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認識和解決貧富差距過大，是當前人們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黨的xx屆五中全會沒有再提“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以及“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是強調“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注重社會公平”。對此，人們有不同的解讀。這是否意味着中央關於分配的指導思想發生了轉變？現就這個問題談談筆者的看法。
社會公平是一個歷史範疇
在不少人的觀念中，公平是一個超歷史的絕對的概念，公平就是平均分配，就是人人有份。其實，“社會公平”是一個歷史範疇，而且是一個法律用語，在不同的生產力、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中包含不同的內涵；在每一種特定的經濟關係中，不同經濟地位的當事人有完全不同的公平觀念和標準。離開生產方式的性質談論社會公平，離開生產談論分配，不僅是沒有意義的，也是不科學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拉薩爾，曾鼓吹以“公平的分配”代替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公平分配。對此，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什麼是‘公平的’分配呢？難道資產者不是斷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嗎？難道它事實上不是在現今的生產方式基礎上惟一‘公平的’分配嗎？難道經濟關係是由法權概念來調節，而不是相反地由經濟關係來產生出法權關係嗎？難道各種社會主義宗派分子關於‘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種極為不同的觀念嗎？”他説，作為同量勞動相交換的按勞分配，固然體現了平等的權利，是一種進步，但這種平等的權利仍然被限制在資產階級的框框裏，對不同等的勞動者來説是不平等的權利，包含着各種弊病。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按勞分配），而應當是不平等的（按需分配）。他還説，把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質並把重點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錯誤的。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為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
回顧人類歷史，在所有對立的生產方式中，都不可能有真正意義的社會公平。真正的社會公平在於社會成員對生產條件的共同佔有和聯合勞動，在於消除等價交換、消滅階級和實現自由全面發展。但是，這一切都取決於生產力條件，只有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才有可能實現。我們現在所講的社會公平，都只是一定生產方式中的、歷史性的、相對的公平。在我國現階段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多種所有制並存和合同勞動的普遍存在是既定的前提，因此，不可能完全實現上述意義的社會公平。所謂社會公平，主要是權力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就分配公平來説，只要是堅持了按勞取酬和按要素分配的原則，只要是沒有出現貧富過分懸殊的情況，都不能説是不公平。
社會公平只能建立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
有人認為，我國貧富差距過大是實施“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方針造成的；今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理念，也將讓位於‘效率與公平並重’，或‘更加註重公平’”。持這種看法的人，往往把社會公平單純看作是公平分配的結果，把社會公平完全寄託於公平分配。這種看法至少包含兩個方面的錯誤：第一，把分配關係和生產關係割裂開來。其實，分配關係不過是生產關係的背面和表現，要實現公平的分配，必須以公平的生產關係為前提。第二，把分配同分配的對象分離開來。但是，公平分配只能以可供分配的產品為前提，離開生產力的發展和產品的豐富，談～平分配只能是空頭支票和畫餅充飢。
的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個提法在字面上好像是講第一、第二的關係，好像是此長彼消的關係。但是因此把效率和公平的關係顛倒過來，則是不正確的。必須明確，貧富差距過大不是因為過分注重效率，不是因為堅持“發展是硬道理”，而是因為在變革經濟制度和生產方式的過程中，新舊體制並存和交織，存在漏洞，對社會公平關注不夠。效率和公平不是同一個層次的問題，不存在第一、第二的關係，二者都很重要；效率和公平不是對立物，不存在此長彼消的關係，同公平發生矛盾的是具有歷史侷限性的生產方式，而不是效率。
所謂效率，從微觀層次講，就是在發揮“一般社會力”的基礎上提高勞動生產率；從宏觀層次講，就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總起來講，效率就是生產要素的節約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強調效率的重要性，就是強調發展的重要性。黨的xx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堅持發展是硬道理，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這就是強調發展的極端重要性。如果在發展的意義上理解效率，那麼，“效率優先”無非就是“發展優先”。但是，和“效率優先”相對應的，不應當是“兼顧公平”，而應當是這樣兩個方面：一方面，生產關係、經濟體制一定要服從於效率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一切社會矛盾和問題的解決，包括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必須以效率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為前提和基礎，而不是顛倒過來。
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是手段和目的的關係。如果我們按照科學發展觀來理解發展，那麼，發展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和問題的解決，包含着縮小過大的貧富差距。沒有生產力的發展，公平就變成普遍的貧窮，就只能是平均主義的“大鍋飯”。馬克思認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人類發展的利益始終是一致的，就像動物的生存鬥爭同種的繁衍是一致的一樣。歷史上所有的對立關係，都談不上真正的公平，但是，只要它們還適合生產力的發展，同人類發展的利益就是一致的，都是為實現社會公平創造物質前提的。
貧富差距過大時更應注重社會公平
當前，一方面，貧富差距已經過大，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另一方面，我國已經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階段，經濟條件的改善允許國家加大調節力度。因此，必須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更加註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但是，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是由各種不同的原因造成的：自然地理條件的巨大差異；市場經濟的競爭和優勝劣汰；國家在資源配置過程中實施的某些傾斜政策；不合理的戰略思維和經濟政策；經濟體制和法律制度的某些漏洞；國家和政府對收入分配的宏觀調節不力；等等。以歷史的觀點看分配關係，貧富差距過大和分配不公既有聯繫，又有
區別。不能認為，貧富差距的任何擴大都是分配不公的表現。從計劃經濟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到市場經濟的適當拉開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和合理的，更加體現了現實的公平性。只有體制的不完善、政策的不合理和政府的不作為造成貧富差距的過大，才屬於分配不公。
現階段的分配不公有兩個相互聯繫的綜合標誌：一是基尼係數過大，二是貧困人口過多。黨的xx屆五中全會提出“注重社會公平”，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是由“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轉向“公平優先、兼顧效率”。應當明確，提法的某些改變基本屬於政策性調整，而不是基本分配製度和基本分配原則的變化，更不意味着在犧牲效率和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社會公平。決定收入分配的，首先是初次分配，其次是再分配。貧富差距過大和分配不公，既與再分配有關，也與初次分配有關。在目前的體制下，初次分配並不是基本上由市場機制決定，還存在很多的不公平。例如，工資率過低和利潤率過高，就是屬於分配不公；至於拖欠農民工工資，就更是不公平了。即使分配主要是由市場機制決定的，也不能認為初次分配只要注重效率就行了。同樣，再分配不僅要解決公平問題，而且也要解決資源的合理配置問題，進而解決效率和發展的問題。因此，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既要調整再分配關係，又要調整初次分配關係。所有的問題―――無論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都只能在發展和改革中解決。
由部分先富到共同富裕是一般規律
有人認為，我國“一部分先富”的任務已經完成，今後的任務是“共同富裕”，中央“改革和發展的指導思想，將從‘先富’轉向更為實際的‘共富’”。這種認識筆者以為同樣是不恰當的。鄧小平同志反覆指出：“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當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先富的地區要多交點利税，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逐步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但是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他認為“這是一個大政策”。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貧窮。鄧小平所説的由“部分先富”逐步達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不僅是我國正確的發展道路，而且是一條客觀規律。“部分先富”和“共同富裕”不是截然分開的兩個階段，而是通過“部分先富”達到“共同富裕”。在“部分先富”的過程中，就包含了“共同富裕”的成分；在“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標實現以前，始終表現為“部分先富”。
“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礎是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充分積累。在我國現階段，為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既要承認勞動差別，又要承認資產差別。也就是説，不僅要默認勞動能力是每個人的天然特權，而且要承認對象化的、積累起來的勞動（物質財富）同樣是每個人的合法權利。前者要求同量勞動相交換，要求同量勞動獲得同量報酬；後者要求財富轉化為資本，並實現價值增殖。只有這樣，才既能夠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又能夠調動資本所有者和企業主的積極性。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發展，以及採取市場經濟形式，就是體現了上述利益要求。在這種經濟制度和經濟形式中，收入的較大差別是不可避免的，率先富裕起來的只能是一部分人。但是，隨着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調節，富裕起來的人會越來越多，最終達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