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重要時刻，十八屆四中全會向世界發出了強音：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站在新起點，如何推進依法治國，加速實現中國夢，在某種意義上，在於亟待解決法治進程中的一個共性問題：填平法律文本與規則實踐之間的“溝壑”，加速法律與社會的高度融合。
管子言：“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從西周“以德配天，明德慎罰”，到漢時起長期浸淫中國封建社會“禮律結合”的傳統法制，直到清末被迫修律;從春秋鑄刑書、鑄刑鼎，到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經》問世，再到代表中國古代最高立法水平的《永徽律疏》出台。無論是為鞏固統治地位而立法，還是為適應當時社會發展而變法，中華民族對法律制度文化的追求與創造，未曾停歇。當然，在“刑不上大夫”的“人治”時代，法律活動的目的在於期望法律能按照設計者的意願，融入和適應社會，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這就必然要求在法律活動中，務必要消除制度文本與社會實踐之“壑”。
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從1954年制定新中國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憲法，到1982年通過新中國第四部憲法(現行憲法)，再到後期新中國憲法不斷修改完善，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去“人治”的“法治”求索中，儘管也走過彎路，但我們始終立足新中國建設發展之需，堅持在揚棄中繼承，在開放中移植，在探索中創新，在實踐中豐富，不斷讓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制之樹枝繁葉茂。回首這一輝煌的法制建設之路，在某種意義上，法律活動的本質還是在於努力消除法律文本與社會實踐之“壑”，讓社會主義法律制度更好的適應新中國的土壤，促進中華民族的崛起。
審視浩瀚的人類發展歷程，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制約法律制度文明進步的一個不容迴避的共性問題的確在於：法律制度的文本規範與法律運行的社會實踐之間，往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離”或“溝壑”。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多種原因造成的法律在社會實踐中“着陸”不充分，導致法律“接地氣”不足，使得法律“實然效果”與“應然價值”不符，最終決定了法律的“正能量”被大打折扣。回首新中國成立後的法制建設歷程，我們之所以也走過彎路，甚至摔過跤，即源於此。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法律制度文明建設成敗的一個關鍵問題，在於如何填平“文本”與“實踐”之“壑”，讓法律植根社會，適應社會，服務社會。
如今，隨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加速，從“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的不斷探索，中華民族迎來了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機遇。站在實現中國夢的新起點，黨的十八大鄭重宣佈：到2020年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時，實現“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落實，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斷提高，人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站在法治中國夢的新徵程，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吹響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號角，法治的戰鼓已越擂越急。在消除“文本”與“實踐”之“壑”的探索中，中國法治建設不斷提檔升級，法律將更好地融入社會。
如何消除“文本”與“實踐”之“壑”，讓依法治國的征程變坦途?以xx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已給出了科學的路徑選擇。那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範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前進的方向雖已指明，但在“痛並快樂着”的征程中，填平法律“文本”與“實踐”之“壑”，是一個複雜而艱鉅的系統工程，需要加速全面深化改革，創新舉措，在多管齊下中打好“組合拳”。當前，首當其衝是完善立法規劃，出台“權力清單”，編好“制度的籠子”，在“開門立法”中創制適合我國土壤的“良法”或制度文本。在這個基礎上，關鍵是要創新體制機制，出台包括“法治gdp”等在內的一系列考評和監督舉措，確保在嚴格執法中依法行政，在公正司法中實現社會正義，在全民守法中實現社會和諧。從而讓法律充分“接地氣”，生根結果，普惠百姓。
從長遠看，消除“文本”與“實踐”之“壑”，實現法治中國的坦途，還在於“紙上的法”要變成“心中的法”，使法律成為每個人的真誠信仰和行動指南。所以我們時刻要有憂患意識與問題意識，勇於直面法治路上的“攔路虎”和“絆腳石”，重視普法，尤其是幹部學法，不斷讓法律價值內化於心，增強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在全社會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濃厚氛圍，增強自覺運用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履職和行事的能力，最終形成“法律為王”的發展哲學。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號令已發，法治中國夢正在走向現實，我們開始聽到中華民族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鏗鏘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