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德治學説的理論前提是人性善論。所謂仁義禮智，我固有之，非外在賦予：“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詳細內容請看下文孔子和德治探討。
人還具有先天的“良知”道德品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知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盡心上》)既然人生來性善，可以接受勸説和教化，那麼，施行德治就是可行的，通過倫理勸諭可以達到理想中的社會秩序。正因如此，道德教化論就成了孔子德治的核心內容之一。
然而，法家完全反對這一主張。並對性善論進行了詳盡的批駁。認為人性本來自私又功利，“民之故計，皆就安利而闢危窮。”(《韓非子·五蠹》)“君臣之計，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韓非子·難一》)“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做車子的輿人希望人富貴，做棺材的匠人希望人死掉，原因在於利益使然，非人性之善惡。既然人天生自私，趨利弊害，就客觀上為行使賞罰提供了可行性。
另外，人性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處於不斷變化之中，“上古竟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原因在於“古者……人民少而財有餘，固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應薄，固民爭。”可見，人口、財富、社會關係等因素都是不斷變化的，人們的觀念品行也就自然隨之而變化。況且，韓非認為，道德高尚的人是有限的，自覺為善者寡，懼罰遠惡者眾。既然人們並非自覺自願為善而不為惡，就有必要以法治手段逼人棄惡從善。
儒家學説中，道德的作用被渲染到極致。孔子學説就是典型的道德決定論，德治是核心內容之一，“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論語·為政》)作為統治者，只有以德為政，民眾才能象羣星繞北斗那樣擁戴統治者。具體地説，一是通過修身，而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二是要靠教化手段，教而化之，以道德感化孜孜為利的小人，提高他們的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