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後，中國的“三農”問題越來越受到世人關注，城鄉差異、農民工問題、農村體制改革等問題都需要我們認真對待，否則將影響改革的進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最引人注目的亮點之一，是中央做出的又一個重大決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研究》課題組於*年就新農村建設現狀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調查。共涉及17個省(市、區)、20個地級市、57個縣(市)、166個鄉鎮、2749個村莊。力圖以此調查摸清實際，為關心新農村建設的各方提供一份研究和決策依據。
集體經濟告急，近1／3已資不抵債
總體上看，村集體經濟實力相差懸殊，多數村莊的集體經濟收入微薄。有將近一半的村莊集體收入還不到5萬元，而低於10萬元的佔到近60%。另外，收入高於50萬元的村佔22.6%，高於100萬元的村佔到16%。村級集體經濟收入的平均值為190.8萬元，剔除少量超過1億元收入的特殊樣本後，平均水平為9.2萬元。
分地區來看，東、中、西部集體經濟實力差距明顯。西部、中部各有91.4%、75.9%的村莊收入在10萬元以下，而東部有近60%村莊集體收入在10萬元以上，其中有33%的村莊超過了100萬元，而在西部和中部只有3.9%和1.2%的村莊能達到這一水平。
剩餘勞動力所剩無幾
此次調查涉及XX年212.73萬農村勞動力的就業情況，從就業結構看，每個村平均擁有勞動力1081人，務農的佔52.1%，在本地從事非農業的佔21.06%，外出打工的佔26.51%。也就是説，近一半的農村勞動力已轉入非農產業。表7可見，中西部地區勞動力流出的比例都比較高。東部地區的農村是勞動力的重要流入地。平均每個村吸收外來勞動力491人，外來勞動力與本村勞動力的比例接近1:3。
農民外出打工出現新跡象
長期以來，農民外出打工主要表現為兩種形態：一是“候鳥式”流動，即農民外出務工以年為週期在城鄉和地區之間往來；二是“兼業式”流動，即農村勞動力利用農閒時間季節性地外出打工。此次調查表明，農民外出打工出現了兩個新的跡象：一是完全脱離農業生產、常年在外打工的農民工已經佔到較大比例。調查表明，以常年外出計算的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率平均為18.1%，其中東部23。55%，中部13.69%，西部13.6%。這表明轉入非農產業的全部農村勞動力中，已經有接近40%的屬於常年在外從事非農業；二是舉家外出、完全脱離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環境的農村勞動力已經佔到一定比例。從調查結果看，舉家外出的勞動力佔全部勞動力的比重平均為5.29%，東部4.71%，中部4.99%，西部6.61%(2)。與勞動力轉移率的地區性差異截然相反的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東部地區舉家外出率最低，而西部舉家外出率最高，常年外出的勞動力中已經有1/3實現了舉家外出。這次調查表明，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正在由“亦工亦農”向“全職非農”轉變，就業兼業性減弱；由“候鳥式”流動向遷徙式流動轉變，轉移穩定性增強；由城鄉間雙向流動向融入城市轉變，在城鎮定居的農民工逐漸增多。
3/4的村莊已無青壯年勞動力可向外轉移
各村擁有的30歲以下青壯年勞動力為299人，東部323人，中部260人，西部298人。從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就業構成看，常年外出打工或在本地從事非農業的勞動力全部村莊平均為154人，東部182人，中部120人，西部144人，農村青壯年外出打工或就地從事二三產業的比例平均為54.12%，比所有勞動力的轉移率47.9%略高。
在該項調查中，74.3%的村認為本村能夠外出打工的青壯年勞動力都已經出去了，只有1／4的村認為本村還有青壯年勞動力可轉移。這次村級調查的對象是村幹部，可以看出，大部分村莊的於部認為能夠轉出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都已經轉出，他們大都對於青壯年勞動力供給的情況表示擔憂。我們對青壯年農村勞動力轉移率的進一步考察發現，近1/3的村青壯年勞動力轉移率都在80%以上。而青壯年勞動力轉移率在80%以上的地區，大部分(57.1%)是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3)。
調查發現，中西部農村尚有賦閒可轉移的青壯年勞動力。從調查結果看，賦閒在家的青壯年勞動力全國平均每村48人，比例為17.82%。東部賦閒率最低，為11.3%，中部其次，為20.42%，西部賦閒率最高，為26.06%。這一情況表明，各地區農村勞動力在勞動時間上仍存在過剩現象，總體上中西部賦閒可轉移的勞動力較多(4)。
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狀況
村莊道路狀況參差不齊，飲水困難問題尤為突出
調查地區村莊內道路的平均長度9.97公里，其中硬化道路4.69公里；77%的村飲水安全；41%的村飲水存在困難；55%的村有集中供水管道，這些村中自來水用户比例為68%。東部和中西部有明顯差異。例如，江蘇和上海每個村硬化道路的長度有8公里多，而廣西不足1公里。飲水情況尤為明顯，上海、江蘇和浙江農村飲水基本全都安全，與之相比，青海、四川和甘肅等地存在飲水困難。
農村公共文化薄弱，文化設施普遍較差
調查地區53%的村莊在近幾年中有過公共文化娛樂活動，在XX年，每村平均放映了5.36場電影，劇團演出1.68次。調查發現，上海和浙江農村舉力、公共文化娛樂活動的比例最高，超過90%，貴州、內蒙古和廣西比例最低，不到27%。陝西和河南的農村電影放映次數最多，貴州和河北最少；河南的劇團演出最多，而湖南最少。
調查村莊的文化設施普遍較差，有圖書室村的比例為25%，有養老福利院的比例為4.1%，有文化活動中心的比例為29.4%，配備電腦村的比例為39.9%。中西部地區的文化和福利設施尤其比較薄弱，圖書室擁有比例分別為17.2%和18.2%，文化活動中心擁有比例為22.1%和20.1%。東部地區超過80%村都配備了力、公電腦，而中西部村莊配備電腦村的比例都在10%左右。
農村環境污染形勢嚴峻
總體上農村環境衞生條件欠佳。比較而言，東部地區例如上海、江蘇、浙江、山東等地農村的環境衞生設施情況要明顯好乾其它中西部地區的農村。例如，調查發現，東部地區半數以上村莊有垃圾集中收集點，上海達到100%，而中西部地區農村大多數沒有實行垃圾集中收集，這個比例在26%或以下，差距很大，比例最小的是廣西，只有2%。調查地區每村平均建公廁個數，東部也明顯地高於中西部。這説明環境衞生設施的提供與經濟發展程度有較大的關聯性。
農村環境污染問題已經達到一個不容忽視的程度。調查地區平均41%的村莊有環境污染問題，50%的村有污水和垃圾污染問題。存在環境污染問題的村莊的比例沒有明顯的地區特徵和經濟發展狀況特徵，東、中、西部各地區的農村都有比較嚴重的情況。例如浙江、貴州、湖南有環境污染問題的村莊的比例分別為61%、61%和56%。青海和內蒙古的這個比例要低些，為17%～18%。
從污染源看，主要是污水和垃圾，其次是河道失去治理。一半的村所遭受的環境污染主要來源就是污水和垃圾。這個情況在東、中、西部各地區基本一致。
農村對各項公共服務需求的優先序
農村公共服務涉及內容較多，此次調查專門瞭解了對公共服務的需求，從調查情況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選擇比例由高到低依次是文化建設(82.7%)、修路(79.5%)、醫療網點(67.7%)、垃圾收集(66.5%)、廁所改造(64.2%)、飲水(62.3%)、污水處理(58.2%)、建沼氣(55.6%)和用電(38.6%)。各地區認可程度的排序情況有類似性。例如，除河北以外，其它16個地區均把文化建設認可為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或僅次於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對某些公共服務需求的認可程度則與地區有關。例如，浙江和上海的農村飲水都得到了很好的解決，飲水不再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來源公文有約)題，而四川、甘肅和內蒙古等地則認為飲水是第一位或是第二位需要解決的問題。修路依然是新農村建設中應該關注的重點，東、中、西部都有85%以上的村莊認為修路是新農村建設應迫切解決的問題。有相當部分村幹部和村民將垃圾收集、廁所改造、污水處理和建沼氣選為新農村建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醫療網點建設也是新農村建設中一個需要關注的問題，選擇此項需求的村民比例為?0%左右。將用電選為需要迫切解決問題的比例較低，均在40%左右。
社會保障堪憂
貧困户最低救濟標準每月只有2元錢，半數貧困户未獲救濟!
調查樣本共有103962户貧困户，“貧困發生率”(貧困户／總户數，下同)為7.55%。
調查發現，地區之間貧困發生的原因各不相同。在調查的村中，中西部地區“因上學致貧”最多，樂郡相對較少，表明中曲郡敦育負擔最重，樂郡教育負擔能力相對較強；東部“因病致貧”最多，表明醫療負擔均較重；“因殘疾致貧”東部最高；中西部“因經營致貧”比東部分別高出3.3個和2.23個百分點，表明中西部農民應對市場風險能力欠佳。
調查村莊中接受救濟的貧困户數為52993户，“貧困救濟率”為50.92%，貧困救濟標準從每月最低的2元錢(河南、湖南、甘肅共5個村)到最高的531元(上海市朱涇鎮温河村)，平均為57.68元，其中救濟標準在50元及以下的共1487個村，佔70.84%，52—100元的共229個村，佔10.91%，105～531元的共383個村，佔18.25%。
中部地區貧困救濟率最低，村級扶貧工作最需要加強。在調查的村中，近一半的貧困發生在西部地區貧困救濟率中部最低；救濟標準東部最高，是西部的3.89倍，是中部的6.41倍，表明中部地區扶貧工作最差，但即使在東部，仍有高達32.79%的貧困人口未獲救濟
農村醫療資源嚴重匱乏。在調查的村中，東部地區行政村衞生室覆蓋率(建有衞生室的村數，，被調查村數，下同)最高，每村衞生室數三個地區差別不大，但衞生室平均面積差別很大，東部是中部的1.59倍，是西部的2.83倍，每村有資格的醫生數東部最多，中部次之，西部最少，醫生與人口之比中部最好，東部次之，西部最差，但均不理想(見表13)。
農民對實行新型合作醫療積極性高的村佔82.1%，積極性不高的佔17.9%；有69.9%的村認為實行新型合作醫療能解決農民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貧問題，仍有30.1%的村認為新型合作醫療不能解決該問題。
調查村莊中有74.9%的村莊開展了新型合作醫療。東部地區92.6%的村莊開展了新型合作醫療，明顯高於中部65.8%和西部58.3%的水平。從籌資情況看，人均為36.49元，其中個人平均繳費17.62元，佔比為48.29%。在江蘇、上海、浙江等經濟發達地區，不但農民個人收入水平較高，而且政府經濟實力較強，籌資額度大，保障水平高，對於緩解大病户醫療負擔的作用更為明顯。
教育負擔大大減輕，教學質量成為問題
“兩免一補”政策的逐步實施，大大減輕了義務教育階段農村家庭的教育負擔。在全部被調查村中，已經有45.4%的村實行了全部免雜費。有27.7%的村部分學生享受了免費教科書，16.1%的村所有學生享受了免課本費。有25.9%的村只有部分寄宿生享受生活補助，12.7%的村寄宿生都享受了生活補助。調查表明，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這樣的剛性支出佔教育總支出的比重平均近50%，其他如課本、學習用品、住宿費、交通費等方面的支出也較多。近年來，學校佈局調整較大，相當一部分村莊反映學生上學不方便，無形中增加了住宿和交通等方面的支出。
教學質量已經成為農村居民教育方面擔心的首要問題，有76.9%的村認為新農村建設在教育方面最應該儘快解決的問題是保證教學質量，有23.7%的村認為應該通過加強教師培訓來解決這一問題。優勢教師資源過度向大城市和發達地區集中，教師隊伍質量存在巨大的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農村教師長期處於缺編狀態，有的地區出現過一所學校一個教師的現象，雖然佈局調整在一定範圍內對教育資源的分散和結構性失調有所緩解，但農村仍然依賴着大量代課教師來滿足教育教學需求。
同樣的情況也體現在與收入相對應的支出上。所有被調查村莊中，集體支出在1～5萬之間的頻率最高，為31.1%。其中，東部有61%的村莊支出在20萬以上，而中部和西部村莊分別只有11.7%和5.6%。東部有三成村莊的支出超過50萬，而中、西部只有不到1%和3%，差異明顯。
大量的村集體支出用在了公共建設和管理費用上。其中，前者佔去了42.5%的比重，中西部地區支出的比例都超過了50%，管理費用則佔20%～30%。
管理費用中又以村組幹部工資佔比最重，達61.7%。平均每個行政村有村幹部5.41人，幹羣比例為1:331。調查村村幹部年平均工資為8714元。東部地區村幹部年均工資是西部的7.21倍，是中部的6.27倍。最低的陝西省僅為1051.85元，最高的上海市為34431.41元，後者是前者的32.73倍(1)。
令人吃驚的是，調查村莊中有32.9%的村莊資不抵債，也即淨資產小於零。淨資產處於-10～0萬元之間村莊比例為21.9%，處於0～10萬元、10～50萬元、50～100萬元、>100萬元的村莊比例分別為18%，16.8%、7.2%和25.1%。
從負債資金的使用結構看，1710個村莊回答了村莊負債使用的問題，村莊負債資金最主要的用途是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東部地區負債資金用於辦企業的比重明顯高於西部地區。中西部地區負債資金用於教育支出的比重很高。中部地區村莊負債用於支付幹部工資和上繳税費的比重最高，分別達到了16.21%和7.86%。
在調查中，東部地區村幹部更多的認為要靠招商引資、出租集體資產或集體土地來壯大集體經濟實力，比例分別佔74.5%和81.1%，分別比中部和西部地區村莊高16.5%、37.5%和12.7%、30%，這也反映了東部地區村幹部對招商引資並出租集體資產或土地更大的認可度和現實可行性。中部和西部地區村幹部更傾向於爭取上級下撥或補貼，比例為88.4%和75.4%，比東部分別高出20.4%和7.4%，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中西部村莊對政府的依賴性。
農民收入差距懸殊，增收困難
(一)地區之間農民收入差距懸殊
調查村莊農民人均純收入水平達到了3823元，高於XX年全國的平均水平。從收入分組情況來看，收入水平在XX～2999元的村莊比重最高，達22.01%，近—半的村莊農民人均純收入低於3000元。
分地區來看，中部和西部地區農民的人均純收入都遠低於東部地區，分別是東部地區人均收入的47.14%和33.09%。貴州安順市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只有997元，不到全國水平的1/3。而東部的蘇州市，農民人均收入為8797元，超過全國水平的2倍，是安順的8倍。
(二)農資價格過高、缺乏資金與技術制約農民增收
農資價格偏高是農民增收難的最突出原因。表3反映了2491份村莊有效問卷中農民對增收困難的原因選擇情況，排在首位是農資價格過高，選擇此項的村莊比例接近70%，也是所有原因中唯一超過半數的選項。選擇缺乏資金與缺乏技術兩項的比例接近50%，分別排第二和第三。交通不便和外出打工不容易，在眾多原因中分別排在倒數第三和第二位。這反映出，近幾年國家大力改善農村交通問題取得了較好成效，同時農民外出打工的途徑比較多。
此次調查的村莊中，有47.3%的村莊認為當地農民收入難以提高的重要原因是“缺乏資金”，説明很多農户都有很強的資金融入需要。近年來，隨着農村信用社各項改革的推進，各地信用社廣泛評定信用户，農户貸款難的問題有了明顯的緩解。從此次調查的情況看，48.3%村莊都反映信用社在當地開展了小額聯保貸款業務，各村內信用户的數量佔村總户數比重的平均值達到了35.79%。但60%以上的村莊都認為，目前農户向信用社等金融機構貸款仍然很困難，各村莊獲得過信用社貸款農户比重平均值僅為18.86%，仍有大部分的農户不能獲得信用社貸款，農户貸款難的問題依然還很嚴峻。
從表4可以看出，西部地區農户信用社等金融機構貸款獲得情況好於中部和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農户貸款難的問題最為嚴重。西部地區信用社小額貸款和扶貧貸款的推動力度很大，評定的信用户比重均值達到38.37%，因而農户從信用社獲得貸款最為容易，而且農户的資金需求也更主要是通過信用社解決。東部地區有更大比重的村莊農户的資金問題是通過私人借款解決的，這與東部地區私人收入比較高、非正規信貸市場發達是相關的。
農户貸款難的問題還體現在“所期望的貸款規模不能獲得滿足”。特別是在東部地區，雖然小額貸款比較容易從信用社獲得，但小額貸款不能滿足農户的資金需求，而且與其資金規模所能貸款的貢獻相比，信用社小額貸款的交易成本太高，這是東部地區更多依靠私人借款的主要原因。而中部地區雖然信用社評定信用户的比重最高，但農户實際的貸款獲得率卻很低。
從平均的貸款規模來看，因為東部地區資金需求規模大，而且金融機構相對實力也比較強，小額貸款的平均規模比較大(12404元)，大部分村莊信用社小額貸款的平均規模都超過了萬元。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信用社小額貸款的平均規模比較小，特別是中部地區小額貸款的平均規模僅為2935.23元。這説明中部地區所受的正規信貸約束最為強烈，不僅受到信貸門檻的約束，而且信貸規模的約束也非常嚴重。
村民上訪多因土地問題，土地權益亟需保障
土地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土地問題也是農村中矛盾頻發的一個焦點，其中尤以土地徵用問題比較突出。對2749個村莊的統計結果顯示，有村民上訪村莊的比例為28.9%。分地區看，東部發生上訪的比例最高，為32.5%，西部次之，為27.6%，中部最低為24.8%。表5列出了上訪所反映各種問題所佔的比例。
農村土地歸農村集體所有，這是我國農村的一項基本制度和政策，並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下來。但調查顯示，有1／5的村幹部認為土地歸國家所有，4.1%的村幹部對這一問題説不清楚，8.1%的村幹部認為歸農民個人所有，認為歸村民集體所有僅佔66.1%。
61.9%的被調查村認為農村土地應該歸農民永久使用，其中，東部的比例為51.9%，中部為69.5%，西部為70.3%。可以看出，農村對穩定土地產權關係的願望十分強烈，但地區差異也比較明顯，中、西部省份高於東部近20個百分點。
整體上看，認為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最有利的比例最高，達到了60.0%，有29.4%的村認為歸個人所有最有利，認為歸國家所有最有利的村佔10.6%。同時，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地區差異很大。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認為土地歸集體所有最有利的比例最高，達到71.3%，高出中、西部近20個百分點；而相對落後的西部地區認為歸個人所有的比例較高，分別達到38.7%和34.9%，尤其是地處牧區的青海和內蒙古兩省對土地個人所有的願望程度尤為強烈，比例分別佔74.4%和61.5%，此外，中部的河北省也達到了62.4%。可以看出，東、中、西部對土地歸誰所有最有利表現出明顯差異，經濟發達地區對土地集體所有認可度較高，而相對落後的中、西部地區對土地個人所有表現出更為強烈的願望。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東部經濟發達，非農就業機會多，經濟實力較強的村級組織提供了大量的公共福利和服務，農民對土地的依賴性減弱，同時土地歸集體所有便於統一開發經營，從而獲得更高的土地增值收益；而中、西部地區經濟相對落後，非農就業機會少，土地非農開發機會和收益較少，農民對土地的依賴性較強，農民更渴望通過明晰土地產權來獲得長期穩定的生活來源和保障。
調查顯示，目前土地農户承包經營的比例達到94.2%。多數被調查村莊有出租土地的現象。在調查的村莊中，認為有必要引導農民集中居住的村的比例略多，為55%，認為沒有必要集中居住及合併村莊的佔45%。關於引導農民集中居住的難點，調查中反映，最大的難點是貧困户承擔不了成本，佔調查村的比例為60%；農業生產不方便、生活成本增加和村裏的住房剛建好等則分別佔45%、35%和31%。其中反映村裏的住房剛建好的比例約1／3，是一個不低的比例，顯示對村莊進行改造要慎重。分地區看，也有集中反映最大的難點是農業生產不方便的地區，包括重慶市、江蘇南通和江蘇蘇州市等3個地區；有集中反映最大的難點是生活成本增加的，包括河北張家口和上海金山等2個地區。有近一半的(48%)的村擔心進行了村莊改造，農民家家户户都欠債。有34%的村擔心違背農民意願，搞片面的村莊撤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