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崗就業社會調查報告
隨着經濟結構調整和體制轉換向縱深發展，大批職工下崗，已成為社會經濟生活中必須面對的一道難題。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和採取一系列方針政策的推動下，國企下崗職工不但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而且每年都有數以百萬計的下崗職工實現了再就業。他們再就業的去向在哪裏，目前境況如何，是黨和政府以及社會各方都在關注的問題。由於種種原因，要對他們再就業後的狀況作出全面量化評價，目前還有相當難度。為此，我們從組織一項小型調查入手，請上海、南京、濟南、廣州、武漢、湘潭、石家莊、西安、瀋陽、齊齊哈爾和梨樹的10市1縣工會，共同按照統一計劃，於1999年5至9月時限內，完成對550名下崗再就業人員的訪談調查任務（實際完成553名）。通過對一定量的個案實例分析，結合面上的有關調研資料，使我們對下崗再就業人員的就業去向、就業形式和再就業後的主要境況，有了一個大概的瞭解。
一、下崗職工再就業的主要去向、就業形式和職業種類
調查結果顯示他們的就業結構為，轉向第三產業的佔88.5％，繼續從事加工製造業的佔9.6％，轉入第一產業的佔1.9％。他們的從業類別為，受僱就業佔51.3％，自營就業（自謀職業）佔48.7％。在受僱就業方面：用工單位的性質為非公有制單位的佔77％（包括個體私營經濟組織佔49.8％），公有制的佔23％（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機關企事業分別佔7.2％、4.5％、11.3％）；受僱人員的就業形式———做臨時工、勞務工、小時工、季節工的分別佔59％、18.6％、10％、5.2％，而建立固定期限具有相對穩定勞動關係的合同工僅佔6.8％；受僱人員的職業身份———個體私營工商户的僱員佔25％，各類勞動就業組織的從業人員（主要從事社區服務業和保潔、保綠、保安、保養等公益性勞動）佔11％，家庭工人（如家政服務員等）佔15％，零散工（承接臨時搬運、泥瓦工等各類雜活）佔10％，政府機關和其他企事業單位的臨時用工或外部工人（如分包送淨水、送售報刊、代理收費、商品促銷、打印裝訂、手工加工、保潔、保安和供餐等）佔39％。在自營就業方面，從業的門類主要有：以商業零售為主的個體攤販、店鋪，約佔60％；以家庭住所為經營場地，從事居民服務業和家庭手工業，如開辦小飯桌、少兒託管、領養殘疾兒童、開設公用收費電話以及從事裁剪縫紉、刺繡、編織、製作玩具等，約佔24％；以自有簡易交通工具，從事運輸服務業，如運客、送貨、接送孩子、收購廢舊物品等，約佔6.5％；從事各種修理服務業，如修鞋、修鎖、修表、修理各類車輛和家用電器約佔4.6％；興辦文教科衞服務業，如開辦保健諮詢服務、腳病修治所、攝影圖片社、計算機軟件銷售業務、收藏品中介、美容美髮培訓、野生動物養殖科研、婚姻介紹中心、婚慶晚會主持等，約佔3.8％；少數個體勞動者已開始走向合夥聯手，共同承攬大宗勞務，如建築裝修、清洗服務、大件搬運、承包山林河灘搞種養殖業等，有的已準備向正規小企業過渡，約佔1.5％。以上情況表明，下崗再就業能再度進入國有、集體企業等正規部門，並獲有相對穩定職業的，只是很少數。
二、再就業後的主要境況和心態
1.在經歷了一個下崗、失業、求職和實現再就業的過程後（平均下崗11個月左右才找到第一份工作，其中有59％的人再就業後又經歷一次以上的工作變動），普遍得到了較大的收益和進步。
（1）他們通過艱辛的勞動，獲得一定的工資和經營收入，生活有所改善。下崗前，調查對象人均月收入為352.42元，再就業後被僱傭人員的人均月收入為461.29元；自營就業者人均月收入在500元以上的佔42.l％，比下崗前提高30個百分點。總體上有65.7％的人收入比下崗前有提高。
（2）他們經歷了較長時問市場就業實踐的磨礪，擇業心理趨向務實。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從自身條件出發，主動地去選擇適合於自己的工作。他們中通過自我創業和親友介紹實現再就業的佔67.5％，目前還想回原企業工作的只佔19.3％；在擇業條件中要求“比較體面”的已降至最末位，僅佔0.7％；有70％以上的中年和女性，從“便於做家務”和“身體能適應”出發，表示願意選擇靈活的就業方式。目前，他們對所從事的工作表示滿意的佔32％，表示一般的佔51.2％，表示不滿意的僅佔16.8％。由此反映了他們中的多數人已能平穩地面對現實。
（3）在職業變動中謀求新的發展機遇，湧現了一批成功者。在職業的大調換中，他們重新感受了勞動的意義，磨鍊了自立自強的品格，擴大了眼界，增長了本領，最大限度地發揮了自己的潛能，贏得了新的發展機遇，湧現了一批成功者。有的已成為新的用人單位的經營或技術骨幹，有的下崗從商幾年就成為“老闆”，還能為其他下崗職工提供就業崗位。在本次調查對象中，再就業後獲得各種先進榮譽稱號的近8％。
2.在從事自謀職業和個體經營中遇到的主要問題。從本次調查看，他們靠自己的積蓄和親友的藉助，人均投入本金21900元，人均年繳納各種税費7165元，僱有領薪工人的已佔1／4。這表明他們在創造就業和收入的同時，為國家和社會也作出了貢獻。但在他們中間小本經營的還是佔多數（資本金千元以下的佔31.4％，萬元以下的佔72.45％），在自營就業和個體經營中也遇到不少困難。
（1）在經營選項上缺乏諮詢服務和指導。他們本小力單，不善經商，在消費不足的市場環境下，買賣更加難做。尤其在經營選項上往往出現盲目從眾“跟風跑”的現象。例如，在一箇中等城市，下崗後去經營三輪摩托搞個體運輸的，竟有7000多人，出現“拉車的比坐車的多”的情形。類似這種蜂擁而上、超出市場一定容量的經營服務項目，往往進入者多，被淘汰出局的也多。
（2）缺少資金。由於缺少資信擔保，無法獲得來自正規金融機構的資金扶持。一些地方政府要給自謀職業和從事個體經營者以貸款支持的承諾，還多是紙上空文。靠現有的小本經營，多半僅夠維持基本生活，有的雖有點節餘，但積累太慢，要想增加投入把生意做大很難。
（3）税費負擔過重。本次調查反映本金與税費之比為3：1，足可見税費負擔之重。在税費中，費比税更重。一位下崗職工根據市場需求正籌辦一個低價位的小招待所，要經15個部門蓋章，沒等開張，各種開辦手續費已花去2萬多元。在訪談中，反映這類事例不勝枚舉。中央和各地政府為鼓勵下崗職工從事個體經營、家庭手工業、社區服務業等，雖有減免税費的原則規定，但落實很難。據一個再就業工作先進城市的工會調查，在下崗再就業人員中，實際享受到優惠政策的只佔12.24％。
（4）缺少經營場地。在創業者中，自有場地或享有政府提供的低價經營攤位的是少數。一般大中城市十幾平米的小門臉月租金都在3000元左右，這對於小本經營是難以支付得起的。但如果沒有經營場地證明，就辦不了正式營業執照，不能享有依法正規經營的各種好處。税費重和鋪租貴，是形成無照經營比例居高不下的一個客觀原因。
（5）與政府管理和執法部門摩擦矛盾多。他們中不少人主要受本金所限，存在無照經營、佔道經營或違章搭建臨時建築用作經營場地等行為，都會同城市的各項管理目標發生衝突，使他們在政策法律上也處於十分被動和不利的境地。再加上有一些管理執法的公職人員素質低、風紀差，粗暴行政、白吃白拿、按“人情”定税費等等，加大了他們的經營成本和精神負擔
3.再就業人員的精神負擔依然沉重。其產生和存在的原因主要是：
（1）他們雖有工作和收入，但多處於不穩定和低收入狀態。從本次調查看，受僱傭者多為短期臨時就業，月均收入在400元以下的佔55.3％；自營就業者多為小本經營，月均收入在500元以下的佔57.4％。全部調查對象中月均收入在200元以下的困難户佔13.4％，他們是一批生活在底層的“有工作的窮人”。因而他們最大的心理負擔是怕被“炒魷魚”，再次下崗失業；怕買賣蝕本，生意搞砸了“明天又不知可以乾點什麼來養活自己”。
（2）他們雖能維持眼前的基本生活，但缺少以後的基本社會保障。相當一部分人因原企業連年經營困難，社保欠賬，個人繳費部分也已中斷，而再就業後的社保關係如何接續又不清楚，實際上已成為“斷保人”。因而現在社會保障不落實，已成為他們“最大的後顧之憂”。
（3）他們雖已在社會上就業，但大多仍保留有“國企職工”的身份。本次調查對象中，仍有90％的人與原企業保持有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勞動關係或社保關係。在目前勞動體制雙軌並存的條件下，保留“企業人”的身份，還能享受一些福利待遇。但隨着清理“隱性就業”和理順勞動關係工作的推進，他們越發擔心與企業脱鈎後，將會失去最後一點利益和依靠，不但停發生活費，而且還要提高子女入學、冬季取暖、住房租金等費用的支付標準。
（4）他們雖然在努力適應新的就業環境，但還未從失落的陰影中走出來。調查結果顯示，他們中80—90％是進入社會職業聲望較低的傳統零售、服務業，以及過去是以農民工為主體的苦髒累崗位或臨時就業崗位，與原先“國企工人”的福利保障和社會地位有明顯落差。再加上勞動力供大於求的就業形勢，用人單位普遍對求職者提出低年齡和高學歷的要求，更加重了他們的自卑心理和失落感。因而在他們中常有“昔日主人翁，今日打工仔”的感歎，或自稱為“沒有人要的棄兒”。
（5）他們雖然總體上認為國家和企業不改革沒有出路，但改革真落到自己頭上，又感到十分困惑和痛苦。在他們經受着體制轉軌中利益調整和觀念衝突的“陣痛”之時，正是他們遊離失散於企業外的社會之中，大多處於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尚難以覆蓋的“盲區”。再就業後，在他們的身邊有黨和工會組織的僅佔18％左右；他們中約佔15％的共產黨員，基本處於“散兵遊勇”狀態；工會的會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