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黨費表恩情
“黨培養了我這麼多年，這是我的1000元黨費，也算是為黨和人民作的最後一點貢獻。”這是在被診斷為癌症晚期，“最多還能活半年時間”之後，任培增向黨組織交上的一筆特殊黨費，凝聚了他堅定信念、堅持黨性的忠誠之心。
向來身體健朗的任培增，今年3月底，突感身體不適，去嘉興第一人民醫院檢查。“肝癌晚期，最多還有半年。”噩耗傳來，四鄰鄉親都來看望任培增。4月23日，百步鎮和五豐村的領導來到他家慰問。任培增不是苦着張臉跟領導們訴苦，而是轉身從房間裏拿出早已準備好的兩個紅包，一一交到鎮村幹部手中：“我知道自己的日子沒多久了，其中1000元是我的最後一筆黨費，另外這1000元是給村裏發展公益事業的。”在場的人都愣住了。“錢留給兒子，只是個數字，錢獻給黨和社會，才能體現更大的價值，發揮更大的作用。”任培增對於黨的忠誠無不讓人感動。
熱心公益助鄰里
每月280元的勞模津貼、管理村水機站一年XX多元的收入，騎自行車賣噴霧機一個賺2元，這就是任培增一年的全部收入。可就是這樣一位清貧的普通農村老黨員，用省吃儉用“摳”出來的錢幫助困難家庭、資助貧困學生。早在1995年，任培增就立下誓言：要在有生之年無息出借或捐獻1.5萬元，幫助需要幫助的人。時至今日，僅他資助的貧困學生就有6名，無息出借2萬元，捐贈5400元。
五豐村10組，有一户貧困殘疾人家庭，丈夫王坤榮肢體殘疾，妻子章惠娣眼睛失明。早在1990年，他們在造樓房的時候，任培增就看着這夫妻倆不容易，買來價值400元的開關送給他們。同年，他們的兒子王月峯考上了武漢農業大學，卻湊不齊學費。任培增得知情況後，主動與他們聯繫，並表示願意資助他到研究生畢業。大學4年，每年都送100元，借1000元。後來，不負眾望的王月峯考上了研究生，任培增又如約送來了6000元。
五豐村2組的時順良家庭經濟一直比較困難，只能住在3間簡陋的平房裏，外面下大雨裏面下小雨，實在沒法住了，才開始造樓房，任培增知道後，就送來了300元。時順良開拖拉機出車禍後，賠了對方不少，又向任培增借了1000元。XX年，當他準備好了錢去還時，任培增當着他和他老婆的面，把借條撕了，説不要還了，好好供孩子讀書，現在他兒子都已經在温州大學讀大一了。
任培增走到哪幫到哪。他經常到王店賣噴霧機，認識了開小吃店的王忠良一家。XX年的時候，王忠良換腎剛剛花了20萬元，女兒王麗娟又考上大學了，任培增知道後，便決定每年送200元，同時又七拼八湊了4000元借給他們擺煙攤。今年，任培增知道自己的病情後，本來要XX年底資助的200元也提前送去了。
任培增對貧困家庭孩子非常慷慨，但自己生活非常節儉。他不注重吃，不注重穿，出門賣噴霧器都是騎自行車去的，他的香煙盒裏經常放着兩種煙，遞給別人的是好煙，自己抽的卻是5元一包‘五一’牌香煙，身上穿的中山裝穿了二十多年。
村裏的公益事業處處可見任培增的身影。上世紀末，五豐國小要翻建，就通知企業老闆開會捐款，任培增得知消息後，主動趕了過去，當場捐獻了300元，錢雖不多，但顯現的確實一名老黨員的拳拳赤子之心。上世紀90年代初，村裏的泥路一到下雨天就泥濘不堪，深一腳淺一腳的，極不方便羣眾出行，他看在眼裏，急在心裏，出資2500元請人給村裏修了一條石粉路。
科學種田富鄉里
1976年，就在任培增出任小隊長的第一天，就向社員鄭重承諾：一是保證大家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二是有柴燒；三是有錢花。這在當時可引起了很大的震動，但做起來談何容易。
種糧是農民的命根子，可當時生產力水平低，水稻的畝產只有300公斤。任培增經過長時間的觀察發現，水稻的生長跟水温有直接的關係。他經常獨自一個人在田頭用温度計測量水温變化，無數次地測量，終於探索出了“深水護苗促早發”的田間管理新路子。1980年5月25日，白天氣温高達30攝氏度，可到後半夜突然風雨交加，温度驟降，為了防止凍壞秧苗，任培增立即起牀趕到水機站，打水灌田，從凌晨兩點一直忙到中午，連續幹了十多個小時，直到將全隊的100多畝水田灌滿後，才回家休息。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任培增任小隊長的這幾年，小隊裏的畝產年年超千斤。到了1981年，五豐村4隊早稻畝產達665公斤，糧食產量增長50%以上，比任培增出任隊長前，每畝足足多收133公斤。糧食豐收了，農民的日子也越來越好，五豐村4隊也成了全縣最早的樓房村。從此，任培增的豐產經驗聲名鵲起，成了遠近聞名的土專家，引來很多的取經者。縣裏專門組織了巡迴宣講團，請他到全縣12個公社產糧區作經驗介紹。他也多次被評為地、縣、社農業勞動模範，優秀共產黨員和優秀生產隊長，擔任普通承包組長的他，1979年光榮地當選為中共海鹽縣第五屆委員會委員，1982年還被評為浙江省農業勞動模範。
好黨員舍子救他人
“你有幾個兒子啊？”每當朋友問到這個時，任培增滿是心酸。那是，1978年7月7日下午，任培增正好要到田裏幹活，可還沒走到田頭，就聽到喊“救命”的聲音。他趕忙掉頭，循着聲音找去，原來是他家前面的一個小青年不慎掉入了沼氣池。他跑到家裏喊上21歲的兒子任金明一起向出事地點奔去。由於救人心切，在慌忙中他親自用繩子將兒子吊了下去，僅數秒鐘，兒子一頭栽進沼氣池裏。任憑任培增怎麼呼喊，都沒有了聲音。此時的任培增似乎明白了已經發生的一切。他強忍着心中的悲痛，親自用毛巾捂住口鼻奮不顧身地下到池底，將兩人抱上來，經醫院搶救無效死亡。21歲的兒子説沒就沒了，任培增的妻子更是哭得暈了過去，連走路也經常摔倒，到現在生活還是不能自理。
失子之痛的打擊是沉重的，而當縣農林局、縣沼氣辦的領導和任培增在討論賠償問題時，任培增卻是這麼説：“作為共產黨員、生產隊長，讓兒子下去救人是義不容辭，別人賠4000元，我比人家少賠一半吧。再説，現在國家經濟也困難，我要求再少賠一半，也就控制在1000元以內吧。”最後，任培增默默地只領了700元，在場的羣眾都被感動得熱淚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