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幾種意見，我們不能簡單地説它們哪個對、哪個錯，因為它們有各自的不同角度，所以意見難免有互相牴牾的地方。但如果撥開這些淺層上的現象，我們即可發現各派理論在深層上的相互補充，它等待着我們今人在綜合各代各派意見的基礎上把它發明出來。
如果從較為外在的角度來看禪的宗旨，它與詩的對立性是很明顯的。佛家所主倡的本體是寂然不動的自性，而禪宗則把這種自性看成是每個人的空明靜寂的本來心情，六祖惠能説：內見自性不動，名曰禪。就是説，禪家是以發現自己的本心，回覆到自己本心為歸依的。如果從心理學的角度上來看這種“本心”，它實際上是不被外界所惑、不動心起念，沒有分別心、沒有執着心，當然也更沒有感情活動的--種主觀狀態。惠能所謂“憎愛不關心，長伸兩腳卧”，就是這種境界。黃檗曾把佛心比作恆河的沙子：“諸佛菩薩釋梵諸天步履而過，沙亦不喜;牛羊蟲蟻踐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寶馨香，沙亦不貪;糞尿臭穢，沙亦不惡。”(《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它沒有喜怒哀樂之情，因此也就能處處自在，而詩則完全相反。按照中國傳統的見解，詩的核心不是別的，就是喜怒哀樂的感情，它是“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而且中國傳統詩論中所特別推崇的是詩人的憂患意識，強調悲憤的感情是好詩的來源，古人賞樂以悲為美，司馬遷説詩經三百篇都是“聖賢發憤之所作”，韓愈講“不平則鳴”，以及後人所謂的“詩窮而後工”、“不憤不作”等等，都是這種例子。如果説，一切感情都屬於佛家所要掃滅的“煩惱”之列，那麼悲憤的感情是表現得最直接、最強烈、也最折磨人的煩惱，所以也就更為佛家所不容。韓愈有一篇《送高閒上人序》，是寫給-位叫做高閒的和尚的，他是個書法藝術的愛好者，特別喜歡學張旭的字。但韓愈老實不客氣地告訴他：書法是情感的表現，張旭的書法之所以寫得好，是因為他“喜怒窘窮，憂悲愉陝、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而僧人卻是“一生死、解外腰，其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心中沒有張旭的情感，只是外在的學習張旭的筆法，“未見其能旭也”。韓愈這裏所説的雖然是書法，但其道理尤其適用於詩。後來明末人陳宏緒説：“詩以道性情，而禪則期於見性而忘情，説詩者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而詠歌之，申之曰：發乎情，民之性也。是則濤之所謂性者，不可得而指示，而悉徵之於情。而禪豈有是哉?一切感觸等於空華陽焰，漠然不以置懷，動於中則深以為形，而況形之於言乎?……既已出塵垢而學禪，其又安以詩為?”(《尺牘新鈔》二集，《與雪崖》)就是具體説到詩與禪的這種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