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人陳壽《三國志·武帝紀》中評價曹操：“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認為曹操是漢末三國時代政治和軍事上的一個真正英雄。這與後世許多的文人斥之為“奸臣”、“漢賊”有些矛盾，這可歸結為是中國歷史上不同時代的價值判斷標準和倫理道德取向存在着很大不同，以及不同評價者之間也有差異造成的。儘管這樣，但不可否認的是，總結曹操“人生幾何”的一生，他的身上始終都藴育着非常濃烈的英雄情結。這是由於漢魏時期特殊的社會氛圍和曹操個人的獨特經歷，以及他內心世界對生命價值的不斷追求所造成，當反映到曹操的詩歌創作上，也就形成了“慷慨悲涼”的總體風格。
何謂“英雄，’?三國時劉邵《人物誌·英雄》日：“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羣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換言之，英與雄也就是智與勇，是既有遠見卓識又勇武過人的人物。中國古代英雄是指那些在現實社會中不重天命，僅憑個人的高度創造才能與後天奮鬥努力而建功立業的傑出人物，並最終成為封建政治體制中傑出的文臣武將與創業帝王。
英雄概念的真正生成，則在漢末三國時代。東漢桓、靈帝兩次黨錮之禁，加深了皇綱不振、宦官與外戚專權的黑暗政治局面，而代表社會良心與政治監督力量的清流，其以儒林清議方式參政也宣告徹底失敗。這些不但引發了嚴重的政治社會危機，也使西漢以來以儒家封建綱常倫理為核心的道德價值觀念系統趨於崩潰，君權神授的天命觀嚴重衰落。整個社會層面的道德意識空前淡薄，聖賢觀念衰微，聖賢不再成為社會崇尚的對象。而被人們寄以厚望能撥亂反正的英雄人物，就成為當時社會上世人普遍崇尚的理想人格形象。
當聖賢所代表的天命、道德不能撥亂救世，強調個人才智至上的曹操等漢末英雄應運崛起，英雄崇拜遂成為佔據主導地位的時代文化思潮，英雄概念也就取代聖賢而成為時代的核心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