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是人類文化歷史發展過程中最卓越的創造產物。
高爾基曾説：“朋友，熱愛書吧——這是知識的泉源!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古今中外浩如煙海的書籍，不僅是人類進步的歷史見證和智慧的鑰匙，開啟了人類走向一個又一個未知世界的大門，而且書籍也是一艘充滿活力的航船，正是書籍把我們人類從狹隘的地方，帶向無限廣闊的生活的海洋。
隨着人類進入數字化時代，知識的更新和升級速度也突飛猛進地飛躍，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所謂知識爆炸的信息高速公路時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識卻是永無窮盡的。那麼，如何在有限的生命空間裏，儘可能多的瞭解和掌握更多的知識信息，以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實，同時，也使自己的知識體系與時俱進，與時代同步而不落伍，這已日益成為每一個熱愛讀書學習的人的迫切願望。尤其，隨着當前中國傳統經典文化的升温與民族人本意識的復歸，如何在短時間內較為系統地涉獵中國傳統典籍，也就不可避免的成為一個大眾關注的焦點話題。
由此，我們不可避免的就要接觸和了解中國古代知識體系和圖書的分類常識。其實，關於知識體系的構成與書籍類別的劃分，在中國古代歷來就受到特別的關注。因為人們對知識的學習和經驗的掌握往往都需要分門別類地進行。
中國最早對書籍進行系統分類的人是西漢著名學者劉歆(約前53-公元23)。他在總結了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對古代中國的知識體系和書籍的類別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在其代表作《七略》一書中，他把當時的書籍分為六大部三十八小類，具體類別如下：
六藝：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國小。
諸子： 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説。
詩賦： 屈原賦之屬、陸賈賦之屬、荀卿賦之屬、雜賦、歌詩。
兵書： 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
數術： 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佔、形法。
方技： 醫經、經方、房中、神仙。
這是當時人們對書籍的歸類，同時也是對西漢以前中國人知識體系的一次系統歸納和總結。
大約在西漢劉歆之後一千八百年，當時的滿清政府集中人力物力編纂了著名的《四庫全書》，並編撰成《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這本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全面最系統的圖書目錄把當時中國的各種圖書分為四部四十四類，其具體類別如下所述：
經部： 易、書、詩、禮、春秋、孝經、五經總義、四書、樂、國小。
史部： 正史、 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
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
子部： 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術數、藝術、
譜錄、雜家、類書、小説家、釋家、道家。
集部： 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
通過對中國圖書分類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兩個時期的目錄的比較，我們不難看出中國人的知識結構與書籍類別在近兩千年期間的動態變化。《七略》中的六藝略和詩賦略相當於《四庫全書總目》中的經部和集部，在近兩千年間的變化並不大。而《四庫全書總目》中的史部在《七略》中是找不到相應的類目來對應的，可見近兩千年間，中國史學的發展是最快的。史部的十五個部類，從嚴格的史學意義上來看，有十類是史學圖書，約佔整個圖書類別的四分之一，這也説明了史學在中國的知識結構中所佔的比例。《四庫全書總目》中的子部則相當於《七略》中的諸子、兵書、數術和方技四略。將之與子部相比較，可以明顯看出自然科學方面的部類不但沒有增多，反而減少了。
而在西方，被稱為最淵博的學者亞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在人類歷史上首次提出科學分類的學説，他把人類科學知識系統劃分為理論哲學，包括形而上學、數學和物理學;實踐哲學，包括政治學、經濟學和倫理學;創造哲學，包括建築學、修辭學和詩學等。這一科學而系統的分類學説在人類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約兩千年後，英國人培根(1561-1626)在其所著的《論學術的進展》一書中，對人類的知識提出了新的劃分體系，將人類知識分為記憶的科學(歷史);想象的科學(詩歌);理性的科學(哲學)三大類。培根的論著初版於162019年，而中國的《四庫全書總目》則初版於1793年，兩者相差約22019年。若將二者中記載的自然科學部分作一比較可以發現，從比例至分量地位，後者(《四庫全書總目》 )遠遠不及前者(培根《論學術的進展》) 。這也真實地反映了中西方兩個不同地區、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對自然科學的重視程度和知識結構的差異。
中國先賢説：讀史可以知興替，以供後人借鑑。《資治通鑑》是也。
(如何避免重蹈前朝滅亡的教訓)
培根説： 讀史使人明智。
(開啟心智，啟迪智慧，創新發明)
從以上圖書類別的演變史的比較，我們不難看出：在近兩千年間，中國人在知識結構和圖書類別方面的變化表現為史學的飛速發展和自然科學的日漸萎縮，此長彼消，畸形發展。
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近年來在中國的影視屏幕上“戲説”之風盛行，為什麼像《明朝那些事兒》之類的通俗歷史讀物暢銷不衰，為什麼央視《百家講壇》蜕變為演義古代歷史傳奇的歷史大講堂，為什麼中國人總喜歡懷舊，......
由此看來，中國的“歷史”之悠久，不僅僅是一個時間概念，更是一個思想意識和思維習慣的理念問題。如果這種新的科學理念不確立，那麼，中國人的諾貝爾獎夢想和屹立世界科技巔峯的理想就將漸行漸遠......
窺斑見豹，從文學、史學和圖書分類學的角度，對中國歷史上的文化科技進行粗略地梳理和比照，我們不難找到中國的自然科學在明清尤其是清季以來開始遠遠落後於西方的一個歷史旁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