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領導、諸位同仁：
參加雲南省作家協會組織的青創會，對我來説還是第一次。看到這麼多的青年朋友對寫作還有興趣，還在堅持寫作，我真的很高興。我今年已經40歲了。孔老夫子説：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我已經到了不惑之年，但是我特別喜歡和“有惑”的青年文學朋友們交流，希望聽到“有惑”的青年朋友們的批評。
大會的組織者要我講兩句，我就姑妄講之，大家也就姑妄聽之。我是學理工科出身的，沒有什麼理論積澱，能講的，無非自己的親身體驗，大家有同感，會心一笑，荒謬不經的地方，大家也笑一笑。林語堂先生説過：“幽默是人類心靈開放的花朵”，又説：“幽默是輕輕地挑逗人的情緒，像搔癢一樣”。如果我的發言，能給大家搔搔癢，我就很快樂了。
我最先做起小説來，是上高中的時候。那時候，愛上一個女孩子，對中學生而言是犯大忌諱的。有幻想需要鋪陳，有情感需要表達，又不敢寫在日記裏，因為日記是有可能被老師或家長翻查的，是有可能作為“犯錯誤”至少是“思想出軌”的證據使用的，於是便想到要做小説。小説是虛構的，就算被發現了，也完全可以抵賴。更何況，小説寫出來，還可以在同學中傳閲，這至少比直接給女生寫情書來得隱蔽和文雅。
那時候，我生活在昭通師專的校園裏，昭通師專的閲覽室對教職員工家屬是開放的，我因之讀到了張承志、張賢亮、餘華、鐵凝等作家的作品。印象比較深刻的，有張承志的《黑駿馬》、《北方的河》、《阿勒克足球》；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餘華的《世事如煙》；鐵凝的《沒有鈕釦的紅襯衫》等等。
寫小説自然是從模仿開始的，雖然我提到了剛才那些響噹噹的名字，但事實上，我的寫作是從摹仿瓊瑤和金庸開始的——時至今日，我並不因為自己對這兩位作家的摹仿感到羞愧。瓊瑤讓我在閲讀中演習了男歡女愛的細膩情感，粗淺地察覺到了男人的擔當，我記得瓊瑤有部小説名叫《在水一方》，小説的男主人公是個作家，他發誓要寫出一部驚世之作，從而讓女主人公重新愛他——這至少讓年少輕狂的我懂得了小説是可以征服美女的，而一個男人如果能寫小説，至少是在從事某種偉大的事業；至於金庸，他讓我以閲讀武俠的方式逼近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那就是“仁義禮智”，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後來我在學習中國哲學的時候，讀到張橫渠先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千古名言，禁不住心潮澎湃，並將張先生對後生的勉勵確定為我此生的終極追求，不能不説是先前金庸小説打下的思想根底。
因為昭通師專良好的文學氛圍，我較早地接觸到了包括加謬、卡夫卡、馬爾克斯等大師在內的西方現代文學，《西西弗的神話》、《城堡》、《審判》、《百年孤獨》……口誦這些灼灼其華的標題，就足以讓我在北京的那所工科院校裏，儼然成為文學前衞。在某個領域的傑出感總是讓人很快樂，所謂樂此不疲，大概就是這個意思。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幻想、觀察和營造變成文字，繼而變成鉛字，從而贏得名聲和尊重，這種成就感，我想，恐怕是在座的每一位朋友走上文學之路的最初誘惑吧！
在繪製機械圖和寫作愛情詩的間隙裏，我有選擇地閲讀了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衞軍》、法拉奇的《人》、歐文•斯通的《凡•高傳》、錢鍾書的《圍城》以及沈從文的早期作品，同時較為系統地學習了中國哲學，對王陽明先生的“心學”體系大為感佩，這一體系在我後來的創作中，深藏於文字背後，成為支撐我的文字的，看不見的經胳。
事情進行得似乎很順利。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昆明鋼鐵集團總公司，做了一名“調研祕書”，這個職業類似於“中統”或“軍統”，因為年輕，調查對象通常不對我等設防，因此可以弄到接近事實真像的素材，然後寫成報告，供集團高層決策參考。我很快厭倦了這種工作，因為我幼稚的建議幾乎從來不會引起高層的重視。一年以後，我回到故鄉昭通，做了一名小報記者，幾篇文章下來，儼然成了小鎮名流。一方面站在最真實的大地上，一方面相對安靜地沉湎於讀書寫作，我創作出了第一批勉強可以稱之為小説的作品。貴人相助，黃堯老師、慶國老師、潘靈先生、李騫先生、楊昭先生、胡性能先生以及《十月》雜誌的王佔軍先生、《邊疆文學》的何真老師、王洪波老師，閲讀、指導並發表了我的第一批作品。
28歲那年，同樣是貴人相助，由原《邊疆文學》主編張永權老師牽線搭橋，在熱愛文學的武警雲南邊防總隊政委和國才的愛才之心和鼎力操辦下，我參軍入伍到了邊防，36歲那年，我成了雲南省作協最年輕的副主席。
創作似乎改變了我的命運，至少是改變了我的生存狀態。在中國這樣一個敬畏官員，恐懼武力的社會裏，我身着武警中校制服，威風凜凜。而且坦率地説，如果沒有稿費，沒有轉讓長篇小説的影視改編權而獲得的報酬，我不太可能在這個城市買房買車，不太可能在這個繁華而浮躁的城市裏放置一張安靜的書桌。前兩天讀到才氣、文氣、官氣、霸氣如傅斯年這樣的大師，抗戰中困居川南小鎮李莊時，不得不靠出賣藏書以換取一頓米飯的時候，禁不住心如刀割。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已是極端地幸運了。
似乎是寫作改變了我的命運，似乎我可以做為一個“賣字為生，並且混得不錯”的標本堅定諸位同仁功利寫作的信心。其實我一直在想，不是寫作改變了我的命運，而是閲讀和寫作本身就意味着我的生存。我不記得在什麼地方讀到有人説過，所謂命運，命是註定的，是恆久不變的，而運是變動的，機遇的。我的理解，命運就是一條大河，運是浪花，命就是那奔流向前的河水本身。我想，作家，就像工人、農民、軟件工程師、商品推銷員，是一類不可或缺的社會職業。社會總需要一些人去寫，這恐怕就是職業作家了。
但是把自己定位為職業作家，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我猜測在座的很多朋友都想寫電影劇本，寫電視劇本，因為那似乎可以掙到大錢。以我的親身體驗而言，寫劇本是很苦的差事，拿了人家的錢，就必須按人家的思路走，甚至是牛頭不對馬嘴的思路走，説到根本，是跟着觀眾的口味和領導的意識形態走。這樣一來，創作變成了勞役，文學變成了生意，文人變成了“小手工者”，真正的“賣字”，一點都不快樂，以我們有限的生命來説，得不償失。
切切不可將職業作家與御用文人相提並論，且不説“御用”二字已有自吹自擂之嫌——民國時代，最典型的御用文人是誰？毫無疑問，陳布雷，蔣介石即將兵敗大陸的前夕，他自殺了，所謂“尸諫”。我們一些所謂的筆桿子，離陳布雷，離“御用”還差得很遠，就跟“御前帶刀侍衞”一樣，起碼也得有南俠展昭那樣的功夫，才能在“御前”帶起刀來。我認識的很多寫作者，無論他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得多麼清高，多麼與政治不合作，對所謂的腐敗多麼的切齒痛恨，其實他們最終的夢想，無非就是能做個“御前帶刀侍衞”。魯迅先生有“幫忙”、“幫閒”及“幫兇”論，不得已，幫幫忙是可以的，若汲汲於“幫兇”，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樁還能留下個罵名，當心被當成擦屁股的手紙，那就連“回收再利用”的環保價值也沒有了。魯迅先生還説，中國人有兩種狀態，一種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狀態，一種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狀態。所以我更想説的，是不做奴隸的寫作狀態。或者説，是那種純粹“私人寫作”的狀態，是那種作為個人存在理由的閲讀和寫作狀態。
我想，作為閲讀者和寫作者，我們都曾有過那樣的狂喜，在閲讀中，在寫作的某個斷片上，剎那間如遭雷擊，如美女回眸，如登天摘星，如夢中漫天飛花——我想，這就是我們孜孜不倦於閲讀和寫作的根本動機。如果閲讀和寫作不能給我們帶來這種神祕的狂喜，我不知道我們如何能堅持閲讀和寫作。為什麼説憤怒出詩人，貧困出作家？我想，正因為生活本身已如死水和枯木，只有閲讀和寫作能讓死水盪漾，枯樹開花，讓我們煩瑣而平庸的生活剎那間熠熠生輝，讓我們於仰望星空時頓悟人之為人，我之為我，讓我們於官價、房價、油價、股價的滾滾洪流之上，剎那間嫣然一笑，頓悟世間萬物，無非夢中之夢，畫中之畫——山中之花，因我來時，一時燦然；當我含笑轉身，揮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這就是閲讀和寫作的祕密，恰恰因為這樣的祕密不能時時被洞見而刺激了重逢的喜悦，就像阿甘所説，人生就像吃巧克力豆，你永遠不知道下一顆是什麼滋味；恰恰因為這樣的喜悦我們曾經遭遇，就像夢裏佳人，驚鴻一瞥，便永生追逐，明知落花流水春去也，我們仍然大漠逐日，九死不悔，我們幻想着飲幹黃河水，拋出手杖，化為桃林。
千古文人都有一個夸父逐日的桃花夢。
黃堯老師跟我説過，真正的文人，永遠是精神上的流浪者。沒有家，我們找一個家；有了家，我們拋掉這個家，繼續漫漫長旅，尋找那永遠也找不到的家——這些話，現在説來，似乎都有些像大話了。
幸福的是，網絡世界的來臨，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沒有疆界的跑馬場，當然，網絡世界最終也只能是一個沒有墓碑的墳場。
我只能講這麼多了。大家笑一笑，算是對我的鼓勵。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