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災難中，人們會變成什麼樣?
如果我把災難比作一個舞台，那就過於不近人情並且矯揉造作。但我只想表達一個含義，在災難當中，人會集中爆發出過量的情緒及情感，過量到變形、扭曲，讓尋常時的自己感到費解和不安。
可是除了情緒以外，我們還能得到什麼呢?
裏厄醫生説，也許贏得的只是認識和回憶。初看上去很簡單，但仔細想想其實做到這兩樣也很艱難。
她説我無知和傲慢。我感受到刺痛並惡語反擊，結果致使我傷了她的心，致使這段親情再次受到創傷。我生氣，氣到口不擇言，到現在還有些憤怒，但又逃脱不開心中的懊悔和愧疚。因為如果我敢於直面自己的內心，那麼我承認，我確實存在着自負，傲慢在我身上以不輕易發表言論掩飾，以不參與反駁辯論遮蓋，但它始終如同一顆癤子般在我心上長着，稍一觸碰便疼痛難忍，乃至噁心發慌和難以遏制的憤怒。
傲慢阻止人去認識。要麼是因為覺得該事物本身不用去了解，要麼是因為覺得對它的認識已經足夠。不論哪種，在一些情況下也許不見得會有什麼危害，但要警惕另一些更為危險的情況。
而回憶，我們真的能直面回憶嗎?真的能夠儘量客觀地回憶嗎?災難過後，至少有一些人是更願意迴避這些記憶，甚至全盤否定。就像書裏描寫的那些貪於解放之後的情慾歡樂的男女一樣，他們否定屠殺，否定摧殘，否定恐懼和絕望。
那些友情、親情、愛情的回憶，則是我們難得的財富。
得到認識和回憶，也許真的是也是一種勝利，作為一個人的、某種意義上顯得悲劇性的勝利。
而這些人組成的這場戰鬥，也是一出悲劇性的勝利。悲劇性是因為人們沒有戰勝鼠疫。而勝利在於人們也沒有全部倒下，不論是肉體還是精神。然而這不倒下的含義不在於高深的、偉大的、英雄般的人類之愛，而在於不同的人的追求。
帕納魯神父選擇了一心一意的相信，他被迫走向死亡，卻運用信仰使這被迫變為主動;塔魯擁有對生命的愛和同情，他觀察並試圖理解着人們，似乎一直在以一位冷靜、出色的觀察者形象示人，但其實到最後反而覺得他也同樣的迷茫，甚至更加迷茫，因為正如裏厄醫生所説，他試圖追求的是超越人類的、連他自己都不清楚的東西，他看不到希望，所以總不得安寧，所以試圖在奉獻中去求得安寧。
這類人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英雄。因為他們透露出的，並非那種大開大合、以一當十的豪勇，或是為理想奮勇向前的堅韌。他們因追求而迷茫、懷疑、苦痛，大多數時候無能為力，但還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就像加繆的另外的文章所講的西西弗。他們的行為，無論是佈道還是做防疫隔離，與他人無多大區分，所以是他們的追求為他們鍍上了一層神性的悲劇，而不是他們的所為。
而其他人呢，其他的戰士們則更加的樸實。格朗投身在自己的創作上，日復一日糾結着每一個詞句(他多具備一位出色作家的苛刻性)，即使鼠疫也沒能改變他對此的執着，而只是帶來了一些干擾。他以公務員的踏實可靠兢兢業業完成了抗爭中需要他做的工作，然後繼續着他個人生活中的熱情。朗貝爾想方設法地要出城去與愛人團聚，他一直反對抽象的觀念，認為個人的幸福才構成社會的幸福，但他仍在最後一刻留了下來，他是因為什麼大愛或追求嗎?不是，而是慢慢感覺到這也是自己的事，是自己應該去幫助的事。奧東法官，這位古板的貓頭鷹在失去兒子以後默默去當了志願者。他沒有大愛，也未有筆墨寫他對旁人的關心同情，他只是做了覺得自己應該做的事。
這些人，他們不存在超越自身的願望，如果説帕納魯神父和塔魯是朝着一個未可知的頂點推石頭，那麼這些人便只是和其他人一起推石頭，只看着眼前的石頭，可能還會看着身邊的人，但他們並不關心頂點。
至於裏厄醫生，我説不好他到底是哪一類人。他出於生計行醫，曾憎惡大自然無情的秩序加諸病人的痛苦和死亡，他明白這秩序不可違逆，但他仍要救治當下的病人，他明白這場戰鬥是無休止的失敗，但他説這不是放棄的理由。他和格朗等的區別是，他知道那未可知頂點的存在，也知道他可能永遠都無法到達那個頂點;而他和帕納魯神父以及塔魯的區別是，他讓自己只關心石頭。
石黑一雄説：“從我的世界觀來看，我認為人們無論承受怎樣的痛苦，無論遭遇怎樣的悲慘經歷，無論如何不自由，都會在命運的夾縫中求生，接受命運給予的一切。人們不懈奮鬥，努力在如此狹小的生存空間內尋找夢想和希望。這類人始終比那些破壞體制、實施叛亂的人更令我感興趣。”
茨威格説：“我不願意站在那些所謂的‘英雄’那邊，總是在被征服者身上看到他們的悲劇。”
而加繆的這本書，也是這些理念的集中體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