肚痛。你看，農民就是這麼一個覺悟水平，我們作決策辦事情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毛主席總結大躍進的失誤時有一段話，他説：“一定要每時每刻關心羣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羣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羣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這段話同樣適合於今天，我感覺甚至就是對今天的人們説的。我們在農村組織農民搞這事搞那事失敗的原因，難道不就是因為違背了這兩條嗎？今天我們還可以再加上一條：一定要適合當前羣眾的資金技術情況，這樣才能把事情辦好。
其次，分折在大胖栽種水稻的事。從現代農業的觀點來看，栽種水稻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在有些地方，水稻還是農業結構調整的對象，但是大胖村那些地裏栽種水稻，農民由原來的不收變成收，由原來的少收入，變成了多收入，農民實實在在的得到了實惠，因而他們就擁護幹部，聽幹部的號召。農民有了收入，有了積累，再發展高級的東西也就有了基礎，這就叫有低到高。從大胖栽種水稻這件小事來看，我們還領悟到，作決策辦事情一定要遵循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發展規律。當時改種水稻我們只是在廣播上宣傳宣傳，宣傳那個典型農户的收入情況，幫助農民進行效益分析，並沒有逼迫農民一下子都改種水稻。農民是最講實際的，他們一看種水稻還真行，大家就很快都跟了上來。當領導的有沒有水平，水平高低，能不能有效地把農民組織起來，就看你有沒有眼光發現羣眾中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能發現這種東西，就能一呼百諾，就叫站得高，看得遠。我們常講的由點到面的工作方法，體現的正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發展規律。作為對比，我們不妨舉一個失敗的例子，可以説這樣的例子各地都比比皆是。還是在**時，XX年春季黨委政府決定沿鄭（鄭州）汴（開封）路兩側在高砦村北地搞萬畝經濟林基地，當時領導可能想，一下子搞成這麼一個基地，對調整農業結構，對改善鄭汴路兩側的生態環境都有很大作用。可是實施時羣眾積極性不高，有些農户根本不同意，鎮政府（此時**鄉已改為**鎮）只好從購苗、栽植到澆水的各個環節都包攬下來，組織鎮村幹部自己動手。由於規模太大，栽的質量很低，還由於精力和財力上的原因，澆水不及時也不充足，管理跟不上，結果成活率不到10，活下來的幾顆樹後來羣眾也都拔掉移裁到家裏了。正反兩方面的例子都説明，由小到大、由少到多是事物運動發展的普遍規律，按此規律辦事，就容易取得成功，違背此規律，就可能導致失敗。總結經驗，一定要從正反兩個方面總結，既要看到成功的經驗，更要看到失敗的教訓，這樣才容易看清規律。我曾思考**鎮的農民裁種葡萄的事，都是同樣的土質，都是同樣的環境，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卻失敗了，原因到底在哪裏呢？我比較思考的結果是：成功的農户主要是因為應該（由規律所決定）做的事做足做夠了，而失敗的農户主要是因為應該做的事沒有做足做夠，總是懶省事造成的。一個人想幹成大事，想幹成高級的事，一定要把小事低級階段的事幹足幹夠，並富有成效。這些富有成效的小事，只要幹足幹夠，幹到一定程度了，經濟也好，黨羣幹羣關係也好，就會發生一個質的變化。xx同志講，羣眾利益無小事，這當然首先是個態度問題，但我是從量變質變規律理解的。
最後，分析後沙灘村學西瓜嫁接技術這件事。説實話，在這件事上，當時鄉政府並沒有掏錢幫羣眾什麼，倒是羣眾為鄉政府爭得了不少榮譽，對此，村裏的幾個能人頗有微言。我想，如果當時鄉政府能拿錢幫助羣眾聘請技術員，我們不但能有效地把羣眾組織起來學習這一技術，而且會提高政府在農民中的威信，農民就不會説風涼話了。西瓜是**鄉的主導產業，大多數農民都把希望寄託在這一季瓜上，秋後算帳，他們先把明年種瓜的錢存起來，進入冬閒季節，男女老幼齊上陣，有的拉沙墊地壓淤、壓鹼改造土地，一車一車地拉，硬是把整個的一塊地抬高了許多，還有的是深翻土地，用鐵杴一杴一杴將一畝、二畝地翻個個兒，深度達50公分至80公分。我看到此情此景，無不為農民的力量、毅力以及熱愛土地的精神所感動，農民做這些都是為明年的西瓜、花生有個好收成。一過來年，農民就開始為種瓜忙活起來，備糞、備肥、挑瓜溝，搞早熟西瓜的農户，春節前就開始忙活，打藥管理更是一遍又一遍。瓜上市時，他們為瓜有個好價格而欣喜，為瓜賣不上錢而犯愁，西瓜簡直就是農民的命根子，是農民的魂。我描述這麼多，只是想説一句話：如果政府能夠花錢圍繞西瓜做文章，就是做到了農民的心坎上，就容易有效地把農民組織起來，農民就會跟黨和政府走。由低到高是事物運動發展的普遍規律，遵循這一規律，做事情就容易取得成功。當時**想搞大棚西瓜，我是抓農業的副鄉長，領導問我在哪個村搞，我力推後沙灘村，我當時的理由是，後沙灘村羣眾有成熟的西瓜嫁接技術（這是搞大棚西瓜必不可少的技術），他們搞大棚西瓜，有較好的技術基礎，容易取得成功。但是後來大棚西瓜還是沒有搞成，原因有二：一是該村人均耕地較多，搞大棚西瓜投入勞力較多，他們認為一搞大棚西瓜就不能再搞雙膜覆蓋西瓜了，因為勞力少忙不過來，搞二個大棚也未必有種五六畝雙膜覆蓋西瓜來錢。二是大棚西瓜投入大，農民資金緊張，而且有風險（主要是沙塵暴），他們想叫鄉政府每個棚補助一千元，而且是先拿錢再建棚，而政府則答應每個棚只補助500元，是先建棚再補錢，談判不下來，最後沒有搞成。這件事雖然沒有搞成，後來再思考這個問題我是這樣想的：政府不惜拿出10萬元錢購買果樹苗在鄭汴路兩側搞林果基地，最後啥也沒搞成，如果我們把這10萬元錢投入到後沙灘村幫助農民搞大棚西瓜，則很容易取得成功，就是按羣眾提出的每個棚補助一千元，也可建一百座棚。這一百座棚從表面上看，也是蠻好看的，從農民那裏説，農民則實實在在得到了實惠。而我們沒有這樣幹，乾的是羣眾不想幹的事，結果花了錢，事沒有辦成，還挨羣眾的罵。還是那句話，要把農民組織起來，叫他們跟黨和政府走，制定規劃和政策一定要從實際出發，符合羣眾的需要，要合民心、符民願。
經濟全球化和加入wto，給中國和中國農民帶來了新的機遇，更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對於中國的農民可以説是挑戰大於機遇，我們唯有在新的條件下，像當年毛主席那樣，深入農村和農民，握着農民的手，問農民痛什麼，需要什麼，從點滴做起，從低處起步，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用新的原則和精神把千百萬農民羣眾聯合起來、組織起來，組成新的銅牆鐵壁，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才有希望，中國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