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有勇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我国著名的植物病理学专家。在全国上下埋头苦干、万众一心，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之际，中央宣传部2日在北京向全社会宣传发布朱有勇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时代楷模朱有勇的学习心得，方便大家学习。
20xx时代楷模朱有勇事迹学习
在大家眼中，朱有勇是云南省农业系统唯一的工程院院士，是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但在澜沧县蒿枝坝村，提起朱有勇，拉祜族群众会抿嘴笑着告诉记者：“他是来帮我们种洋芋的。”
“农民院士”朱有勇身上到底有什么气质，让拉祜族群众觉得那么亲?一切还得从他早年立下的志向说起。
让农民过好一点
1955年，朱有勇出生在云南红河州个旧市卡房镇，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娃。儿时农田旧景，是最吸引他的景色。广阔的田野使他对土地与农民产生了难以割舍的眷恋和热爱。
高中毕业后，朱有勇与8位同学回到农村当了知青。当他看到自己和农民们辛勤耕作一年，得到的却只是难以糊口的收成时，朱有勇在心底埋下了自己的初心：“一定要努力，让农民过得好一点、农业变得强一点、农村变得美一点”。
1977年恢复大学联考，朱有勇如愿考入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1996年，在完成悉尼大学分子植物病理学有关项目研究后，朱有勇不假思索地谢绝了悉尼大学教授对自己的挽留，毅然回到了云南农业大学。和国外、国内先进发达地区相比，在云南搞科研或许会有一定局限性，但云南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却是其他地方不能比拟的。
朱有勇紧盯农业科技发展的关键性技术难题，创新性开启了不用农药控制病虫害的探索之路。他的“遗传多样性控制水稻病害”技术在全国10个省区市推广了6000多万亩，并荣获联合国粮农组织科研一等奖，“物种多样性控制作物病害”技术在国内外应用于3亿多亩旱地作物。这两项技术让农药使用量减少60%，并能增产20%-30%。由于长期与农民和土地打交道，少数民族农民群众亲切地称他为“农民教授”“农民院士”。
手把手带着老乡干
刚接到澜沧县扶贫任务时，虽有“扶贫就要到最穷的地方去”的思想准备，但到了澜沧蒿枝坝村，朱有勇也被这里深度贫困的状况震惊了。
澜沧主要生活着“直过民族”拉祜族，这里自然资源丰富，但因为没有技术、没有产业，当地群众素质型贫困问题极为突出，农业科技成了这里最大的短板。
“越是艰难，科技扶贫就越有大作为。”通过调研，朱有勇带领团队利用专业特长，科学制定了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发展措施，将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在当地建立了“科技小院”。
正当他们决定先拿冬季马铃薯作示范时，现实却给了朱有勇当头一棒，居然有很多村民不愿意。原来，澜沧早年曾种过核桃，因气候、品种等原因，树倒长得好，核桃却没结几个，光竹塘乡就有7000亩摆在那里成了反面教材。这里也有种过马铃薯的，但最终只收获些小疙瘩。这个院士又来“种洋芋”，农民们担心万一再失败，一家人一整年的收成就打水漂了。
朱院士能把“天拉长”，一时难以把村民的眼光拉长。院士这个名头，在这样一个偏僻村寨并没有多大作用。“这比发期刊论文可要难多了。”朱有勇感慨。
在当地政府和村委会的支持下，院士团队将新研发的冬季马铃薯品种种进了100亩样板田。朱有勇同样扛起了锄头，与少数民族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把“家”安在了田间地头。为了和少数民族群众打成一片，朱有勇还学会了“你好”“吃饭”“干活”等拉祜族语。
第二年，看到样板田的好收成，原来持反对态度的村民刘金宝将家里10亩地分出了2亩种马铃薯。每亩5000多元的收入，让他第三年主动把全部地种上了冬马铃薯。
在澜沧县，农民种植冬马铃薯每亩收入平均可达9000元。在朱有勇院士团队的努力下，目前澜沧县建立了林下三七、冬季马铃薯、冬早蔬菜等科技扶贫示范项目基地，还将依托中国工程院人才智力优势，大力实施林下三七、冬季马铃薯、冬早蔬菜3个“一万亩”工程，全力创建全省科技扶贫示范县。
“农民院士”扶贫有招
朱有勇深知，技术缺、产业弱，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贫困的重要原因。从示范村蒿枝坝村的情况来看，农村技术型人才的多寡才是带动产业发展和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能否如期完成的关键。
于是，朱有勇在职业学校开办了院士班，这可是全国首创。这个技能培训班，是朱有勇扶贫计划中的更为重要的一步。
其中短期培训班不受年龄、学历等条件限制，教学过程为4个阶段100天，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专家亲自授课，采取边学习边生产的办学模式，理论讲授和田间实操紧密结合，用学员听得懂的语言讲解专业知识，用学员看得懂的方式手把手教授，课堂在田间，学习在地头，考试评价看收成。
酒井乡酒房村坡头老寨小组的哈尼族农民培训班，作业是种一亩马铃薯。亩产2吨为合格，2.5吨为良好，3吨为优秀。去年3月，当马铃薯班的农民马正发请全小组现场观摩他的“考试成绩”时，大家看到田里收获的硕大马铃薯，非常震撼。这一期，养鸡能手张忠玲、林下三七技术员付美刚、马铃薯班农民马正发等优秀学员受到表彰并获得5000元奖学金。
在马正发的带动下，去年冬季，坡头老寨28户人家种植马铃薯100亩，其中1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了37亩。今年2月，坡头老寨的冬季马铃薯陆续收获，平均亩产2.7吨，每公斤售价2元到4元，整个小组的马铃薯收入51万元，人均收入3825元。马正发种植了10亩，收入7万元，在全小组最高。
除了林下三七、冬季马铃薯，朱有勇院士和团队还开设了冬早蔬菜、茶叶种植、林业、猪牛养殖等培训班，前后共计开设了24个技能班。
今年是朱有勇院士在澜沧扶贫的第5年，他带领团队结合贫困地区实际，走出了一条崭新而富有实效的精准扶贫之路，实现了从深度贫困的“民族直过区”到“云南省科技扶贫示范县”的跨越，为全国科技扶贫做出了有力的示范。朱有勇说：“我承诺过，要把贫困山区的农民带富。蹲在农村当个农民，带着农民脱贫致富，心里很高兴、很有意义，也很欣慰。”
20xx时代楷模朱有勇事迹学习心得
我校名誉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同志，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全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他扎根云岭大地，几十年如一日，用崇高信仰、渊博学识、辛勤汗水书写了立德树人和强农兴农的时代华章。为引导和激励全校师生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好践行教育报国初心、担当筑梦育人使命，中共云南农业大学委员会决定在全校开展向朱有勇同志学习活动。
一、向朱有勇同志学习，就要学习他坚定信仰、情系农村、躬耕农业的为民初心和担当精神
他出生于农村成长于农村，对农村满怀深情，“让农民过得好一点、农业变得强一点、农村变得美一点”是他最朴素的追求。从异国他乡到彩云之南，从大学校园到田间地头，他渴望在家乡的土地上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把“用自己的付出实实在在解决一些农民的问题”当作自己最大的快乐。
二、向朱有勇同志学习，就要学习他爱岗敬业、明道信道、筑梦育人的师者仁心和奉献精神
教育改变了他，他也坚持用教育改变人。他铭记教师这一第一身份，严谨治学、教书育人，能把高校的优秀学子培育成教授和学术带头人，也能把边疆的民族兄弟培养成行家和致富带头人。他淡泊名利、育人育心，用自己的收入设立奖学金，帮扶和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师生。
三、向朱有勇同志学习，就要学习他潜心科研、根植土地、矢志创新的科研匠心和奋斗精神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他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和实践意识，他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田间地头，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汗水洒在田野里，把幸福种在农民的心坎上。他年过六旬，却毅然投身脱贫攻坚最前线，用奋斗精神既扶智又扶志，把爱国情、强国梦、报国行镌刻在边疆民族致富路上。
20xx时代楷模朱有勇事迹学习体会
朱有勇同志是一名党员干部，他坚定信仰、情系农村、躬耕农业，以强农兴农为己任，用满腔热血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为民初心和使命担当
他出生于农村成长于农村，对农村满怀深情。“让农民过得好一点、农业变得强一点、农村变得美一点”是他最朴素的追求。朱有勇1955年11月出生于红河州个旧市卡房镇，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娃。儿时农田旧景，是最吸引他的景色。广阔的田野在带给他诸多欢乐时光的同时，更使他对土地与农民产生了难以割舍的眷恋和热爱。1974年8月，高中毕业后的朱有勇，积极响应时代号召，与8位同学奔赴个旧市卡房公社苟街大队对门山生产队当知青，由此迈入了社会的第一站。他干活卖力，犁地、砍柴、挖石头，什么活计一到他手里，都能干得好，当地的苗族群众都很佩服他。苗族农民李明生如今已60多岁，提起40多年前在对门山生产队当知青的朱有勇时，却一下子就想了起来：“当时他们那批来的知青，数朱有勇干活最厉害，最能吃苦耐劳。”如今，回忆起当年的知青岁月，朱有勇感慨地说，那是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一段经历。四年的知青生活，使他成为农活样样在行的青年，更让他深切地感受到了耕作的艰辛、农民的不易。当他看到自己和农民们辛勤耕作一年，得到的却只是难以糊口的收成时，朱有勇内心一阵阵酸痛。他为农村的普遍贫穷感到不安，也在心底埋下了自己最朴素的人生追求：一定要努力，让淳朴的老乡们走上富裕的路子。
从异国他乡到彩云之南，从大学校园到田间地头，他渴望在家乡的土地上做自己喜欢的事情。1977年，朱有勇考入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当他静下心来钻进农学的大天地，探寻到农业世界的万千奥秘后，年轻的朱有勇不可抑制地爱上了自己的专业。1994年7月，怀着对专业的热爱，他又远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修分子植物病理学。进入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朱有勇研究的是棉花病害，表面看上去似乎和他在国内研究的生物多样性区别很大，但试验方法和技能却为他以后的植物多样性研究打下了很好的科研基础。而且，从做分子遗传学实验的国外同事那里，他还学到了很多先进的实验方法。两年的异国求学生涯，不仅为朱有勇打开了眼界，也为他日后的科研提供了更开阔的思路。1996年，在完成悉尼大学分子植物病理学有关项目研究后，朱有勇未加思索就谢绝了悉尼大学教授对自己的殷切挽留，带着家人回到了云南农业大学。对于自己毅然选择回国工作的原因，朱有勇是这样解释的：“宾馆再好也不是家。国外条件再优越，我做得再多、再好，也是在别人的土地上为别人做事。回国后，我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母校，按照自己的思路，做我想做的科学研究，为这片土地、为家乡人民做事，比在外国更有意义。”和国外、国内先进发达地区相比，在云南搞科研或许会有一定局限性，但朱有勇热爱这方水土，他坚信自己从事领域的一切未解之谜都能在这方山水中找到科学答案，并造福一方百姓。
他是一名共产党员，是党培养的知识分子。他把“用自己的成果实实在在解决一些农民的问题”当作自己最大的快乐和满足。1982年初，朱有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朱有勇看来，自己的每一步成长和发展，都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培养人才的结果，尤其是云南省委、省政府长期给予他的研究团队大力支持，为团队开展工作提供了良好平台和研究环境。1992年至1995年间，云南建设了10个省级重点实验室，每个重点实验室投资都上千万元，包括朱有勇后来领衔的云南省植物病理重点实验室在内的3个重点实验室都建在了云南农业大学。在朱有勇的心目中，个人的前途必须与党的事业、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他说：“在工作中，我很在乎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要想把实验室的工作搞上去，出成绩，出效益，我作为一名组织者、一名共产党员，就必须身先士卒，起好带头作用，在困难面前要上，在利益面前要让。自从入党那天起，我始终这样对自己说，你已经是这个组织的一员了，你必须珍惜她的荣誉，维护她的尊严。”
20xx时代楷模朱有勇事迹学习有感
朱有勇同志是一名人民教师，他爱岗敬业、明道信道、筑梦育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用满腔热血演绎了一名优秀人民教师的师者仁心和奉献精神。
教育改变了他，他也坚持用教育改变他人。国中毕业后，朱有勇回到了陆良的窑上公社。当时上高中由基层推荐，但公社并没有推荐他，他国中时的副校长兼教导主任谢楚老师认为他这棵好苗子不读书太可惜了，通过来回奔波才让他上了高中。老师的坚持，改变了朱有勇的一生。老师在带给他新的希望的同时，也将一颗感恩的种子埋进了他的心里。朱有勇坚定了一个信念：一定要学出样子来，帮助更多的人。进入云南农业大学后，安心读书成了他大学期间最大的事。深知读书机会不容易的朱有勇，学习特别勤奋。朱有勇的大学同学张玉源在谈到他时，透露出钦佩：“我们约他去玩，他经常是抱着一本书苦读，除了专业课程读得熟练外，英语词典等工具他也用得很熟。”大学四年，教室、宿舍、食堂“三点一线”，早起晚归，苦读苦记老师们传授的知识，朱有勇渐渐感知到了农业科学的博大精深，踏上了学农爱农的道路。朱有勇深知，“没有农业的发展就没有农民的幸福，中国农业要发展靠的是人，而农业人才需要大力培养”。朱有勇育人讲究的是言传身教、严谨治学。他的博士生黄惠川谈到，朱老师几乎每天都是最早到实验室，最晚才离开，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严格，经常在休息放松时搞“突然袭击”，悄悄到实验室转一圈，看看有谁在，都在做什么。在这样的鞭策和督促下，朱有勇团队形成积极向上、主动工作的氛围，实验室成了大家努力工作、快乐工作的场所。
朱有勇育人还非常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尤其对学生创新能力、动手能力、思维方式的培养。在指导学生方面，他通常只给出研究题目或者研究范围，引导学生自己设计实验方案、准备实验材料等。他的“放手”给了后来者和年轻人信心、成长与成功的机会。出生于1979年的朱书生，慕朱有勇之名从北京回到云南，刚到的第一年，就承担了省里的科技攻关项目，在同学中成为承担科研项目负责人的第一人，如今已成长为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的院长。谈起朱有勇，他心怀感激：“我很庆幸加入到这个团队，是这个全国一流的平台让我成长成才。”朱有勇育人同时注重团队精神的培养，选择团队新成员时通常要经过初试、面试等好几关，他吸纳了很多优秀人才进入自己的科研团队，这些成员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朱有勇经常躬身实践、率先垂范。他的学生刘屹湘博士说：“老师也随时身体力行做事情，学生也很受鼓舞，很多东西是说不出来的，但是能感受到。你在田间地头做事情的时候，老师也和你同时战斗，让你感觉不是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而是一个团队在做。在澜沧扶贫的时候，有一次老师的脚踝扭伤了，但他还坚持到林下三七种植点看情况，种植点坡度路滑，他随地捡起根粗木棍，然后拄着慢慢地一步一步走，感觉挺震撼、挺感动的。”
他能把高校的学生培育成专家和学术带头人，还能把不识汉字、不会汉语的农民培养成行家和致富带头人。除在学校带出一大批优秀学生外，朱有勇院士在澜沧县也带出了一大批优秀“学生”。针对澜沧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科技文化落后、学科技用科技的意识不强、生产方式落后等素质性贫困短板，朱院士团队决定在澜沧举办科技扶贫技能实训班。结合群众生产生活实际，把课堂直接设在田间地头，用学员听得懂的语言讲解知识，用学员看得懂的方式手把手传授技能。“课堂在田间、考试看收成”，这是全新的教学模式，目标是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高素质的新型农民。为了使培训效果达到最佳，每次开班前，朱有勇都要亲自面试学员，目的只有一个：挑选出那些真正愿意技术致富的人。朱有勇与农民学员们同吃同住，今天上完课，明天就带着学员到地里亲自实践。刨土挖地，看温度测湿度，分析病虫害，在一点一滴的实践中，帮助农民真正掌握致富本领。到目前为止，院士专家站已培养了1440名乡土人才，这些学员学成返乡后，像一颗颗脱贫致富的“种子”，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技能带回家乡推广，脱贫攻坚的“星火燎原”之势正在形成。
他潜心问道淡泊名利，他默默耕耘用收获反哺母校，为师生带来榜样的力量。朱有勇经常告诫学生：“要远离功名浮躁，不要仅仅为发文章而搞科研，而要研究农业当中的真问题和好问题，尤其是农民所关心的问题。”在他看来，要做大事就要从急功近利中超然出来，以干事业求学业为乐事。20xx年12月，他成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云南农业教育科研系统的第一位院士，为云南省和云南农业大学争得了荣誉，学校特别奖励了他200万元。他毅然决定把学校奖金作为原始基金成立云南农业大学“有勇奖学基金会”，通过奖励优秀本科学生、研究生和优秀教师，以激励更多师生不忘初心、学农爱农、潜心研究、服务三农。20xx年，他又将自己“云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的200万元捐赠基金会，“有勇奖学金”基金数达400万元人民币。“有勇奖学金”设立以来，至20xx年已经连续颁发了6届，数十名师生受益。很多单位慕名来高薪聘请朱有勇，都被他拒绝了。对他而言，他关心的始终不是金钱和名利，而是农业、农村、农民，还有农业教育事业。他在乎的是实实在在做点事情，无愧于党和国家，也无愧于人生。朱有勇说：“我们的科研成果开花结果在千家万户农民家里面，比拿多高的奖金、发什么文章、给多少钱都还高兴，那才是发自内心深处的高兴。”
20xx时代楷模朱有勇事迹学习感想
朱有勇同志是一名科技工作者，他潜心科研、根植土地、矢志创新，以科教报国为理念，用满腔热血书写了一名优秀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匠心和奋斗精神。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他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朱有勇20xx年任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20xx年任国家农业生物多样性工程中心主任、博导，20xx年任云南农业大学校长，20xx年任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20xx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一路走来，他始终坚持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从田间地头找问题。1982年，朱有勇从云南农业大学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在研究生面试时，导师抛出的一个问题难住了他：“追溯世界农业历史，依赖化学农药控制病害不足百年，在几千年传统农业生产中，利用什么控制病虫害?”他完全不会解答，但正是这个难题激发了他关于病虫害控制研究的浓厚兴趣。在云南，由真菌引发的稻瘟病尤为突出，严重制约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一直困扰着朱有勇的难题。经过观察，朱有勇和他的团队成员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原始森林不会发生大面积的植物病虫害，也不会出现植物营养不足。那么，是什么因素支撑着这么一个庞大的生态体系，维持着生态环境的稳定与发展呢?在一次出差途经云南石屏县境内时，他又惊奇地发现，路边稻田里有的出现了“稻瘟病”，而另一些间栽了高矮不同两种水稻的田里发病的程度却很轻微。朱有勇敏感地意识到，原始森林和石屏偶遇的稻田，也许就是解开“稻瘟病”难题的一把“钥匙”。朱有勇和他的团队于是大胆地提出了利用水稻品种多样性控制稻瘟病的设想：按发展可持续农业的要求，合理实施品种多样性种植，达到对稻瘟病控制的目的。通过试验，结果让朱有勇欣喜若狂：这样既能有效防病虫害，又能增产。路虽然走对了，但朱有勇还要解决两个问题：机理是什么?能否推广应用?此后10多年的时间里，他就干了一件事：从田间小区试验到万亩放大试验，近千次的试验研究，确证了作物多样性时空优化配置是有效控制病害的新途径。总结起来就是：天拉长、地拉宽、排好队、换好位，即改变播种节令，打破传统的农业结构，科学排列行距和株距，今年种这个，明年种那个，利用植物间的相克相生减少病害，从而达到高产。20xx年，这一重大科研成果以“Genetic diversity and disease control in rice(水稻遗传多样性控制稻瘟病理论)”为题在“Nature”杂志封面全文发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植保界在这个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同年这项成果被评为20xx年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之首。西方科学家盛赞：“这个方法只有东方人想得出来，这是东方人的智慧。”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成了朱有勇院士团队一路向前的内在动力。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他有着强烈的创新意识。创新是科研工作的灵魂。在科研过程中，朱有勇始终怀着一颗好奇心。在他看来，云南虽然科研条件比不了发达地区，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只要学会因势利导，善于从土地和传统中汲取智慧，就能打开现有科研的瓶颈，闯出一番新天地。朱有勇不喜欢一味地呆在实验室，而是喜欢在田间地头不断行走，在与农民不断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科研新思路。在云南弥勒，葡萄成熟季节与雨季重叠，过量的雨水让葡萄病害爆发流行，致使葡萄烂果、掉果严重，产量锐减，损失量往往达到50%以上，甚至绝收。朱有勇及其团队经过反复实验，创造性地提出了“给葡萄打伞”的科学方法。在云南许多地方，每年5月栽下的马铃薯一进入雨季就会遇到严重的晚疫病，单产不高，朱有勇及其团队应用作物多样性错峰栽培技术，将马铃薯从每年的5月播种改到了3月，并和玉米间栽，进入雨季，马铃薯已经进入成熟期，即使晚疫病发生也不会造成大的损失。朱有勇说：“科学就像剥洋葱，剥一片，找到一个谜题，解决一个问题。所以说或许穷其我一生，都没办法把这个洋葱剥完。”有趣的比喻中，是朱有勇“科研创新永远在路上”的坚持。
过去120xx年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绿色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将矮杆、高产、耐肥的小麦、玉米、水稻等谷物品种和农业技术推广到世界各地，在促使粮食增产的同时，也导致了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和土壤退化，病虫害暴发频繁，危害程度加重，防控压力增大。作物要拿高产，就得品种单一化，但一旦品种单一化，作物便容易生病，又得拼命打药，这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针对作物品种单一化大面积种植造成的危害，国内外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从育种角度出发开始研究，提出了多系品种、聚合抗性育种等途径，但这些方法因技术难度大而推广应用受到局限。“只有云南农大团队走的跟他们不一样，我们走的是一条生态路子。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聚焦在生态功能上，就一块田来整体考虑，而不是只考虑单个品种。所以要以一块田里物种、品种间的相克相生为出发点来考虑这个科学问题”，朱有勇说到。正是以这样的创新意识，朱有勇团队才最终确证了作物多样性时空优化配置是控制病害的新途径，并继续从引起作物病害发生的遗传异质、稀释阻隔、气象因素、协同作用等方面入手，又经过十余年研究，揭示出了作物多样性控制病害的包括遗传多样性、协同作用、病害防火带、稀释作用等主要机理。生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研究有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境多样性研究三个阶段，目前，朱有勇及其团队正在生境多样性研究方面探索新的创新之路。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他有着强烈的实践意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朱有勇说：“作为农业科研人员，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这个技术老百姓可以拿去用，你光是计算机上用，试管里面弄没有用的。”朱有勇喜欢把理论成果放到实践中检验。在他看来，“老百姓说好，才是真的好”。20xx年，朱有勇团队在建水县推广水稻品种多样性间栽技术5万多亩，平均亩增产糯谷50.6公斤，全县仅推广该项目就增产糯谷253.88万公斤。在建水，朱有勇团队还成功推广了以科学灭虫“酒石榴”技术，成功“酒石榴”难题，建水县的石榴产业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一大亮点。20xx-20xx年，生物多样性控病增产技术在昭通推广应用，累计增粮29.59万吨，昭通粮食总产在连续3年遭受罕见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仍然实现持续增长，平均增幅6.1%，省政府连续3年授予昭通市政府“云南省粮食安全生产一等奖”。近几年，在砚山等地集中推行IPM标准化生产示范体系，集中展示露地蔬菜无害化栽培园艺技术和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新成就。在澜沧扶贫工作中，冬季马铃薯示范基地种植成效显著，最高亩产为4.7吨，平均亩产3.3吨，按每公斤3元的订单价格，每亩增收9000多元;20xx在竹塘乡开展了思茅松林下有机三七试验示范种植，通过“公司+专业合作社(党支部)+基地(农户)”的种植模式，农户通过出租林地、参与种植，每户当年平均收入达20xx0余元，实现当年脱贫的目标。20xx年，朱有勇院士团队在澜沧县扩大试验规模，开展思茅松林下有机三七试验示范种植1025亩，20xx年推广种植6280亩，20xx年计划实施1万亩，林下有机三七已成为澜沧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优势产业。朱有勇院士团队用亮眼的成绩单赢得了群众的信赖，书写了一个科技工作者的科学情操和家国情怀。
朱有勇成长于土地、根植于土地、收获于土地，“农民教授”成为他最喜爱的称号。他数十年如一日，扎根自己所深爱的大地，为我们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一名优秀科技工作者、一名优秀人民教师的精神风范和时代。他坚定信仰、情系农村、躬耕农业的为民初心和担当精神，他爱岗敬业、明道信道、筑梦育人的师者仁心和奉献精神，他潜心科研、根植土地、矢志创新的科研匠心和奋斗精神，值得云南农业大学全体师生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