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學生染艾調查報告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近日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吳尊友透露，近5年我國大中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青年學生艾滋病疫情主要以性傳播為主，主要是男性同性性轉播。截至今年10月底，我國報告現存活15-24歲的青年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9152例。記者在北京多所學校進行的隨機調查顯示，90%大學生普遍知道艾滋病的基本知識，但並不知道如何正確防護和預防艾滋病。而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找工作時，無論多優秀用人單位都將之拒之門外。
“男同”的艾滋病風險
“混亂社交圈”向校園滲透
據權威機構調查發現，青少年學生的感染，都是從高中到大學的轉型之中發生的。吳尊友介紹，很多學生被社會人士所利用，通過這一途徑，社會上的艾滋病開始向高校滲透。近5年我國大中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
與相比，(化名)看到兩道槓的檢測結果時出奇平靜。
10月4日還是5日，已經記不清初篩的具體時間。防艾志願者張海龍所在的NGO每天有一輛車停在馬甸橋附近，為市民提供諮詢和檢測艾滋病、免費發放安全套等活動。每隔三個月，會前往檢測車檢測一次。
唾液檢測，20分鐘就能出結果。“檢測顯示兩道槓，疑似感染。”張海龍見到過很多感染者無法接受事實而崩潰，準備了一大堆話安慰。
“嗨，沒事兒!”四個小時後，晃晃悠悠地回來了，稱早料到了。張海龍驚訝於“無所謂。”
“後悔有啥用，都是自己作的。”一個月後，笑嘻嘻地談論自己的遭遇。
大二時，開始和一男性住在一起，但他並不認為自己是“同志”。
“雖然我不排斥男性，但要不用‘那種東西’，我不會跟他發生關係。”所指的“那種東西”是新型毒品。
第一次接觸新型毒品也是在大二。前往一男性朋友家中，對方拿出一種新型毒品。好奇的接過來聞了一下，“一下子就蒙了。”
“等我知道它的危害時，已經晚了。”回憶起第一次吸食新型毒品的好奇時，又恢復了理智。
大學生默默(化名)“中槍”則源於他們混亂的“社交圈”。
早在國中時，1994年生人的默默已聽説“同志羣體”，但不以為意。高中時有了喜歡的男孩子，默默“徹底理解了，並進入這個圈子”。
直至大學默默開始頻繁地更換男朋友。通常情況下，在交友網站，默默和對方先視頻聊天，閤眼緣後約見面、約飯，最快和對方認識三天發生性關係。“基本上一個月會和兩三位發生關係。”
在更換男朋友時，默默偶爾會在圈內社交羣裏聽人談論“艾滋病”。知道同性性行為容易感染艾滋病，每次發生關係前，默默都要求對方採取安全措施。一年前，身體無虞，默默開始疏忽大意，不再採取保護措施。
無法監控的感染者再傳播
在去年的世界艾滋病日期間，北京佑安醫院與北京市衞計委等單位在三里屯組織的免費快速檢測篩查活動中發現，接受檢查的幾百名大學生中，艾滋病感染率高達10%。
新京報記者調查發現，部分學生對自己是否感染艾滋病一無所知，仍在無防護措施下與人發生關係;還有人在明知染艾情況下，繼續與多人保持性關係。
經歷生病的動盪後，心態呈現出明顯“裂變”。
租住的房子在北四環外，但他已很久沒有回去了，而是輾轉住在幾位男性朋友家，“這家幾天，那家幾天。”沒有停止和人發生關係，“我不會告訴別人我有艾滋病。”
感染後，自覺最虧欠父母，但不會告訴家人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我爸媽的孩子原先啥樣就是啥樣，只會變好，不會變壞。”此前的努力上進聽話，是老師和家長常誇讚的乖孩子。如今，他只希望在死之前給還在上國小的弟弟留些積蓄，算是對父母盡孝。
北京市性病艾滋病臨牀診療中心、北京佑安醫院感染中心主任張彤介紹，從中心近幾年接待檢測的人羣中可以發現，14-20歲之間的年輕人佔比越來越高，十 四五歲的少年前來檢測已不算稀奇。在去年的世界艾滋病日期間，北京佑安醫院與北京市衞計委等單位在三里屯組織的免費快速檢測篩查活動中發現，接受檢查的幾 百名大學生中，艾滋病感染率高達10%。
張彤表示，佑安醫院感染中心平均一年檢測量在10000人次左右，其中不少人每隔三個月或者半年前來檢測。“前來檢測的人羣中，主要是男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多性伴者、公用注射器吸毒者等高危人羣，其中男男同性戀者佔據多數。”
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吳尊友告訴新京報記者，截至今年10月，學生艾滋病感染者報告數量預計超過百人省份的有15個，而這一數字在2019年為5個。“相比其他人羣，青年學生感染人數上升最快，各省份相加，每年新感染艾滋病青年學生有幾千人。”
艾滋陰影下的隱匿生活
自2019年起，我國先後出台一系列針對艾滋病感染者的防治策略，基本實現了對每一個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人都能接受健康狀況管理以及免費的抗病毒治療。但受訪者當中大多數感染者仍選擇隱匿生活中每一個有關艾滋病的細節。
讀研後，有天和同學聊天時提起艾滋病。“有人説得了艾滋病很快就會死，每個人都是談艾色變的表情，”想站起來反駁，但害怕被發現，“我現在是感染者，不敢去糾正。”
每次去地壇醫院拿完藥後，總是把藥盒扔在醫院垃圾桶裏。這也是大部分艾滋病友採取的“自我保護措施”，曾看到有病友將藥片換到事先準備好的藥瓶裏。
“生活中好奇的人很多，別説把藥瓶扔了，藥丸上的字母都可能會有人搜索，”為以防萬一，將藥單獨鎖在專門的抽屜裏。
按照抗艾治療療程，一旦吃藥，漏服或者晚服的危險性極高。專門帶了一隻智能手環，每到十點準時震一下。服藥時，會關上門。偶爾有同學碰到，他會心虛地表示“在吃助眠藥物”。
在校艾滋病感染者不得不用謊言來守護內心的祕密。
在中部某省一大學讀書。按照要求，他需要每隔一段時間體檢一次，但學校所在城市體檢仍需收取一定費用，而北京則全部免費。
為了省錢，選擇來北京體檢。“給輔導員請假，撒謊説有肝病，需要去檢查，”也給手機設置了鬧鈴，每到點，趕緊偷偷把藥吃了——藥盒和藥瓶已在北京扔了。
努力融入集體，若無其事地和同學一起吃飯、打《英雄聯盟》、上晚自習，但仍如驚弓之鳥。一次，聽説學校要體檢，脱口而出：“會不會抽血?”而在記者採訪時，也一再向記者打聽：“姐姐，你上大學時體檢有沒有抽血?”
不敢想象被發現後的生活，“我不想被當作‘另類’”。
就業歧視下感染者不敢讀研
目前國家公務員錄用體檢包括HIV檢測，禁止錄用艾滋病感染者。北京地壇醫院團委工作人員陳子亮介紹，不但政府機構，事業單位、央企、大型國企等均參考公務員錄用標準，直接導致很多感染者被“標準”拒之門外。
剛感染上艾滋病的前兩週，躺在牀上，就業是想得最多的問題。
從事自然科學，就業面限制在對口專業上。按照以往慣例，接收其專業的科研機構和事業單位在錄用時檢測HIV。
無論多麼優秀，也難過這道檢測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