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七塔上初識鄭州
經過十四個小時的顛簸，五月一日上午9點，我們一行五人終於踏上了鄭州的土地。勞動節的鄭州陽光明媚、氣候宜人，商家的促銷活動在喧鬧地進行着，街上有很多殘疾行乞。剛下火車，我們首先參觀了離火車站不遠的二七紀念塔。登上二七塔，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史料歷歷在目，那一幅幅圖片、一行行文字和一件件實物無聲地陳列着，向人們描述那段歷史。和我們一同參觀的有一位年輕的母親和一個大概六七歲的小姑娘，小姑娘在母親的引導下朗讀牆上刊登在一份當年刊物的詩：軍閥手上的鐵，工人頸上的，頭可斷，肢可裂，革命的精神不可滅！••••••不知道小姑娘是否讀懂了其中的含y，從那一件件歷史文物中，我們感受到了當年的驚心動魄。
二、感受工人文化宮裏的突變
放下包裹後，沒有來得及拂去旅途的疲憊，我們便直赴河南省工人勞動文化宮。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這樣一種景象：這裏人很多，一羣羣老人正圍在一起打牌、下棋，還有在聽唱戲的，一派祥和的節日氣氛。因自己以前對工人及其生活所知甚少，當展現在面前的是一攤一攤的對弈者、喧鬧的打牌人、以及簇擁於戲攤子前的人羣時，我們幾乎驚愕了，無法形容自己內心的感受，也許這派欣欣向榮與自己腦海中那尖鋭的矛盾實在難以連接在一起吧。我們五個年輕人的闖入似乎讓人覺得有些不協調，雖然我們有意彼此拉開距離，但一眼就能看出是一起的。本以為在這樣休閒的場景自己該不屬於另類，可當我們想融入其中的任何一小羣人，聽聽他們在聊什麼時，卻遭到了意外的排擠。我們的一個組員這樣描述她當時的感受（幾乎我們每個人都有類似的經歷）：當我在一個牌局外加入觀眾中時，旁邊的一箇中年人先是一回頭，然後用打量的眼光從頭到腳掃一遍，最後扭過頭，再將訊息傳遞給下一個人。就這樣，直到人羣中的每一個人都時不時地用異樣的目光看着你，反覆幾次，我有點受不了了，有一種被灼灼的目光穿透的感覺。我開始後悔自己的白衣服在灰藍色中的顯眼，後悔自己的牛仔褲這樣的異樣，甚至於怪罪自己為何長了這樣一張年輕的臉，一種無法融入人民的感覺越來越強烈地壓抑着我，無所適從地徘徊於人羣中，看到那眾多工人樸實的面孔親切地交談，我真正感覺到了什麼叫可悲。我們在裏邊轉了幾圈，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有的同志甚至提出走了，或者到工廠去看一看。於是我們組長大膽地去和一個老人攀談了起來，我們終於有機會去接近工人們。聽説我們是大學生，大家都紛紛離開牌桌和棋盤圍過來，人越來越多，他們彷彿找到了傾訴的對象，爭先恐後地向我們講述自己的心聲，最後竟形成了我們每個人都分別被團團工人圍成了一個圈子的局勢。一片安詳的態勢在頃刻之間激起千層浪，形勢的變化如此之快讓我們感到吃驚。在晚上的小組討論中，有個同志用“猶如在汽油庫裏點一個火星似一觸即發”來形容當時的形勢變換。這反映了事情的嚴重性與矛盾的激化程度。在每一個圈子裏，都有一兩個老人在給我們講，其他人便很信任地也都靜下來聽，到精闢之處便鼓掌或連聲叫好。通過交談我們瞭解到這裏大多數老人都是下崗或退休的老工人，也有一些離退休幹部。他們來這裏下棋打牌、休閒娛樂，更多的是談論國家大事和大政方針，談論他們對現實的批判，談論鄭州市國有企業改革和工人的境況與鬥爭，通報自己廠子的近況，排解對社會現狀的不滿。這裏的年輕人和中年人很少，老人告訴我們，因為年輕人為了生計還得四處奔波，所以來這裏的機會相對比較少。老人告訴我們，這裏每天的討論都和今天一樣熱烈，有時也有很激烈的辯論。工人和我們的交談很融洽。我們談到了鄭州市工人失業問題和國企改革中的私營企業主勾結當地政府對國營企業進行欺詐兼併的問題。他們將這些問題的根源歸因於李鵬總理所提出的“雙軌制”，國家進行國企改革使得一部分工人下崗，也使不少的工人喪失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老工人們反對國有企業改革中把工廠的國有資產變賣或者拱手送給私人老闆的做法，他們不能接受自己為之奉獻了一輩子的工廠被分解。這裏的工人有一個共同點，普遍懷念毛澤東時代，懷念計劃經濟體制，推崇毛澤東思想。他們認為在計劃經濟時代工人是國家的主人而現在卻成了弱勢羣體。他們認為國家讓農民工自由流動形成了盲流，帶來
了很多社會問題，有很多人到了城裏也根本找不到工作，國家應該有計劃地宏觀調控。他們還向我們講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風氣和道德的敗壞，他們懷疑現在的法制，用他們的經歷來説明現在的法制沒有主持公道，沒有為他們做主。人羣中不時傳來呼應聲，説到高潮之處，有的工人竟從人羣中走出拉着我們詳述情形，那種感覺就像自己是能為他們説句公道話的人。不知不覺中下起了雨，可人羣沒有動。大家彷彿都忽視了天氣的變化，站在雨中非常投入地談論着這一切，場面極其熱烈。下面是我們一個組員的經歷和感受：看到雨水順着那位師傅的額頭流下，我才忽然發現自己的頭上多了一把傘。一回頭才知是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太太在遠遠地為我擎着傘。在那一刻，我幾乎有點呆了，我何德何能值得這樣一位老人為我撐傘，我才是最應該被雨澆的人。在這樣一個社會裏，儼然關心社會、關心工人的學生、幹部太少了，以致於他們會拿出自己最真的最好的東西來對待你，可這原本就是天經地義的事竟成了稀罕之舉，這當是社會的悲哀呀！當聽説我們是大學生時，一位三十五歲的工人就慷慨激昂地説：“當年六四，我們承認是我們工人的錯，當時你們跪在天安門前，可我們從你們身邊繞過去去工廠上班，那時是我們覺悟低，你們有先見之明啊。現在不一樣了，現我們都明白了，只要你們叫我們起來，只要有你們帶頭兒，我們一定起來！••••••”無論這話裏是否包含了誇張與片面，無論這話對與錯，但它都反應出一個度，一個工人們所不能忍受的底線。在整個過程中，我們偶爾提提問題，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傾聽。老工人們的話語告訴了我們：他們不相信市場經濟，他們不相信“高薪”能“養廉”，他們不信任現在的法制，他們不相信“江大哥、••••••”，他們只相信自己。工人們的理論分析能力和講解能力之高是我們以前沒有想到的。他們的話和他們所描述的經歷與現實讓以前一直處在一片歌舞昇平環境中的我們感到震驚。我們以前在重慶、北京這些大直轄市時看到的都是一片國泰民安、欣欣向榮的景象，身在大學校園裏接觸到的主流媒體所報道和宣傳的也都是一派繁榮和一片光明，每個人都在做着比爾•蓋茨式的成功夢，沒能想象在河南鄭州眾多的國企居然面臨着嚴酷的形勢，這裏工人的生活保障到了如何低下的程度，這裏的社會矛盾達到了如此激烈的地步。
三、傾聽造紙廠的訴説
為了瞭解更詳細的情況和直接材料，我們5月3日上午到鄭州造紙廠做實地調查。一路上我們見到了很多工廠，從它們那幾乎一個模式的已帶陳舊的硃紅大門和依稀可見的“勤儉建國、力爭上游”之類的標語，我們可以想象出他們當年的輝煌和為國家所做的貢獻，但是如今都已經失去了昔日的光彩。經過十幾個工廠的大門，竟然沒有發現一絲歡慶勞動節的氣氛，我們不禁感慨這到底是誰的勞動節啊！幾經周折我們找到了造紙廠的大門，大門緊鎖着，也沒有見到廠牌。經過確認是造紙廠後我們便從側門徑直往裏走，門衞叫住了我們，不管我們怎麼解釋都堅決不讓我們進去。於是我們來到了造紙廠的家屬院。跟造紙廠的工人交談，詢問造紙廠的情況和他們的生活境況。我們瞭解到了現在工廠主要由工會負責，於是想辦法找到了造紙廠工會主席劉玉蕊的家裏。劉玉蕊是一位四十歲左右的中年女士，她給我們的第一感覺是非常幹練，為了整理廠裏的財務，她這兩天正在加班工作。我們説明身份和來意後，她首先就跟我們説：“現在是在跟資本家作鬥爭，工人的處境很艱難啊。”從她那裏我們得知，五一節那天北大和清華的學生也來過。當知道我們都是黨員時，劉玉蕊説：“我不是黨員，有些黨員比普通工人的覺悟還低。”從她的話語中，我們也感受到了黨員在工人中的形象與地位。劉玉蕊很信任我們，熱情地接受了我們的要求，到廠裏去跟我們座談，向我們詳細介紹了造紙廠被欺詐兼併的大概過程：鄭州市造紙廠建於1958年，原來屬於國有中一型企業，有職工1100多人，以前效益不錯。1995年由於環保考慮實行政策性停產，職工集體下崗。從1995年到1997年，職工沒有領到一分錢工資，過年的時候政府給職工發140元還被廠長扣下40元。但從1995年至1998年
8月，工人都沒有提出任何要求。1995年新廠長程文奎上任，説要發展第三產業，把工廠的設備租賃所得的十七八萬元揮霍一空。1997年10月，自稱是河南省口岸辦下屬的一家國有企業的河南豐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向鄭州市政府和造紙廠廠長提交了一份可行性報告，準備對造紙廠實施兼併。
豐華公司承諾：
（1）建國家級鋁鈦鈷工廠；
（2）承包俄羅斯航空運輸包裝；
（3）建國家級保税倉庫；
（4）把造紙廠的全部生產線恢復；
（5）造紙廠職工全員安排工作，待遇翻番，包統籌和養老，以前造紙廠所拖欠的工資全部予以補發。
豐華公司領着造紙廠的職工去參觀他們的企業（後來才知道那其實是他朋友的企業），兼併的前一天給職工每人發了一袋50斤的麪粉。第二天開會，職工全部舉手通過，同意兼併。兼併後，豐華公司組織了一部分職工進行了為期3個月的上崗培訓。但是問題就開始出來了：培訓完後無崗可上。1998年至1999年，豐華公司把造紙廠的機修車間約200萬的國有資產以僅僅不到二十萬的價錢變賣出去。原廠長程文奎當上了豐華公司總經理，拿着3000元的月工資以及小車、別墅，不管工廠的前途。兼併後，豐華公司僅僅兑現了當初承諾的一少部分，給職工發了兩個月170元的工資。但這遠低於鄭州市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235元。劉玉蕊説，以前污染主要是紙漿車間，如果買成品漿，污染度肯定不會超過國家標準。但是把機修車間變賣出去後就意味着造紙廠將不能生產了。職工反應了情況，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議，但是豐華公司不予理睬，卻準備把工人攆向社會。劉玉蕊早在1993年就第一批下崗了，此後她自己開企業、辦書店，效益挺不錯。因為劉女士能力強而又為人善良，從1995年至1999年，工人們一直請她回到工廠為帶領大家主持正義。工人們對她説：“劉玉蕊，你救急救不了窮啊。為了我們工人，出來吧。”她跟我們説自己去買菜時老看到造紙廠的工人在撿菜葉，心裏很不是滋味。於是，在工人們的一再要求下，劉玉蕊把自己的廠子交給自己的妹妹，把資產3萬元的書店以1萬元價格轉手給同學後，於1999年9月下旬出來了。她對她的同學説：“為了生存，來不了了，鬧革命去。”她出來帶領大家團結一致往上反映情況，上訪。劉玉蕊説，他們一開始就説好一不堵馬路，二不打砸搶，只是要保護國有財產。1999年10月，豐華公司提出戰略方針：40歲以上的職工由豐華公司代管檔案，而統籌則到政府統籌辦交，工人自己負擔70%，豐華公司承擔30%，給工人十天辦理手續時間。結果工人都沒有來辦理，到第十天，所有工人全部來到工廠，把豐華公司趕出造紙廠。這是造紙廠工人與豐華公司的第一次正面衝突。在政府出面保證的情況下，工人退讓了。此後的一年裏，工人到處上訪都毫無結果。XX年6月7日，工人們再一次起來把豐華公司的人攆出工廠，關上大門。工人們自己成立了以副廠長李嘉慶為總指揮的七人領導機構。這樣，工人們與豐華公司和政府僵持了兩個月。8月7日，李嘉慶突然被祕密抓走。8月8日早上，劉玉蕊接到公安局的電話，説公安人員要到造紙廠來。因為此前公安人員也來過多次，人數幾個到二三十個不等，所以劉玉蕊認為這一次和以前沒什麼大的區別，也就不太當回事。她當時正準備自己開一個飯店，所以稍微晚一些去上班。當她騎着摩托車出家屬院到工廠大門時，發現停着一輛黃河大客車，公安人員正在陸續從車上下來。當時工廠一天兩班，那時候到廠裏換班的只有十幾個人。劉玉蕊感覺不對勁，便趕忙回去叫人。一個叫黃夢勤的工人知道後便敲着一個盤子到處叫到：“大家快來呀，警察來封我們廠了。”一些退休工人趕忙把工廠大門鎖上。派出所的民警用三把大鉗子絞門，工人們便搶他們的鉗子不讓他們絞。在此情況下，徐建華隊長一聲令下：“上！”無數公安人員準備翻門而入。工人們使勁搖門，不讓他們進。劉玉蕊當時在門裏邊，見此情況，便讓工人把門打開。四列縱隊好幾百人的警校學員開進廠裏。此時工人們發現，外邊的街道上，從西站到花園路已經沒十米設一崗，進行戒嚴。四列縱隊往裏一分，中間隔出一條大道，鄭州市政府祕書長李憲昭從車上下來往裏走。工人們哭着跪着喊到：“我們有什麼錯？”上午9：00，來了四輛120急救車，警察開始抓人。豐華公司在門外指點，不分男女老少都抓走。人全部
被送到鄭上路國小臨時看起來，到那裏工人們才發現，原來鄭上路國小已經被提前騰空。劉玉蕊和工廠的骨幹大都在進門左手邊辦公樓的門口前的長凳子上坐着，因為樓裏有豐華公司的大量“罪證”。10：00開始抓他們。一位姓張的老工人被擰住手，手腫得很厲害。抓李廣全時，警察抓住頭髮甩在地上，四個人連抬帶架塞到車上。劉州誠被架到車邊，臉貼着地板塞到車上，臉腫了兩個月，一個多月吃不了飯。抓劉玉蕊時，警察一聲“還有你！”便擰送車上。周師傅是一位老工人，被掐着脖子塞到車上。曹師傅是一位60多歲的老太太，被往車上一推，劉玉蕊還來不及扶，便倒下，腰撞在椅子扶手上••••••例子很多，細節就不一一介紹了。劉玉蕊説，抓人就像文革時一樣，很慘！在給我們描述當時的情況時，劉玉蕊的臉上充滿了悽慘的神情。被送到鄭上路國小時，劉玉蕊和楊道章一同關在一個教室裏，有十來個公安看着。一個胸前的牌號為689的警察衝着劉玉蕊喝道：“你叫什麼名字？”劉：“你叫什麼名字？你們憑什麼抓我。”689：“你們這只是小事一樁，天安門事件那麼大都被平息••••••”劉：“你們來得太多了，只要幾十個，用機關槍掃射就夠了。”劉玉蕊站起來往外走，要去解手，由兩個警察跟着。到外面，見到劉玉蕊在公安局工作的熟人，問道：“你怎麼也來了？快回去，你打的回家！”跟在後面的兩個警察不同意，但幾經交涉，劉玉蕊終於被私下放了。劉玉蕊沒有回家，回到廠裏，見到工人們都在痛哭。下午又來了一批警察，都是白綁腿，拿着警棍。1000多名公安把豐華公司的“罪證”全部拿走。8月9日又暈倒了四五個老工人。8月10日公安開出五人“黑名單”：李嘉慶：總指揮。劉玉蕊：1號盜竊犯（把工廠的土地證藏了起來）。耿愛榮：2號盜竊犯（同上）。王工：工人在他家開“黑會”。楊道章：私刻公章（刻1028職工代表公章）。此後再舉行了兼併表決會，55個職工代表，4人贊成，50人反對，1人棄權（沒到）。後來又發生了一些衝突，工人和警察僵持了一個星期，警察的人數逐漸減少：300，100，60，••••••。市政府派了一個工作組進駐工廠。在工作組的組織下，9月12日，工廠重新選舉職工代表，9月16日產生了10人組成的工會委員會，劉玉蕊當選工會主席。因為10人委員裏有5人在外面都有自己的企業或工作，所以後來又補充了5名女同志到工會委員會。劉玉蕊説，以前他們去上訪，上面都不相信他們。從此工人們有了自己的組織和正式身份，他們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地與豐華公司鬥了。因為李嘉慶和李廣全還被關在監獄裏，工會委員會便為了二人能早日出獄而天天辛勤工作，每個人都私奉獻，全身心投入。李廣全被關了四個多月就被放了出來。XX年2月13日，法院開庭，以擾亂社會治安對李嘉慶提起公訴。當時下大雪，天氣很冷。工人們把法院都擠滿了，當李嘉慶出現時，大家高呼“李嘉慶萬歲！”在獄中關了半年多，每天還幹16小時活。大家發現李嘉慶頭髮長了，變瘦了，手都凍壞了。工人們買飯給他吃時他都拿不穩。因為害怕太多工人旁聽，法院開了小庭，只讓二十幾個代表旁聽。工人們請了一個上海的律師，把法院提出罪名的全部推翻。法庭休庭一直到現在。李嘉慶在獄中暈倒2次，XX年5月13日工會以工人名義擔保，李嘉慶得以保外就醫。工會成立後，他們便以工會的身份到國家經貿委、輕工總工會、全國總工會、國家信訪局等單位上訪，接待他們的人聽他們介紹情況時就像聽故事一樣。但是他們都被勸回來，然後材料也隨即全被轉到省市政府。鄭州市開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都不敢接工人們遞交的材料。天下着大雪，人大會在青少年宮開，路上實行戒嚴，本應走路去的代表一律坐車去開會。工人到那裏求救，祕書長郭小軍接見了他們，又是拍雪、又是倒水，安撫工人。XX年1月，政府終於同意造紙廠與豐華公司分離。劉玉蕊和其他工會委員一起元月3日至7日連續通宵工作了五天。7號，政府、豐華公司和造紙廠三方到一起開會，造紙廠和豐華公司分別提交自己撰寫的協議，然後在政府工作組的主持下談判。在談判過程中，豐華公司最終露出了真實面目，承認自己是民營企業（原稱國有企業，到河南省口岸辦查沒有，豐華只好説自己是國有控股企業，到勞動局查，並沒有註冊）。下午5點三方達成協議：鄭州市造紙廠與河南省豐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徹底分離，鄭州市造紙廠由政府委託工會代管。元月9日，工人正式進廠。現在造紙廠工人和政府還是處在僵持階段。造紙廠工人則認為他們原來是國有企業，所以現在也應回到國有企業，而政府則要求造紙廠自己成立公司。劉玉蕊説，他們估計也只能成立公司了，但是成立後就不是像以前説的養懶漢了，大家都得努力工作。劉玉蕊告訴我們，造紙廠的情況與電視劇《大雪無痕》很類似。為了安全，他們安排了工人骨幹守着工廠的大門，不讓人隨便進入，所以我們剛才想進去時不能進去。她説，其實她們甚至連人身安全都需要小心，每一次出去工作都做好周密的準備工作甚至後事處理與接應工作，以防萬一。
採訪即將結束時，劉玉蕊沉重地對我們説：“我需要説明幾點：
1.工人階級的現在狀況很悲慘，由原來的主人變成了弱勢羣體。這是誰造成的？是腐敗、資本家、官僚！
2.從我們這一代你們應該積累教訓：
（1）積累知識，以後的社會還得靠你們，毛澤東説你們是早上的太陽。
（2）工人階級到今天，跟蘇聯解體一樣。毛澤東當年説帝國主義把希望寄託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現在被言中了。
（3）工人不拿起槍桿子不行，要拿起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4）工人的力量小，知識比較欠缺，你們應該得到啟發，你們該如何面對？也許現在是你們所不能改變的，但要努力奮鬥。
（5）你們現在看到我們的情況，將來自己也會面對。
（6）現在外邊形勢很緊，盯梢很多，文化宮也有很多便衣。
••••••”離開造紙廠，我們久久不能平靜。也許有人會認為這只是一方所言，不排除帶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剛才所聽到的一切着實讓我們感到震驚。而劉玉蕊更讓我們思考，一是工人們需要她這樣能在外面開辦自己的企業的人來領導，二是她放棄自己的企業回到廠裏的舉動以及她的執著與堅強。四、零碎的反思這次赴鄭州社會調查使我們進一步地接觸到了工人階級，聽到了來自工人階級的不同聲音。正是這些訴求各異的聲音，使我們深深觸摸到這個時代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以前總是口頭上説要去了解人民的意願，知道人民需要什麼，反對什麼，盼望什麼，反感什麼，此次鄭州之行感受頗深。現在很多在國企幹過或正在國企苦熬的人們一提起國企，非但毫無驕傲的自豪感，反而是滿臉苦澀的自嘲神色。為什麼？因為國企意味着虧損？反映着腐敗？象徵着保守？藴藏着懶惰？在經濟改革的大潮中，作為國家經濟主體的國企失去了往日光彩照人的形象，在一片“下崗”聲中暴露出慘不忍睹的滿目瘡痍。體制上的缺陷，經營上的失策，管理上的落後，領導層的腐敗等等是國企衰敗的根本原因，但是一切悲劇性的苦果都由國企普通員工來承擔，懲罰性的“板子”無可替代地打在了老百姓的身上！難怪老百姓們認為這是一種犧牲工農利益的富官窮民政策。現在有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是，要求一些國有企業對下崗職工實行“買斷”，即按月平均工資計算工齡，一次性交付買斷。如某企業的月平均工資是500元，一位員工有三十年工齡，那麼一萬五千元就交你走人，醫療、養老統統不管，與企業再無任何經濟上的聯繫。這15000元就是為國流血流汗三十年的最後分配，僅僅不過是外企高級“白領”或金融機構高級管理人員的一個月的工資啊。這公平嗎？當然，世間不公平的事很多，我們不能要求絕對的公平。歷史卻不能割斷，建國以來國企對國家作的貢獻無須評述，國家的高積累與國企員工長期的低工資如天上地下兩條不成比例的平行線向前延伸，國家也曾為此而承諾過，要為國企職工提供終身保障，管生老病死。現在實行經濟體制改革了，國有企業大多被當作包袱甩出去，過去的承諾還有效嗎？還兑現嗎？鄭州造紙廠的事件應該算是正常的工人運動吧。在中國，似乎任何上規模的平民集會與示威遊行，都很容易讓中國政府聯想到其中是不是含有顛覆政權的陰謀。然而政府執法部門在某些中高級領導的授意下，可以完全不通過法律程序對公民進行逮捕，甚至還扣上了擾亂社會治安的違法行為的帽子。在我們看來，這不僅僅是一個政府信用、形象的問題，首先這麼做就先將使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轉了一百八十度。一個政府的威信，不是靠非法抓人、判刑來確立的。用暴力平息羣眾矛盾也就好比武俠小説中的七傷拳，每使用一次，對自身的傷害也就加重一次。逮捕工人代表的手段非旦不能平息事態，只會更加重羣眾對政府的不滿與不信任感，處理社會矛盾並不是只有動用軍警一種辦法。縱然一時成功，那也只是飲鴆止渴的另一版本--------再次加深我們的社會矛盾。如今的這些下崗工人的運動與當年的大學生運動不同，下崗工人在他們維持最低生活水準的經濟來源都被剝奪時，就更沒有什麼好失去的了，坐牢與在外邊捱餓對他們來説區別不大，所以一味抓人、逮捕並不見得有當年的效果。而鎮壓的手段更不可取，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下層勞動人民在貧困到無可忍受時，生命對他們來説就並不是什麼可威脅的了，相反有時反而成了可以捨棄的包袱。到那時，受損的不僅僅是人民與政府，而是整個國家、整個民族。政府官員們真的是站在為國家、為社會、為人民羣眾的利益着想的立場上了嗎？真的能放下“官架子”，誠心誠意地與工人代表們談判嗎？別忘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在各級政府機關裏經常都掛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幾個燙金大字，難道這僅僅成了某些人的政治或者形式上的裝飾？政府是應該好好地站在下崗職工的立場上想想了，誠心誠意與他們談判，聽聽他們的心聲，做幾件能讓他們滿意的事，藉機彌補政府與民眾間的裂痕。其實這並不難，因為工人們的要求並不過分，而且很容易滿足。對於一個開明的政府，就應該立即把工人們被貪官污吏剝奪去的利益還給他們，把涉嫌腐敗的官員移交法辦，將整個事件查個水落石出，給工人們一個好的交待。國有企業要發展確實需要改革，但是這有個方向問題。國有企業改革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變革。當前，國有企業的體制轉換和結構調整向縱深發展，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也就集中暴露了出來，而這些問題正關係到國有企業改革的成敗，關係到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敗。好像大家都在口口聲聲地喊搞好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和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那麼改革發展過程中的的確確是全心全意為工人階級着想了嗎？直到今天有的地方幹部甚至公開説我們共產黨跟資本家是好朋友，現在的經驗就是要搞資本主義？別忘了，我們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國家富強、人民過好日子。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初期談到：“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走了邪路了。總之，一個公有制佔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工廠是屬於工人階級的，是通過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資本形式加上工人蔘加民主管理來實行的。目前社會已經出現大量不合理盤剝他人利益的現象，以非法手段謀取暴利，侵吞國家財產和嚴重兩極分化現象，以至導致數以千萬計工人下崗失業，有的不僅僅是失掉工廠，失掉政治地位，而且甚者失掉生活保障。國企改革顯然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犧牲一些人的利益。工人在市場經濟的競爭面前，只要國有企業從此變成了由少數企業家控制並執掌解僱工人階級權利的單一市場價值生產單位，就從此成為輸家，成為不能執掌自己命運的自由人。這與他們過去曾享有的工廠的主人的地位相比，不能不説是經歷了一場剝奪。工人們畢竟為了企業辛辛苦苦做了十幾年到幾十年哪！他們一向視廠為家，認為自己的命運與工廠的興衰息息相關！有的甚至一家幾代人的青春、光陰和血汗全都貢獻給了黨的偉大事業和社會主義祖國，拿到手的是僅能養家餬口的低薪，即使有些人小有積蓄也是勒緊了褲帶一口口省下來的。隨着許多國資企業的破產和合並，大批工人下崗，他們一生辛勤勞動的成果不是被貪官污吏們納入私囊，便是被賤賣給私人老闆或外國老闆。工人們被趕出廠門，旦夕間便一無所有，甚至連勞保醫藥費和退休金都屢遭拖欠、剋扣。這種赤裸裸的盤剝和掠奪，套用毛澤東同志在文革中所説的一句話便是：“(共產黨人)比資本家還厲害。”那麼中國的工人到底如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所言是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領頭羊，還是市場經濟改革中的待宰羔羊？五、不是總結我們感覺此次鄭州之行受益匪淺，瞭解到了國有企業工人普遍的生活情況和思想狀況。工人文化宮裏工人們的激情和憤慨充分體現了矛盾的普遍性和尖鋭性，一觸即發。工人們的覺悟很高，關注的問題也很廣泛：自身的生活狀況、國企的存亡、社會的腐敗問題、法制問題、經濟問題以及日益冷漠的整個大環境。有的工人思想是相當成熟的，他們能對國企現狀存在的原因、後果和補救方法進行系統的分析，這些在實地考察前我們是沒有料想到的。通過與工人的交談包括後來到工廠對工人運動個案進行調查，我們認為矛盾的衝突仍舊可歸結於利益的衝突，而且是階級間的利益問題。但是，工人們自己提到“6.4”時他們之所以不願出來，因為當時自己的工資、獎金一分也沒少，似乎並未影響到自己的生活。工人運動已經初步成功的造紙廠工人們在當初有人提出以豐厚的條件合併他們時，他們也一樣是全票通過，而只是在對方食言時，他們才揭竿而起。機電設備廠更是典型，因為合併方較為聰明，能夠適當的安撫一下工人，所以他們如願以償地變賣了該廠的所有設備，解散了這個廠。當然，這其中政府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調查過程中工人也常講是市長把廠子給賣了。這些也許從某種意義也説明工人的革命存在不徹底性和侷限性的隱患，而且即便現在工人的狀況不佳，與解放前工人們破釜沉舟地狀態相比還是有很大差別的。很多義憤填膺的工人也僅屬於發泄，大多數更認為情況是難以有所改變的，所以表面上仍能維持一片和平的景象。總之，這次調查我們接觸了很多真實的，在學校裏瞭解不到的東西，通過這種方式取得的認識和思想理論水平的提高遠勝過在學校裏空談一些大道理。通過本次社會調查，加之思考與總結，我們認為最大的收穫在於對矛盾衝突的認識和對現實形勢的認識。令我們震撼的不僅僅是工人所受的鎮壓，失業工人的苦楚，而更多的是一種感覺，一種危機感、緊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