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多少週年

每年的9月3日我們都會紀念抗日戰爭的勝利，這個紀念日到20xx年有了多少年？下面是小編整理的關於20xx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多少週年的解答，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1945年，當時的國民政府下令舉國慶祝3天，並從第二年開始以每年9月3日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但戰爭結束後，中國很快陷入內戰，所以這個日子的喜慶氣氛被沖淡了許多。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各種原因，並沒有每年都進行慶祝，只是在“逢十”的年份舉辦一些活動。1995年9月3日，適逢抗戰勝利50週年紀念，xx等中央領導人到位於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晚上還舉行了一個有很多中央領導人和抗戰老兵參加的大型晚會。

抗日戰爭背景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頒佈停戰詔書，接受《波茨坦公告》。

1945年8月15日，天皇廣播詔書。

1945年9月2日，參加對日作戰的同盟國代表接受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在停泊於日本東京灣的美軍軍艦“密蘇里”號上舉行。日本代表在無條件投降書上簽字，中、美、英、蘇等9國代表相繼簽字。至此，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也落下帷幕。

日本簽署投降書1945年9月3日，中國國民政府下令舉國慶祝，放假1天，懸旗3天。

1949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曾把8月15日作為抗戰勝利紀念日。

1951年8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出由周恩來簽署的通告，確定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為9月3日。通告指出：在1949年12月23日所公佈的統一全國年節和紀念日放假辦法中，曾以8月15日為抗日戰爭勝利日。查日本實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簽字於投降條約以後。故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應改定為9月3日。

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270號《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1949年12月23日政務院發佈，1999年9月18日國務院修訂發佈)中發佈的有關抗日的紀念日有“七七”抗戰紀念日、“九三”抗戰勝利紀念日、“九一八”紀念日。這是中國政府以法規的形式確定了抗日戰爭紀念日。

中國曾在多年9月3日這一天，曾舉辦過多次大型慶祝活動。民主黨派“九三學社”就是為了紀念這個日子而命名的。

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270號《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1949年12月23日政務院發佈，1999年9月18日國務院修訂發佈)中發佈的有關抗日的紀念日有“七七”抗戰紀念日、“九三”抗戰勝利紀念日、“九一八”紀念日，是中國政府以法規的形式確定了抗日戰爭紀念日。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反侵略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是20世紀中國和世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戰爭史上的奇觀。

第一，抗日戰爭的勝利徹底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捍衞了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它洗雪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受帝國主義奴役和壓迫的恥辱，極大推進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抗日戰爭的勝利，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和團結，弘揚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愛國主義成為抗戰的最強音和主旋律：國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當亡國奴，同仇敵愾、萬眾一心，勤勞勇敢，不畏強暴、血戰到底，自強不息，開拓創新。抗日戰爭的實踐使中國人民深刻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各族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領導核心。

第三，抗日戰爭的勝利，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維護世界和平的偉大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國抗戰的勝利創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打敗帝國主義強國的奇蹟，它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鬥爭。中國人民為最終戰勝世界法西斯勢力做出了歷史性貢獻。中國參與發起成立聯合國併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顯著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有力地維護了世界和平。

中共特科隊：只有四支手槍槍斃漢奸才使用

進入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通過總結經驗，為地下鬥爭提出了“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方針。當時國共兩黨雖然在對日作戰中形成戰略上的合作關係，國民黨當局仍不承認中共組織在國統區有合法活動地位(只有個別談判代表除外)，並把“防敵(指日本)防奸(指共產黨)”作為祕密鬥爭的基本指導原則。此間，國民黨的軍統、中統在對日本進行祕密戰的同時，將中共地下組織當作第二位的打擊目標。

抗戰期間，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社會部，並對黨的地下工作人員進行了專門培養，教育他們掌握對敵鬥爭的政策原則和祕密工作紀律，並進行了祕密技術的訓練，使黨在隱蔽戰線的鬥爭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周恩來根據國統區工作特點，總結髮展了十年內戰時他提出的黨員職業化原則，又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政策，成為黨在國統區開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針，也成為在日本佔領的淪陷區的祕密工作指針。

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等日佔區的祕密工作，主要通過發動羣眾建立地下組織，幫助新四軍的軍事鬥爭。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南方局直接領導西南工作委員會負責川、雲、貴、湘、鄂的黨的地下工作，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績。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負責粵、桂、贛、閩、浙的地下工作)卻因建立祕密的武裝據點暴露了組織，在國民黨特務搜捕下大部損失。後來周恩來總結其教訓時説，“根本原因是祕密組織與武裝鬥爭同時並用，致工作路線發生許多錯誤。”“在大後方的黨，只能全力執行中央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候時機的路線，不能同時採取武裝鬥爭的路線。”地下黨組織不能同時兼搞武裝鬥爭，這成為當時中央確定的一條原則。

如今一些影視劇為了提高收視率，描寫地下工作的鏡頭頻頻出現“槍戰”和武打，甚至把地下工作者表現為武林高手，這完全違反了隱蔽鬥爭的原則。當年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除有軍警的掩護身份，都不能擁有手槍一類武器，否則路上遇敵檢查便會暴露。即使是在上海影響很大的特科“紅隊”，總共也只有四支手槍，成員平時外出也不許攜帶，只有在執行除奸的特殊任務時才能使用。

中國共產黨的隱蔽戰線鬥爭有別於國民黨和其他政治派別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羣眾工作、情報工作與統戰工作的有機結合。這一特點的形成，與周恩來在抗戰時期對統戰工作的倡導、推動息息相關。周恩來多次指出：情報工作要通過交朋友，通過往來談話做工作;要建立據點，建立關係，深入社會;要見縫插針，做串門的生意;擴大了團結的基礎，即擴大了工作開展的可能。抗戰期間中共隱蔽戰線鬥爭的最大成就，便是爭取了社會各階層同情共產黨的事業，這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

中共的“紅色卧底”不可謂不多，但解放後、去世後仍“深度潛伏”30餘年者，恐怕就僅此一人了。

翻開歷史巨冊，拂去歲月風塵，60多年前為保護北京這座歷史文化名城而策動“和平解放”的風雲人物，基本都退出了歷史舞台。值得慶幸的是，一位曾為此作出過重要貢獻的功臣，在經過40多年默默無聞，差點被歷史湮滅的時候，終於撩開了神祕的面紗，露出了他的真實版“潛伏”經歷——他就是傅作義將軍身邊的重要助手和親信幕僚，被原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譽為“隱蔽典範”和“白皮紅心”的閻又文。

閻又文可稱得上迄今中共潛伏最久的高人。中共執政後的相當長時間裏，包括其家人在內，沒有人知道他的身份是紅色特工，以為他不過是追隨傅作義的起義者而已。他一生深藏不露，不僅生前少有人知道真相，且逝世後仍深度“潛伏”30多年。要不是王玉和羅青長揭開謎底，閻又文就成為名副其實的“無名英雄”了。

1962年9月25日，時任農業部糧油生產局局長的閻又文英年早逝，時年48歲。臨終前他對妻子留下一句話：“有事找組織。”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碑文頗令人費解——既為中共黨員，又立了碑，理應寫明他參加革命的時間和入黨時間，但碑文中絕口不提。新中國成立後閻的歷任職務清清楚楚，但新中國成立前的部分卻語焉不詳，一筆帶過：“過去曾為革命做過許多工作”。

閻又文去世時，閻家6個孩子，最大的24歲，最小的女兒才8歲。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父親“不清楚的歷史及身份”帶來了厄運。他們在人生緊要關口(參軍、入黨、提幹等問題上)幾經坎坷，受盡牽累，付出了幾乎終生的代價。

為了弄清真相，閻家子女曾到統戰部查詢，因為他們知道，國民黨起義軍官的檔案應該都在這裏。可是，統戰部的名冊中居然查不到閻又文的名字。他們還找過水利部、農業部、中組部甚至信訪部門，都沒有答案。閻家子女判斷：“我父親的身份上無天，下無尾，中間是斷層，知道的人一定非常少。”

直到1993年，閻家的苦苦求索才出現了拐點。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長劉光人曾是閻又文二女兒閻綏蘭的領導。這位北平和平解放前的老地下黨得知他們家的情況後曾意識到什麼，但也無從求證。劉光人對閻又文不算陌生，他在北平從事地下工作時，公開的身份是《平明日報》記者，而閻又文作為傅作義的祕書，曾兼任華北“剿總”新聞處處長，兩人多有接觸，但雙方都不知道對方的真實身份。

1993年，在公安系統一個春節聯誼會上，劉光人遇到了曾經的同事、同樣是地下工作者的外交學院副院長王玉，聊天中談及閻又文和他的後人。沒想到王玉的情緒一下子激動起來。劉光人回憶，王玉先是長歎一聲，然後對他説：“已經40多年了，閻又文應該可以解密了。你一定要幫我找到閻又文的子女。”王玉揭開的謎底證實了劉光人的猜測：閻又文是中共隱蔽戰線的地下黨員、統戰工作的祕密使者。而王玉，就是當年中央派出與閻又文絕密單線聯繫的聯繫人。

在王玉的帶領下，閻家子女見到了原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羅對閻又文的子女説：“什麼是精幹，就是閻又文這樣的戰士，那麼多年‘白皮紅心’，他是隱蔽戰線的典範。”1993年，農業部分別向閻家六子女的工作單位發去公函，稱“閻又文1938年參加中國共產黨，長期在傅作義部從事黨的祕密情報工作，在此期間，他利用擔任祕書的有利條件，為黨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關鍵時刻起到了重大作用，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突出貢獻”。

國民政府槍斃的最高軍職日本人 第23軍司令田中久一

田中久一(1888年-1947年3月27日),日本兵庫縣人，1920xx年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第22期，後進入陸軍大學深造。田中久一從下士起入伍，至1937年累升至陸軍少將。1938年2月被任為任台灣軍參謀長。同年9月任新建之第二十一軍參謀長，10月參與指揮第二十一軍在廣東大亞灣登陸，然後攻佔廣州。

1940年日本駐華南軍隊改編為南支那方面軍，田中久一升任中將參謀。次年年中為配合進攻香港，南支那方面軍撤消，改成第二十三軍。第二十三軍於1941年攻佔香港。1943年3月，田中任第二十三軍司令，主管華南軍事，駐地為廣州。1944年參與指揮進攻廣西、湖南的湘桂作戰。同年12月，日軍改組香港佔領地政府，磯谷廉介調任台灣，香港總督一職由1945年2月起改由駐廣州的田中兼任，至1945年8月日軍投降為止。

1945年8月，裕仁天皇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田中久一先後向在廣州的張發奎第二方面軍和在汕頭的餘漢謀第七戰區簽署降書。

投降後，田中久一被國民政府逮捕，1946年5月在廣州行營軍事法庭以戰爭罪行審判。同年底，他被指控為戰爭罪犯，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廣州行營軍事法庭逮捕入獄。在審理此案過程中，無數廣東人民紛紛控訴田中久一及日軍的暴行，台山縣三社鄉倖存的鄉民上書法庭，要求嚴懲兇手。美軍聯絡官指控田中久一下令殺害被俘的美國飛行員荷克少校。

1946年5月18日，廣州行營軍事法庭公審田中久一，起訴書中歷數了他的罪行，指出他“肆意屠殺平民，破壞財物，姦淫擄掠，強拉伕役，濫施酷刑，無惡不作，為禍之烈，史無前例。平民無辜遭其荼毒者不知凡幾，財產損失更難以數計”。最後，軍事法庭判處田中久一死刑。宣判書中指出：“田中久一身為侵犯華南日軍之最高指揮官，任其部屬為此滔天罪行，其縱兵殃民之責，亦萬咎無可辭核。其所為不特違反戰爭法規及慣例，抑亦有傷人道。”田中久一不服判決，提出上訴被駁回。

1946年5月，被國民政府廣州行營軍事法庭判處死刑。1947年3月27日在廣州流花橋刑場被槍決。

當天，田中久一由主任檢察官蔡麗金驗明正身後，吸了半支煙，喝了半杯酒，被押上卡車，並沒有被捆綁。

田中久一先被押解遊行示眾，卡車緩緩行駛在公路上，車上拉着寫有“槍決日戰犯華南最高指揮官田中久一中將”的白色橫額。下午3時，廣州流花橋刑場的槍聲響起，田中久一結束了罪惡一生，時年5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