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以來，肉類價格的快速上漲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根據統計資料分析，肉價對cpi上升的影響大體在50％以上。今年7、8月份以來，肉類價格整體上出現了微幅下降的趨勢。據新華社全國農副產品和農資價格行情繫統監測，7月末豬肉和牛羊肉的主要品種價格分別下降了0.1％、0.2％;根據商務部市場運行調節司8月下旬最新發布的農產品價格監測數據顯示，肉類價格已經連續兩週下跌，其中上週（8月13至19日）跌幅為0.9％。其中，豬肉批發價格高位回落，跌幅為1.4％，有的城市甚至比前一週下跌了12.5％。受食品價格回落的影響，當前大多數機構投資者認為，整個第三季度cpi走勢將持續回落。鑑於人民幣匯率上升，還有人認為反通脹的使命可以暫時卸下，一旦美元短期反彈成真，就該考慮如何應對人民幣貶值的壓力。
國家統計局最近發佈的數據是:7月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6.3%，這是今年以來cpi漲幅連續第三個月走低。當然，還要看到，7月份ppi同比增幅達到了10％的歷史高位。ppi在左右cpi趨勢中的作用將相對更加突出，通脹壓力仍然較大，不可過於樂觀。在這樣的形勢下，究竟應該如何認識我國肉類行業的發展趨勢，採取適當的應對措施？我談幾點看法。
一、肉價上漲是主要食品供不應求的突出反映
簡單地説，肉價上漲是由於肉類產品供應不足造成的。這種供不應求，是經濟發展、結構調整、成本推動、比較效益、生產方式、動物疫病、自然災害等多方面因素疊加的結果。
首先，我國的肉類消費需求持續增長。XX年末，全國人口為132,129萬人，比上年末增加681萬人；其中，城鎮人口59,379萬人，在總人口中的比重達到45％。第一產業增加值增長3.7%，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增加值分別增長13.4%和11.4%。城鄉居民收入實際增長率分別為12.2％和9.5％；農村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分別比上年末減少669萬人和709萬人。由於人口總量特別是城市人口的增加、非農產業的發展和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人們對肉類的商品需求持續上升。以豬肉為例，自1990年以來的17年間，我國人均佔有的豬肉數量已經從1990年的20公斤上升到XX年的39.6公斤，幾乎翻了一番；在此期間，豬肉的市場成交量從1990年的619.4萬噸上升到XX年的2501.5萬噸，翻了三番多。（參見表1）
表1豬肉人均佔有量、產量、成交量指數
其次，肉類供應能力穩步提高的難度加大。長期以來，我國畜禽飼養以農户散養為主，約佔飼養總量的80％左右；以商品生產為目的的規模化養殖發展較慢。以生豬出欄量為例，1991年為33,563.9萬頭，至XX年已經增至61,207.3萬頭，增長了82.4％；出欄率從1991年的90.8％提高到XX年的146.3％，提高了61.1％。隨着我國工業化、城市化和新農村建設的加快推進，農業用地面積逐年減少、農業勞動力加快轉移、農民居住條件和生活方式進一步改善，畜禽生產能力的持續提高遇到嚴峻挑戰。XX年，我國城鎮就業新增1204萬人；城鎮投資增長25.8％,農村投資增長19.2％；全國淨減少耕地4萬多公頃。據中國社科院發佈的XX年《人口與勞動綠皮書》顯示，中國3/4的村莊已無青壯年勞動力可以轉移，青壯年勞動力短缺的現象由沿海向內地蔓延，勞動力價格因供不應求而逐步提高。最近農業部公佈的數字，XX年全國農民工總數達到2億2千多萬人，月平均工資達到1060元。在這樣的形勢下，由於規模化養殖難以較快跟進，造成了生豬供給的結構性斷裂。如何快速擴大畜禽生產，滿足市場供應，要求對目前的生產方式有重大突破。
二、肉價上漲是產品比價趨向合理的補償性調整
自1985年生豬經營放開以來，我國生豬養殖業始終處於“生豬賣難—價格下跌—宰殺母豬—生產減少—供應短缺—價格上漲—養殖增加—生豬賣難”的週期性循環之中。如果以1990年的豬肉噸價為1，則1990年至XX年曆年的豬肉噸價指數如表2所示：
表2 1990年至XX年豬肉噸價指
從價格指數變動中可以看到，一方面生豬價格的頻繁波動使養殖户承擔着很大的市場風險；另一方面，XX年的豬肉噸價指數（1.62）還沒有達到1997年（1.88）的水平。
在生豬產銷連續九年低價位運行的背景下，XX年上半年生豬收購價格持續低迷，仔豬、活豬和豬肉平均價格同比分別下降42.21％、22.27%和13.16％，5月跌入最低谷，豬糧比價僅為4.5：1（過往常態水平為5-5.5：1），養豬業處於全面虧損狀態。XX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糧食、農業生產資料、水、電、煤、運等基礎產品價格全面上漲，加上環保、免疫、檢疫等費用的增加，養豬成本明顯上升，比較效益明顯低下:養一頭豬不計算疫病風險僅可賺50-100多元，需要4個多月時間，不如打兩天工。由於這種潛在的量變過程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沒有得到足夠重視，缺乏必要的支持保護政策，不少養殖户賣掉或殺掉母豬（有的地區宰殺母豬佔當地屠宰量的30％），許多社會資本退出對養殖業的投資，生豬飼養量顯著減少。一些過去的生豬產區變成了銷區。 最終引發了XX年全國範圍供求矛盾的突變和豬肉價格的猛漲。（參見表3、4）
為了增加肉食供給、穩定市場價格，國務院採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調動廣大農民發展養豬業的積極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目前生豬生產仍然存在着生產成本較高、養殖比較效益下降、部分養殖户貸款難、防疫任務艱鉅、環保壓力大等諸多困難和問題。例如，XX年夏秋季高致病性豬藍耳病疫情曾使一些農户和養殖場的生豬死亡率高達20—30%，嚴重的甚至達到50%，對許多中小規模養殖户造成毀滅性打擊。XX年1—5月，全國已有22個省份先後發生了高致病性豬藍耳病疫情。經過對不同地區的病毒進行精確分析，該病毒已經發生變異，毒力明顯增強，生豬死亡率明顯提高，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疫病風險的增大，直接影響到養豬户的信心和應時補欄，造成生豬飼養量的明顯減少。應該看到，在廣大農户分散飼養的生產方式下，對這種長期制約畜牧業發展的重大動物疫病，防控的難度和成本是非常大的。這些因素的作用，都推動了肉類生產成本的上升和價格的上漲。
總體上看，XX年以來豬肉價格的上漲是產品比價趨向合理的補償性調整，有利於形成合理的比價關係，有利於調動農民養豬的生產積極性，保障肉類產品的供需平衡。
三、對肉類價格趨勢的基本判斷
從對肉類價格的上述分析來看，一方面存在着國內消費需求增長的巨大拉動作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肉類生產成本上升的巨大推動作用。我們認為，在短期內我國的這兩大因素都不可能發生逆轉。
首先，肉類食品的佔有量和消費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文明程度和人民生活質量的重要標誌。隨着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隨着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肉類產品的消費需求還將繼續增長。
從1996年至XX年我國肉類產量結構的變化趨勢看，近XX年間豬肉佔肉類總產量的比重下降了4個百分點；牛肉和羊肉分別增加了1.7個百分點；禽肉增加了1.4個百分點。肉類生產的大體結構是，豬肉佔65%，禽肉佔20%，牛肉佔10%，羊肉佔5%。雖然牛羊禽肉在產銷中所佔的比重有所上升，但豬肉仍然是我國肉類消費的當家品種，不能不予以充分重視。目前，我國農民年消費豬肉15.6公斤、牛肉0.6公斤、羊肉0.8公斤、禽肉3.7公斤；豬肉佔農村居民肉類消費的比重高達75.36%，約比城市居民高25%左右。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城市居民人均肉類消費量增長了1倍多，從過去的每年20公斤左右增長到現在的40公斤以上；同期，農村居民人均肉類消費量增長了2倍多，從過去的每年5公斤左右增長到現在的20公斤以上。城鄉之間肉類消費的差距在縮小。
根據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糧農組織的調查分析，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低於5000美元時，收入的增加和肉類消費的增長呈現強烈的正相關。我國的人均gdp剛剛超過XX美元，農村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還很低。XX年，我國城鄉居民的肉類人均消費量為49公斤，其中豬肉為33公斤，而台灣的肉類人均消費量為81.3公斤，豬肉為42.8公斤。可見，我國各地肉類消費增長的潛力是很大的。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分析，現在只有1/10的城裏人肉類消費出現下降，90%以上的中國人肉類消費需求正處在穩步增長階段。特別是農民的肉類消費，還有成倍增長的空間。XX年，我國肉類出口數量下降了15%，其中豬肉出口下降了37.3%;而肉類進口數量增長了57%，其中豬肉進口增長了116.22%。這些情況都説明，隨着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我國肉類消費特別是豬肉消費市場還有巨大的增長空間。
其次，為了獲得數量充足、質量更加安全健康的肉類食品，要求人們在畜禽養殖、屠宰加工和產品流通等各個環節採取綜合性的保障措施，全面提升肉類食品的持續供應和質量安全水平。隨着生產投入的加大和生產要素價格的提高，肉類生產成本進一步上升的趨勢將難以扭轉。當前，肉類產業增加投入的要點是：
——加快調整養殖業生產方式和有效控制畜禽疫病。要加快建立農牧業生產與肉類加工互為促進的銜接機制，大力發展規模化養殖，特別是要大力促進中西部豐富的肉類原料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在全國範圍形成區域佈局合理的優勢產業帶和企業集羣。
——加快調整產品結構，走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道路。按照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產業的要求，大力發展資源深度加工，促進轉化增值，提高資源綜合利用水平和食物出品率，確保滿足市場需求和資源的合理利用；明顯降低單位產值能耗和用水量，努力提高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三廢”排放達到國家規定的指標範圍。
——加強肉類食品安全控制和管理體系建設，確保肉品質量安全。在質量安全控制技術方面，重點攻克溯源技術、快速檢測技術、食品安全風險性評估技術、食品安全監測預警技術等。在現代物流技術方面，重點攻克數字化和信息化處理技術、冷鏈物流與智能配送技術、智能分級技術等。穩步提高工業化屠宰的比重，完善屠宰加工全程質量控制體系，確保肉類食品安全。
如果我們綜合分析養殖業生產環節的飼料成本、防疫成本，屠宰加工流通環節的能源成本、環境成本，以及各個環節人工成本等因素，就不難看出，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我國肉類食品的生產經營成本基本上呈剛性增長態勢。
在上述兩大因素的作用下，我們認為，我國的肉類價格在數年內將持續在高位運行，雖有短期內的漲跌波動，但恢復到XX年一季度的價格水平已不可能。價格回落對消費市場而言是大好事，也減輕了政府的過大壓力。價格回落，一方面説明養殖生產的恢復，另一方面説明它在循序對去年過快上漲中扭曲的一些環節正在調整，但過快回落是否對生產有利還應值得關注，尤其在豬及豬肉生產鏈長、其信息尚不對稱的環境下，一旦信息有誤必會釀成災難。
我們應該看到，當前cpi回落，農產品價格的回落固然是重要因素，而成品油價格和煤電價格受到管制，可能是更重要因素。可是，管制成品油價格和煤電價格的結果，不光是相關企業的利潤受到損害，更重要的是使市場信號發生紊亂，時間長了，帶來的滯脹將會對我國正在形成中的市場經濟體制產生致命的負效應。
作為供求關係的調節信號，價格的形成機制是市場經濟體制中的樞紐。上世紀80年代的“價格闖關”徹底結束了我國消費品市場的價格“雙軌制”，至今仍然有人錯誤地認為，是這次“價格闖關”釀成了日後的社會動盪。實際上，“闖關”的暫時性後果只是將隱性的價格失調問題顯性化而已，造成社會不穩定的根源恰恰是“雙軌制”本身。20多年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已大大提高，但要素市場的“雙軌制”問題仍未根本解決，它也成為當今社會中滋生腐敗、錢權交易的主要温牀之一。反思過去所付出的代價，推動資金、土地、資源、勞動力等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應當是下一輪經濟改革的重中之重，時間上也是越快越好。
政府對煤電價格實行嚴格管制已經有好幾個月了，趁着當前cpi回落趨穩的大好時機，有必要逐步放開煤電價格，理順市場關係，這樣才能夯實今後cpi回落的基礎，使cpi真正的回落。根據國家發改委通知，今天起全國火力發電企業上網電價平均每千瓦時提價2分錢。雖然電網經營企業對電力用户的銷售電價還未做調整，但希望這是宏觀管理層理順市場價格關係的開始。
四、農牧業中期投資策略
隨着我國加入wto，千家萬户小生產與千變萬化大市場不適應的矛盾日益突出，關鍵在於肉類生產養殖環節還相當脆弱。大力發展農牧業產業化經營，加快資本化運作，不斷提高農牧業組織化程度的要求越來越迫切。近幾年來，我國屠宰加工企業在促進畜牧業產業化、區域化、標準化、國際化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例如，雙彙集團XX年以來在漯河市周邊按照國際標準建立了四個種豬繁育基地，到XX年1—5月，生產仔豬40,122頭，比去年同期增長了312％；出欄種豬21,625頭，同比增長了386％；存欄種豬48,300頭，同比增長256％。同時，雙彙集團在全國5大銷售區域建設了20個養殖基地，年出產商品豬50萬頭。河南眾品公司通過“公司+基地+專業農户”的產業化模式，發展了規模飼養場286個，飼養小區79個，年出欄生豬近300萬頭。實踐證明，以屠宰加工企業為依託，優惠資本化運作，擴大規模化畜禽養殖，提高養殖效率，正在成為促進肉類產業發展、增加肉類食品供應、穩定肉類市場價格的關鍵舉措，也是農牧業中期投資的重要趨勢。
XX年我國肉類產業在原料價格普遍猛升的形勢下，融資瓶頸制約企業發展的問題十分突出。以生豬為例，企業對其購進原有的準備金只能滿足應使用量的一半左右，豬及豬肉價格的毛白差率抵臨出肉率水平，致使企業生產出現運作掣肘，儲備產品調節量不足。儘管企業在不同時期資金的使用規模和方向不同，但肉類產業都有其共性，原料收購、銷售流通資金用量大，需求集中，而大多數企業利潤率不高，資產規模小，信用等級低，抵押物少，政策限制多，自我積累發展能力不足，面臨很大的資金瓶頸制約。目前，我國肉類行業上市公司共19家。其中，深市8家、滬市4家、香港聯交所3家、新加坡3家、美國1家。這些上市公司在全行業數萬家肉類企業中不到0.05％，所佔比例太低，不足以解決全局的問題。
XX年，國家為平衡國內肉類市場，在扶持畜禽（包括蛋品）生產、重大動物疫病防治方面給予了大量的財政獎勵性支持。但是，必須看到，財政支持畢竟有限。在我國肉類企業資金嚴重受困的情況下，如何通過政策措施調整和運行機制改革，促進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多渠道募集融資，加快資產重組、購併，增加對肉類產業的社會投入，增強發展動力，建設優質原料基地，加快產品結構調整，滿足國內消費需求，已經成為我國肉類產業發展和農牧業投資的戰略重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