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抗日戰爭勝利電影

優秀的抗日題材電影有很強的觀賞性和藝術價值,同時弘揚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歌頌革命烈士們的英勇無畏——既有藝術性,也有着教育宣傳意義。下面是本站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紀念抗日戰爭勝利電影，供大家分享。

由導演許鞍華執導的電影《明月幾時有》將登陸全國各大影院，與觀眾見面。這部集結了周迅、彭于晏、霍建華、郭濤、黃志忠、蔣雯麗、梁家輝、鮑起靜等眾多實力派演員的良心之作，齊聚多位影帝影后，向觀眾講述了香港社會中平凡小人物的英雄故事。演員黃志忠在影片中首次挑戰文人墨客的角色，穿上西裝、戴上眼睛，演繹了在戰爭中流亡的學者、政治家鄒韜奮，乾淨利落的髮型，不僅突出了文人的斯文儒雅，還顯得整個人神清氣爽，平添了幾分帥氣。

據瞭解，該片取材於真實的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在香港抗日的大背景下，描述了熱血抗戰的小人物不平凡的經歷與付出。在以往的戰爭題材的影視作品中，黃志忠一直都是扮演衝鋒陷陣的戰士、軍官或者將軍的角色，與漫天飛舞的硝煙戰火零距離接觸。這次，在電影《明月幾時有》中，他不上戰場，拿起紙筆，詮釋了飽受戰爭苦楚的文人，在抗日小分隊的護送下，進行了大逃亡，在路上與郭濤飾演的茅盾先生以及其太太(蔣雯麗飾演)相互扶持、相互依靠，歷經千難萬險，終於到達終點。片中，黃志忠戴着圓形眼睛，模樣斯文有禮，所有的情緒在眉眼中流露，受到了提前觀影的影迷的誇讚。

自古道婊子無情，戲子無義，坊間這句老話，説的是舊社會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除了社會偏見，實際上説“婊子”與“戲子”為了生存而沒有氣節，但有一部電影卻展示面對民族危亡時這羣人的大義凜然，為救他人勇敢獻出自己，面對危難勇於承擔。這部劇就是《金陵十三釵》。

一部電影見證中國抗戰的辛酸

金陵十三釵

《金陵十三釵》是20xx年張藝謀根據嚴歌苓同名小説改編並執導的戰爭史詩電影。影片籌備4年，投資6億元人民幣。瞄準全球市場，首度邀請好萊塢戰爭特效團隊和一線影星克里斯蒂安·貝爾加盟，並啟用數十位新人出演。於20xx年12月15日在中國上映，獲得國內普遍好評，口碑令其票房不斷攀升，在國內累計取得6.2億人民幣的票房，該片是20xx年國產電影票房冠軍。

一部電影見證中國抗戰的辛酸

本片講的是在1937年南京淪陷，只有一座天主教堂暫時未被佔領，教會學校女學生、秦淮河畔風塵女子、軍人和傷兵，還有一個美國人約翰，都先後進了教堂。在這個相對封閉的空間裏，他們共同面對一場生死浩劫，產生了各種各樣奇妙的感情。然而，教堂也不是永遠的淨土，暫時的寧靜很快被打破——日軍衝進教堂並且發現了女學生，殊死抵抗的軍人在千鈞一髮之際開槍救女學生，英勇犧牲。

一部電影見證中國抗戰的辛酸

後來，日軍又強徵女學生去慶功會為日軍表演節目，誰都知道，這將是一條凶多吉少的不歸路。女學生們不甘被日軍凌辱，準備集體自殺，卻被以玉墨為首的妓女們拯救。最後，這13個平日裏被視為下賤的風塵女子，在侵略者喪失人性的屠刀前，激發了俠義血性，她們身披唱詩袍，懷揣剪刀，代替教堂裏的女學生，去赴一場悲壯的死亡之約……

一部電影見證中國抗戰的辛酸

戰爭中最悲慘的犧牲總是女性。女性是征服者的終極戰利品。女性承受的痛苦總是雙倍的。並且無論在何種文化裏，處女都象徵一定程度的聖潔，而佔領者不踐踏到神聖是不能算全盤佔領的。這就是男性遊戲——戰爭致於女性的悲劇。

一部電影見證中國抗戰的辛酸

面對殘酷的戰爭，這一羣人讓我們看到了民族的脊樑，我們會沿着他們的道路勇敢前行。

與新中國同年誕生的《中華女兒》，是我黨直接領導建立的電影基地——東北電影製片廠(長春電影製片廠前身)於創辦之初拍攝的。它取材於抗日戰爭時期發生在東北的“八女投江”壯舉，再現了八位抗聯女戰士為牽制敵人掩護主力，與日軍血戰到底決不屈服，最後集體殉國的英雄業績。初涉人民電影事業的藝術家，滿懷虔誠地將她們的動人事蹟搬上銀幕，使之成為新中國第一部抗日題材的影片。影片生活氣息濃厚，表演樸素真實，情節激動人心，有頗強的藝術感染力量，曾在第五屆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上榮獲“自由鬥爭獎”。

“奪下這個碉堡來”

《中華女兒》的誕生，源於中共中央宣傳部於1948年11月發出的《關於電影工作給東北局宣傳部的指示》。這一實際成為新中國電影事業綱領的文件，是對創建伊始的東北電影製片廠工作計劃的批覆，對電影創作等提出了明確的思想和方針，關於題材範圍要求“主要的應是解放區的、現代的、中國的”。正在積極籌劃故事片生產的東影，根據指示加緊相關劇本組織和拍攝工作，積極調遣人員深入工廠、農村和部隊，進行“寫工農兵”的創作，其中“兵”即是同日本帝國主義展開長達20xx年艱苦鬥爭的東北抗日民主聯軍。曾是東北抗聯著名將領、時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馮仲雲，向東影建議“抗聯事蹟很英勇，很值得用電影的形式來表現。”這一創作任務，交給了剛剛完成東影第一部故事片《橋》劇本的于敏和新近隨東北文工團調入東影的顏一煙，二人後來分別成為《趙一曼》與《中華女兒》的編劇。

對於從事電影劇本創作，顏一煙感到大為意外。抗戰開始即投身進步文藝工作的她，曾參加過宣傳抗日救亡影片的拍攝，但從未做過編劇。她找到時任東影黨總支書記兼藝術處長的陳波兒，説：“做編劇，我的條件不夠，我過去演過話劇，還演過一部電影，我很願意演戲，叫我做演員吧!讓我在實際工作中學習一段時期，熟悉了電影之後，再做編劇吧!”陳波兒嚴肅而又耐心地對她説：“黨分配我們做一項工作，不是問我們做過沒做過，而是要問今天人民需要不需要。誰是天生的作家呢?當然，能夠事先好好學習學習再做是最好的了，可是今天黨需要我們立刻把新中國電影事業創建起來，人民、國家需要我們很快地製作出我們的故事片。是的，我們現有的幾個編劇，都是新手，要完成這樣艱鉅的任務，是會有許多困難的!然而，共產黨員是永遠不會向困難低頭的!我們要用堅強的黨性，克服種種困難，努力完成人民、黨和國家交給我們的這個光榮任務!”當陳波兒懇切地激勵她説：“這是一場爭奪陣地的政治仗，黨現在命令你去衝鋒陷陣，你是共產黨員，對於黨給的這個重大任務，你該採取什麼態度呢?”顏一煙堅毅地作出回答：“一定努力完成黨給我的這個光榮而又艱鉅的任務!”

隨後，顏一煙立即趕赴東北各地蒐集抗聯材料，歷時五個多月，先後到過齊齊哈爾、克山、北安、佳木斯、哈爾濱、長春、瀋陽、牡丹江、安東等十多個城市，訪問了一百多位參加過抗聯的同志，從李延祿、馮仲雲、周保中、陳雷、張瑞麟等領導人到普通戰士。還特地鑽過密林，體驗抗聯在林海雪原裏的游擊戰鬥生活。東北抗聯在極其嚴酷的環境下堅持抗日遊擊戰爭，從長白山麓到松花江畔，這支鋼鐵般人民武裝爬冰卧雪、浴血苦戰，其環境之艱苦、鬥爭之殘酷、犧牲之壯烈，在中國革命歷史上罕有，湧現了許許多多氣壯山河、光彩照人的英雄事蹟。顏一煙曾由衷感喟：“在幾個月的採訪過程中，我逐漸完全忘記了我是在為寫劇本蒐集材料，而是越來越深切地感到：自己是在上黨課!”

在採訪過程中，令顏一煙最為受到觸動併產生強烈創作衝動的，是在人民羣眾中口口相傳的“八女投江”的故事，她們是抗聯第五軍婦女團的指導員冷雲，班長鬍秀芝、楊貴珍，戰士郭桂琴、黃桂清、王惠民、李鳳善和被服廠廠長安順福。1938年10月下旬，抗聯第五軍第1師的一支百餘人的隊伍在征途中被烏斯渾河擋住去路，陷入1000多名日偽軍的包圍之中。為掩護部隊突圍，八名女戰士果斷從背後襲擊敵人，牽制吸引日軍火力。敵人以為中了埋伏，慌忙調轉方向還擊，我大部隊乘機突出包圍圈。她們背水作戰直至彈盡，誓死不屈，最後砸毀槍支，毅然跳入滾滾洪流，寫下以身殉國的瑰麗篇章，其中年齡最大的23歲，最小的只有13歲。

牲，顏一煙在採訪中未能獲得有關她們生平的詳盡材料，連全部姓名都不很清楚，只簡單聽説其中的冷雲以前是佳木斯的國小教員，做過地下工作，與丈夫一起到了抗聯，胡秀芝打仗很英勇，再就是八人中有兩位是朝鮮人，一位姓安。後來創作劇本時，她們的身世及表現都是根據所蒐集的抗聯眾多素材加以概括構成的，最後“投江”的情節則是完全真實的。初稿寫出後，顏一煙曾送請當年抗聯三路軍政委馮仲雲審查，特別問及“關於八位女烈士的生前事蹟，實在訪問不到更多的材料，我這樣描述，可以不可以?”馮仲雲非常肯定地表示：“當然可以!藝術不是照相。你這樣寫，雖然對於八位女英雄説來，不完全是真人真事。可是，對於整個抗聯説來，就相當真實可信，因為你反映了當時東北抗聯的真實。”原來顏一煙為劇本取名叫《抗聯的女兒》，長春市委領導審查後提出：“這種精神，這種偉大的氣節，是足以代表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的，為什麼不叫‘中華女兒’呢?”由此有了正式片名。

顏一煙回顧總結《中華女兒》創作過程曾説：“這個任務，對我來説，確有很大的困難。但是，難道會比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冰天雪地裏浴血苦戰的東北抗聯的英雄們更困難嗎?我決心向英雄烈士們學習，以衝鋒陷陣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難，奪下這個碉堡來!”

“拍一部有分量的作品”

執導《中華女兒》的任務，交給了曾在解放區文藝界以“拼命三郎”和博才多藝著稱的凌子風。凌子風早年在北平、南京專門攻讀過美術、雕塑和舞台裝置。進入抗日根據地後從事戲劇編導，曾任西北戰地服務團編導委員長、冀中軍區火線劇社副社長，與他人合作拍攝過《八百壯士》等影片。他創造了曾活躍敵後的以鄉村自然環境為舞台的富有真實性和戰鬥性的“田莊劇”演出形式，還雕刻出中國第一枚毛澤東像章，作為延安魯藝向黨的七大獻禮。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凌子風年輕時因參加左翼美術活動，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坐過牢，投身革命後又在敵佔區當過武工隊排長，與日本鬼子真刀實槍交過手，延安保衞戰中擔任戰地攝影隊長，拍攝過毛澤東、周恩來等指揮作戰的著名照片，閲歷極為豐富。

接受《中華女兒》的拍攝任務後，凌子風首先認真研究了劇本。他認為，劇本給每人寫了一段身世，是平均主義的做法，等於沒有重心的八幕戲，提出由其來拍，就要對劇本進行修改，八個女戰士每人都有自己的經歷，但不可能逐一加以表現，建議選擇其中一個有代表性的人物着重刻畫，把情節集中到這個人身上，並具體設想可選擇其中的胡秀芝作為她們的代表。編劇顏一煙起初不同意，後經仔細考量還是表示服從。於是由凌子風直接操刀修改劇本，突出描寫了胡秀芝由普通農村婦女成為自覺革命戰士的經歷，她在丈夫慘遭日寇燒死後，滿懷國恨家仇毅然參加抗聯，經過艱苦戰鬥鍛鍊考驗，終於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直至最後英勇犧牲。凌子風為她設計了剪去象徵“封建疙瘩”的舊式髮髻、第一次行軍禮手心向外等諸多細節和在攻打敵人據點樓山鎮進攻中不幸負傷、強忍劇痛追趕返回連隊等重要情節，以展示其一步步成長過程，使之形象更為具體、豐滿、生動，並以此為線索串連起指導員冷雲、朝鮮族安大姐等其他女戰士，讓她們一起在冰天雪地的叢林中忍飢挨餓、英勇頑強地同強大的敵人進行周旋、戰鬥，最終寡不敵眾視死如歸，從而成功塑造出一羣為國家和民族勇於獻身的中華女兒的光輝形象。

進入實際拍攝，凌子風的拼命精神與藝術功力更是得到充分發揮。本着陳波兒的“提倡從紀錄片基礎上來發展我們的故事片”精神，憑藉對戰爭生活的熟知和創造“田莊劇”的經驗，從《中華女兒》的特定內容出發，凌子風確定以紀實手法和原態風格加以表現，特意率領全體演職員開赴東北鏡泊湖地區的原始密林，深入抗聯當年戰鬥過的地方體驗生活，並完全運用當地實景進行拍攝，就連戰鬥場面也是真槍實彈，一鼓作氣艱辛奮戰3個月完成任務。

因是初次執導，沒有條條框框，加之素有不拘一格的創作個性，凌子風不願受清規戒律約束，在電影手段所主要體現的鏡頭運用上，沒有囿於固有規矩，堅持服從再現生活。全片近600個鏡頭，僅全景就有270個左右，佔了近一半，這在中國電影裏極為罕見，但卻是與抗聯生活和戰鬥以及特殊環境相適應的，也是影片表現所需要的。而繪畫和雕塑的美術擅長，又使之十分注重造型表現力，畫面構圖、光線處理、氣氛渲染等相當考究，不僅契合紀實風格，而且增強感染力量。這樣的拍攝做法在當時可謂標新立異，因而招致不少壓力，但凌子風堅持了下來，後來他曾回憶説：“那會兒拍《中華女兒》，我是第一次做導演，就那麼硬拍了。”

拍攝任務得以圓滿完成，與參與攝製的其他主創人員通力合作分不開。他們中大多經歷過抗戰血火洗禮，而且來自延安等根據地，熟悉影片所表現的戰爭生活，滿懷對八位抗聯女英雄的深切理解與崇高敬意，投入辛勤的藝術創造實踐。奉派作為聯合導演於中途加入的翟強，負責演員工作，不僅按照凌子風已寫出的分鏡頭劇本精心組織排練，還親自飾演抗聯部隊的領導人王大隊長，最後又一起參與了全片剪輯工作。領銜主演的張錚、嶽慎，分別飾演胡秀芝、冷雲，以及扮演其他女戰士的柏李、秦布華、薛雁、周蘇菲、孫月枝、周瑩箴等，按照導演要求從外形到氣質都努力接近角色，以樸素自然的表演，使人物形象真實可信。攝影錢江首次獨立掌機，雖不是攝影科班出身，卻有從小主攻美術的底子，善於領會並體現導演的意圖，非常重視人物與環境密切關係的把握，營造既有人、又有景的生動畫面，深刻展示抗聯女戰士為保衞祖國壯麗山河與可愛家鄉而英勇戰鬥乃至壯烈犧牲的動人風貌。作曲家葛炎運用民歌音調，並在配樂上相應使用了板胡獨奏，創作了具有民族氣息的悲愴壯烈的主題曲，為影片增添了光彩。

“中國人，偉大!”

影片於1949年11月攝製完成，即送中央電影管理局審查，受到中宣部、文化部領導及各方面熱烈稱讚，認為該片較好塑造了胡秀芝、冷云為代表的抗聯女戰士的光輝形象，着力表現她們對敵人的無比仇恨、為全局利益承擔最大風險的崇高思想品格和誓死不屈的自我犧牲精神，有着濃厚的生活氣息，風格樸實、自然、激越、樂觀，不僅反映了中國婦女獻身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偉大風貌，而且表現了不甘被奴役的人們是怎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組織起來同敵人進行殊死鬥爭的悲壯圖景。此時袁牧之已調任中央電影局長，繼任廠長吳印鹹在送審後寫給廠裏的信中，通報了部局領導審查肯定的情況：“《中華女兒》昨在京審查，頗得好評。西蒙諾夫同志也稱讚此片與蘇片相似，文化部決定將此片作為慶祝蘇聯電影三十週年紀念節的禮物之一，送給蘇聯，此片將在莫斯科放映，將獻給參加蘇聯電影節的各國代表，這個光榮是《中華女兒》導演與全組同志四個月來精心努力的結果。”曾為組織該片創作嘔心瀝血的陳波兒倍感欣慰，這時她亦已調任電影局藝術委員會副主任，她給主創人員寫去了熱情洋溢的祝賀信：“我被你們的表演和導演的處理感動了”，認為影片深化了劇本的主題，“人們看完這部片子，會增加對我黨的認識和尊敬。”

《中華女兒》通過審查後，應有關方面要求，首先被安排為12月10日至16日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婦女代表大會獻映。這是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國境內召開的第一個國際性會議，共有23個國家派來代表出席，對提高中國及中國婦女的國際地位，展示新中國及中國婦女的精神風貌，具有頗為重要的意義，因而特意在影片開始加印了英文字幕“獻給亞洲婦女代表大會”。影片在會上放映取得良好效果，代表們從中看到中國婦女在抗日戰爭中不僅沒有走開，而且付出比男性更為沉重的代價。

首都電影放映系統獲悉後，爭相要求拿到影院對外放映。凌子風將這一情況向袁牧之、陳波兒作了反映，他們表示可以滿足，因為新中國成立後，北京還沒有放映過新中國拍攝的影片，淨是過去的老片子，應當演我們自己的電影。只是當時僅有臨時趕製的一個拷貝，就交由長安大戲院試映，結果海報剛貼出，買票的人們就一下子排起好長的隊伍。凌子風興奮地跑到電影院去了解觀眾反應，親眼看到隨着那參天茂密的大樹、湍急流瀉的瀑布、巍峨莊嚴的松林，以及抗聯戰士打死的大野豬，廣闊雪野上孤零零艱難前行的爬犁，活躍在大森林中的抗聯戰士們的聯歡會，聯歡會上歡樂的朝鮮舞，莊嚴的入黨宣誓儀式，直至最後七位女戰士簇擁着指導員的遺體，被滾滾的江水吞噬等情景，漸次呈現於銀幕，觀眾既覺得新奇，又深受感動，不時還發出細細的歎息聲。次年1月正式公映後，這樣的情景出現在首都乃至全國城鄉的各處放映場合。據統計，該片映出受到廣大觀眾熱烈歡迎，各項業務指標都創造了新紀錄，僅北京就映出3360場，觀眾238萬人次，發行收入52772萬元(舊幣)。觀看此片的人數，按當時北京常住人口計算，全市城鄉人均看片1.1次以上。

電影界的反應甚為熱烈而巨大。資深影評家鍾惦棐在《人民日報》撰文稱讚：“它毫不誇張地把中囯人民所走過的艱難路程告訴我們：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用寶貴的生命換得了今天的勝利。它證明了，我們是一個不可侮、不能屈的偉大民族!今天，我們正需要努力去發掘、描寫二十多年來革命鬥爭歷史的題材，《中華女兒》正是這樣一個作品。它的確足以教育廣大中國人民認識自己民族的真實面貌。”著名電影藝術家孫道臨直到晚年還對該片保持深刻印象，曾記憶猶新而充滿欽佩地回憶説：“上海剛解放不久，我就看了凌子風在長影拍攝的《中華女兒》。儘管可以看出，這是一位初次拍攝故事片的導演，手法上還顯生疏，但通篇洋溢着的氣概征服了我。那八位青年女性臂膀挽着臂膀向滔滔江水中走去的情景，給了我極大的震動。那滾滾江濤、年輕女戰士們義無反顧的神情，至今還在我眼前跳動，成為我所看過的影片中最難忘的場面之一。當然，至今我也還能感受到影片導演在拍攝這部影片時的火熱的心的搏動。”影片獨具匠心的藝術技巧和表現手法，更是為後來的電影創作和拍攝起了示範作用。與凌子風同為“第三代”導演的謝晉，曾直言是看着《中華女兒》學拍電影的，其代表作《紅色娘子軍》女主人公瓊花形象的塑造，就暗合胡秀芝“封建小媳婦——抗聯女戰士——中國共產黨員——視死如歸”的成長線索，娘子軍連隊戰鬥、生活場景的表現亦近乎師承。而運用青松、白雲、高山等富有象徵寓意的“空鏡頭”，以烘托八女投江行為壯烈與精神偉大，幾乎是後來影片英雄人物犧牲場面的通用方式，全景加特寫兩極鏡頭並用，到了“第五代”導演成為標誌性影像語言。

作為新中國首批對外輸出的影片之一，《中華女兒》也在國際範圍贏得讚賞。首先對該片予以關注的，是根據斯大林指示派來中國的蘇聯作協副、著名軍事作家西蒙諾夫和莫斯科高爾基電影製片廠導演格拉西莫夫、蘇聯中央文獻電影製片廠導演瓦爾拉莫夫。他們分別擔負採寫記述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報告文學《戰鬥的中國》、與中國合拍《解放了的中國》、《中國人民的勝利》兩部彩色紀錄片的任務，在《中華女兒》送審時看到影片，感到很為震撼和振奮，當即向時任文化部長的茅盾、副部長周揚提出，將該片帶回蘇聯放映，故有文化部將其作為慶祝蘇聯電影三十週年紀念節禮物送給蘇方之舉。影片在蘇聯放映時，格拉西莫夫、瓦爾拉莫夫均在《真理報》發表署名文章予以高度評價：“從東北電影製片廠所攝製的《中華女兒》影片中，我們看到了中國人民偉大革命鬥爭的情景”，“影片攝製得樸素而明瞭，具有深刻的信念，毫無虛假掩飾。在影片裏用毫無人為的純樸和真實顯示了中國游擊隊的生活、勞動和日常戰鬥生活”，“片中主人翁所表現的甘苦共嘗，善於克服一切困難和英勇果敢的性格，就是為爭取人權，為歷史的前途而鬥爭的革命人民典型的特徵”，並對新中國電影發出熱情歡呼“新的、前進的人民電影藝術降臨了!”

由於片中出現的八名女戰士有來自朝鮮的安大姐和小金，這是對中朝兩國人民共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抗聯歷史的真實具體反映，表明日本法西斯不僅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也是一切被壓迫民族的敵人。影片發行至朝鮮及東南亞地區，反響同樣十分強烈。朝鮮各報都在顯著位置發表文章，高度評價了影片的藝術成就，有的還介紹了故事梗概，稱讚“在中國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下的抗聯英雄，不惜犧牲一切。為祖國、為人民灑盡了最後一滴鮮血”，“英勇的抗聯戰士是中國優秀兒女，是中國人民的好榜樣”。在印度尼西亞放映時曾以《遊擊女兒》作為片名，放映創造了空前的紀錄，不僅受到華僑歡迎，而且許多印尼人也非常喜歡它，印尼共機關報《紅星》雜誌發表文章説：“《遊擊女兒》是革命英雄主義的示範，是人民英雄無比力量的證明。”

《中華女兒》在國際最具影響的，是榮獲1950年第五屆捷克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的“自由鬥爭獎”，這是新中國電影首次摘得國際大獎。卡羅維·發利電影節是世界上歷史最久的電影節之一，其主旨是為和平、為人類幸福、為各國自由而鬥爭，同不道德影片作鬥爭。《中華女兒》在電影節上很受矚目，雖然它在藝術和技術上並非最為完美，但所展現出來的中國人民堅貞不屈的鬥爭精神，令評委大為感動，因而被授予5項主要獎之一的“自由鬥爭獎”，另有同時送去參賽的故事片《趙一曼》主要演員石聯星獲演員優勝獎，《百萬雄師下江南》、《紅旗漫卷西風》、《大西南凱歌》、《東北三年解放戰爭》、《踏上生路》分別獲得紀錄片榮譽獎、短片榮譽獎。

當《中華女兒》獲得國際大獎消息傳出，正值該片經譯製配音後在蘇聯隆重上映，激起強烈而巨大反響。恰隨中共中央宣傳工作團赴蘇參觀的陳波兒，親眼看到這一情景很受鼓舞，在給電影局領導的信中寫道：“我們代表團的住地每天不斷有人前來祝賀……我們在莫斯科大街上走的時候，老太太們擁抱着我們，兩眼含淚，伸着大拇指説：‘中國人，偉大!’”後來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曾親自審看過此片的周恩來，特意將與會的顏一煙找到身邊，向毛澤東主席介紹説：“這是影片《中華女兒》的作者!”毛主席向她微笑點頭，親切地和她握手，並一起坐在前排合影。1957年，該片再獲文化部頒發的1949─1955年優秀影片二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