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醫藥衞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於6日正式全文公佈，新醫改方案擯棄了此前改革過度市場化的做法，承諾強化政府在基本醫療衞生制度中的責任，不斷增加投入，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意見》首次提出，把基本醫療衞生制度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到2011年，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全面覆蓋城鄉居民，切實緩解“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絕大多數媒體和羣眾對這份《意見》都充滿了巨大信任和熱切期待。
筆者強調一點，落實好地方政府的財政投入責任，是新醫改能否落實到位的關鍵性、經濟性的基礎。
據參加設計新醫改方案的專家透露，未來三年在8500億元政府投入中，中央支出約佔三至四成，其餘由各級地方政府支出。也就是説，新醫改公益性要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落實，僅僅依靠中央財政的財力是不夠的，地方政府的財政責任更佔據了六成到七成的比例。“按照分級負擔的原則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衞生投入責任，地方政府承擔主要責任”。而這些資金既要考慮到公立醫院的投入，又要考慮到對農村公共衞生事業的支持，還要加大對醫生診療費的提高等。仍然僧多粥少。毫無疑問，中央財政會進行不折不扣的財政落實，誰能保證、監督地方政府的投入行為呢？
一些地方政府完全違背了它應該具有的職能，而把自己變成一個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實體。地方政府集中表現為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特別是把財政收入視為最高動力，gdp成為‘公司’的營業額，財政收入成為‘公司’的利潤，地方政府變成了市場中單純追求經濟利益的公司，地方政府領導則猶如董事長、總經理，其‘政績’主要表現為‘公司’領導羣體的升遷，從而實現行政集團的福利最大化，而忽略了政府的社會責任。（XX年11月《決策》雜誌）
也就是説， 在“gdp崇拜”中，在經濟總量就是官員政績的考核模式中，地方政府不僅是社會事務的管理者，也是社會事務和經濟事務的積極參與者，在各種經濟活動中積極謀求更多利潤和回報，比如各級政府對“土地財政”的積極性很高。因為政府能得到更多的土地轉讓金等。就像任何公司都喜歡經濟最大化一樣，“地方超級國有公司”同樣有更多的急功近利、利慾薰心，他們會瘋狂擴大利潤，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公共品建設以及國家積極倡導的科學發展觀，在很大程度上會出現懸空現象。
張鳴教授曾對地方政府公司化進行過批評：比如環境問題，往往是中央政府言者諄諄，地方政府卻聽者藐藐，太湖和淮河這樣中央政府下大決心治理的重污染區，花費幾十億資財，卻邊治理邊污染，不僅成效甚微，而且越治越污。顯然，在治污問題上，地方政府並沒有如中央政府般的積極性，至少，治理污染的動力，沒有壓倒追求gdp的衝動。同樣，當今的勞工保護問題，熱衷於招商引資的地方政府，往往表現為不熱心；在勞資紛爭方面，更在意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工人的勞動保護、生產環境、工資待遇諸方面，即便是很低水平的要求，大多得不到政府有力的支持。（據有關資料）在這種情況下，誰能保證地方政府醫療公益性的願望，會和新醫改和國家意志一樣迫不及待，並保持高度統一呢？
按照這個思路深入分析，中央政府雖然確定了新醫改公益性屬性，如果真落實這種公益性，地方政府就需要大量投入。這肯定會影響、降低地方政府的經濟創收，地方政府進行公共品建設的積極性恐怕不會太高。肯定會有個別地方政府對國家的好政策進行各種變通，弄虛作假。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今年中央的醫療投入資金仍然是1000多個億，與去年相比並沒有提高。地方政府的投入如果不能及時位對，再好的醫改政策，沒了財政支持，最終會成為一句空話。好制度卻成為了冷漠制度，嚴重違背了新醫改的公益性本質。
所以，筆者建議，在落實新醫改過程中，僅僅倡導公益性口號是不夠的，還應該強化地方政府的財政投入責任，特別要將新醫改效果和財政投入責任的落實，納入地方政府的政績考察範圍，落實得好，就是優秀政績；新醫改效果不夠好，就可以認定是不合格。依此推動地方政府責無旁貸的財政投入責任，淡化公司化傾向，履行守夜人職責，讓新醫改切實成為羣眾“健康的保護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