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和索尼是死對頭，這早已經不是什麼祕密。1985年，曾經在三星集團擔任數字多媒體網絡事業部CEO兼社長的陳大濟離開IBM加盟三星時，就撂下了一句狠話——我一定要打敗日本。20年過去了，官至韓國信息產業部部長的陳大濟終於如願以償。2005年7月，《商業週刊》公佈了由國際品牌諮詢公司評選的“全球最具價值品牌100強”，三星首次超過索尼，排在了第20位，被《商業週刊》稱作是“大贏家”，與跌落至第28位的“大輸家”索尼的境遇形成強烈的對比。
然而，被神話的光環包圍着的三星幾乎還來不及自我陶醉，危機就接踵而來：
7月22日，三星捲入政治獻金的醜聞；
10月5日，法院就三星兩位高管協助李健熙向其子李在釒客非法轉移財產的案件作出了判決；
10月13日，三星電子公司承認曾聯合其它公司非法操縱內存價格的指控，並願意支付3億美元的鉅額罰款。
對投資者和消費者來説，這些危機是有益的，因為它們正是三星羞於示人的背面，而三星的正面只有與背面相加才能還原出一個接近真實的三星。對三星和三星人來説，這些危機同樣是有益的，因為它們將財閥模式的諸多弊端暴露無餘，也將改革的必要擺到了決策者的面前。
追趕新太陽
在韓國，每次大選過後，當選者幾乎都會對幫助過自己競選的幕僚論功行賞，因此，韓國社會總是不乏向候選者提供非法資金的人，韓國媒體諷刺他們是“追趕新太陽的人”。
三星“追趕新太陽”醜行的敗露源於幾盒年代久遠的錄音帶。
韓國前總統金泳三執政期間，國家安全企劃部（國家情報院的前身）曾建立特殊組織——米林組，該小組在重量級政治人物和商界人物經常光顧的酒店和餐廳安裝竊聽器監聽並錄音，非法竊聽一直持續到2002年3月。米林組錄製的部分錄音帶輾轉落入韓國MBC電視台一位記者的手中，2005年7月22日，在對錄音帶進行技術處理後，MBC電視台最大限度地公開了錄音帶的內容。這當中，最敏感的莫過於韓國駐美大使洪錫炫和三星集團副會長李鶴洙在1997年總統大選前幾個月的談話錄音，當時，他們密謀由三星公司向當選呼聲頗高的大國家黨總裁李會昌提供30億韓元的非法資金。時任《中央日報》會長的洪錫炫還是三星會長李健熙的內弟，早年曾擔任三星康寧公司的執行總裁，醜聞的揭露直接導致了他的辭職。
7月25日，三星集團就引發“社會動亂”正式向國民提出道歉，但它拒不承認自己做錯了什麼。三星集團的高管甚至指出，獨立的調查顯示韓國輿論還是支持三星的，集團的銷售也沒有因為該事件受到任何衝擊。
在全球最腐敗國家之一的韓國，賄選確實算不上什麼新鮮事了。韓國的法律雖然允許捐獻政治資金，但同時明確了個人捐獻不得超過1億韓元、法人捐獻不得超過5億韓元的規定，然而，合法募集到的錢往往滿足不了政黨組織選舉的需要，於是，政黨把手伸向了企業。三星、現代、SK、LG，幾乎每個大財閥都跟主要政黨有過祕密的金錢交易，對它們來説，這就相當於“買保險”，確保不管誰上台企業利益都能得到保護。2000年，韓國議會選舉時，現代集團就曾向執政的民主黨提供200億韓元的資金，此後，集團僅從政府獲得的直接和間接的金融支援就高達33萬億韓元。
對於利用政治機器，三星可謂是駕輕就熟。2005年8月，韓國某激進團體公佈了一份特殊的名單，內容是曾經或正在三星集團任職的著名人士，韓國財政經濟部的高官、前財政部長甚至於前總理都出現在了這份名單上。分析人士認為，這無疑增加了三星對韓國的公共機構——法院、高校甚至於韓國總統府青瓦台的控制力。
三星一位前僱員説，她所熟悉的三星比政府感覺更優越，“我們覺得，如果讓我們來管理國家，韓國將比現在更好。”在《韓國經濟新聞》首席記者金正熙撰寫的企業史《三星攻略》中，你也可以感受到三星這種張牙舞爪的控制力，有一段記載很能説明問題：“當天（1996年12月的某天），當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容光煥發地與經濟副總理丁氵哉錫踏入會場時，慶功會開始了。三星電子副會長金光浩向與會客人介紹了開發過程後，丁副總理走上講台準備致祝辭，這位身材矮小的丁副總理調整好身高一米八的金副會長使用的麥克風後，開了一句玩笑：‘麥克風的高度好像剛好反映了三星與政府之間地位的對比！’在場很多人都被這句玩笑逗樂了……對掌管經濟政策大權的丁副總理這句玩笑所暗示的‘三星電子的地位甚至略高於政府’之意，與會者頗有同感。”
2004年5月，盧武鉉總統赦免了曾在2002年總統大選中提供非法資金的三星副會長李學昭。“在三星總部的大門前，連法律都停下了腳步。”高麗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一位教授評論説。總統的新聞發言人否認三星等大財閥對青瓦台具有不正當的影響，她解釋説，總統之所以赦免李學昭等人是因為他們的行為是“過去那個時代”的一部分。
“三星的發展已經失去了控制，”在漢城大學教授經濟學的反三星運動激進分子金相朝教授説，“它不僅集中了經濟力量而且集中了政治和社會力量，這將使韓國社會的民主出現倒退。”
財富的灰色傳承
1993年，李健熙曾經領着各個分公司的社長到美國考察，他們去了很多百貨商店和電子賣場，親眼看到三星的產品被放在不起眼的角落，上面落滿了灰塵。
而現在，三星是韓國拉動出口的主要力量。2004年，三星集團的出口額是527億美元，相當於整個韓國出口額2538億美元的20.8%。
在韓國國內，三星的影響更是無處不在。一個普通的韓國家庭很可能住着三星的複合式公寓，燒着三星的電爐，敲着三星的電腦，刷着三星的信用卡，打着三星的手機（每兩個韓國人就有一個使用三星手機）。出差的時候，他們可能會入住三星的酒店；生病的時候，他們可能會去三星的醫院；週末的時候，他們可能會買票看三星職業棒球隊的比賽，或者，去韓國最大的遊樂園——三星愛寶樂園玩，萬一遭遇什麼不測，他們還可以從三星的保險公司得到賠償。
事實上，很少有哪家企業像三星那樣深刻地影響着一個國家。三星集團旗下有64家關聯企業，僱傭了將近15萬名員工。2003年末，它的資產是191兆韓元，相當於當年政府財政預算111.5兆韓元的兩倍。2004年，三星的營業額大約是135.5兆韓元，相當於整個韓國國內生產總值（GDP）778.4兆韓元的17.4%。
今年，這個集團的靈魂人物李健熙63歲了，因為肺癌，此刻他正躺在美國的某家醫院接受術後治療。李健熙曾經説過，65歲的時候，他肯定會從三星退隱出來。人們無法不關切的一個問題是：誰會接過那承重的權柄？
37歲的李在釒客是李健熙唯一的兒子，現在是三星電子的執行副總裁。2005年4月，李健熙宣佈放棄在三星愛寶樂園等8家子公司的董事職位，關於李健熙在為兒子繼位鋪路的臆測就甚囂塵上。
當然，財產與經營權的世襲繼承未必就意味着落後和低效，三星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就得歸功於家族第二代接班人李健熙的二次創業，但是，倘若傳承的過程暗藏不能見光的內幕交易，那就得另當別論了——
10月5日，漢城中心地區法院對三星愛寶樂園現任及前任CEO分別判處了2年和3年的監禁，緩期執行，他們的罪行是以低於市場價的價格向李在釒客出售可兑換債券。10月13日，檢察官對李健熙的四個孩子尤其是李在釒客的銀行賬户進行了調查，為“集團資產非法轉移至創始人家族”的指控蒐集證據。
李健熙向李在釒客轉移財富的過程錯綜複雜。首先，李健熙讓李在釒客成為了三星愛寶樂園的最大股東。1996年，李健熙給了兒子61億韓元，李在釒客交了16億韓元的捐贈税後，用剩下的錢買了幾家尚未上市的子公司的股票，等這些公司上市後，李在釒客再拋出股票，幾年下來，他的資本獲得了“滾雪球”式的增長。
接着，1996年12月，三星愛寶樂園發行了可兑換債券。儘管公司管理人員堅持説，發行債券是為了優化公司的財務結構，但法院認為，信用等級良好的愛寶樂園大可通過向金融機構貸款、發行公司債券或轉讓會員權利等辦法來籌集資金，可它偏偏選擇了發行可兑換債券的方式，動機非常可疑。李在釒客和他的姐姐以每股7700韓元的價格買下了三星愛寶樂園的可兑換債券，遠低於遊樂園的市值每股85000韓元，其他股東則放棄了購買債券的權利，這筆交易給三星愛寶樂園造成的損失大約是970億韓元。此後，李在釒客和他的姐姐將債券兑換成三星愛寶樂園125萬股股份，李在釒客控制了25.1%的股份，他的三個姐姐控制了另外25.1%的股份。
控制了三星愛寶樂園就相當於控制了整個三星，因為前者是集團64家關聯公司事實上的控股公司。
在三星內部，交叉持股的現象非常嚴重。三星愛寶樂園持有三星人壽保險公司19.34%的股份，三星人壽保險公司則持有三星電子7.23%的股份以及三星股份有限公司5.05%的股份，三星電子控制了三星信用卡公司46.9%的股份，三星信用卡公司又控制了三星愛寶樂園25.64%的股份。“雖然李氏家族只擁有少數的股份，但他們通過這樣的交叉控股控制了大量的關聯公司，”金相朝教授説，“現在到了三星對它落後的管理體系進行改革的時候了。”
操縱價格的主謀
2005年5月2日，在高麗大學的再三請求下，李健熙決定出席該校的頒授學位典禮，接受名譽博士的學位。這原本該是莊重而榮耀的活動，沒想到卻演變成了一幕鬧劇。大約100名學生自發地組織起來，他們譴責學校搞“金錢與學位的交易”，高喊着“李健熙不配拿學位”的口號，阻止李健熙進入典禮現場。突如其來的抗議活動讓高麗大學措手不及，校方不得不臨時改變活動地點，最後，為了躲避遲遲不肯解散的抗議者，李健熙一行只好從後門離開了學校。
事實上，韓國社會反三星的情緒由來已久，此前，李健熙和三星就是韓國反財閥民間團體PSPD攻擊的主要目標，這個組織先後對三星提出過15次訴訟，在其中一些重大的案子中還打敗了三星。現在，隨着政治獻金和內幕交易的醜聞浮出水面，反三星的情緒愈演愈烈，10月13日，三星電子承認非法操縱內存價格後，這種情緒更是擴散到了美國。
三星電子是在舊金山美國聯邦地區法院承認指控的，它還同意為此支付3億美元的罰款，這是聯邦政府金額第二高的反壟斷罰款。此外，三星集團的7名員工還將面臨刑事訴訟。
2002年4月，在一次行業會議上，戴爾公司董事長兼CEO邁克爾·戴爾抱怨芯片製造商從當時的價格上漲中撈到了不少好處，“一些DRAM製造商存在卡特爾式的壟斷行為，”戴爾説，“它們既希望DRAM的價格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又希望DRAM的市場需求同步增長。然而，這是不可能的。”
那之後不久，美國司法部便以反壟斷為由開始了對芯片製造業的四大巨頭——三星（韓）、美光（美）、海力士（韓）和英飛凌（德）的深入調查，這四家公司銷售的DRAM佔了全球DRAM市場份額的75%以上。戴爾公司新聞發言人拒絕透露公司邁克爾·戴爾是否跟美國司法部接觸過，司法部也拒絕透露是什麼引發了長達三年的調查。
調查的重點集中在2001年11月至2002年5月DRAM價格非同尋常的波動上。2001年，由於網絡泡沫的破裂，全球芯片市場急劇收縮，芯片價格一度跌破了1美元，戲劇性的是，2002年5月，芯片的價格就回升到了4至4.5美元。
對這段歷史，《三星攻略》一書中也有零星記載，但語焉不詳，多少顯得有些閃爍其辭。該書寫道：“就半導體而言，三星主打產品DRAM雖然同樣經歷了有史以來最黑暗的時光，雖然利潤明顯降低，但與大部分企業還在虧損中苦苦掙扎的境遇相比，三星取得的不俗成績已經足以讓任何一家同行公司眼紅。”
可是，這讓“足以讓任何一家同行公司眼紅”的成績是如何取得的呢？
公開證據裏一封寫於2001年11月的電子郵件可以説明一些問題，這封郵件是美光科技公司一位經理拉福德寫給其他DRAM供應商的，他描述了英飛凌和三星抬高DDR價格的成果，建議雙方就抬高DRAM的價格達成某種一致，並説美龍也準備提高對所有貼牌客户的價格。 “如果美光采取行動，所有的供貨商就有了共識，它們會採取同樣的行動。”他説。那之後，芯片價格果然出現大幅上漲。
三星、美光、海力士、英飛凌這些宿敵居然能聯起手來，這件事本身就蔚為壯觀，可以作為解釋的原因只有一個——利潤。DRAM的價格是PC類和半導體股票的重要驅動器，芯片價格上漲，半導體公司的股票價格也會隨之上漲，例如，美光科技的股票就從2001年10月的12美元上升到了17.30美元，上升了將近40%，英飛凌的股票也超過了10美元，相當於它10月份低點的兩倍。
分析人士認為，從零售的角度來看，這次陰謀的影響相對較小，平均給每台電腦增加了大約10美元的成本，但是，考慮到每年出售的電腦超過1億台，這個增量就比較可觀了。戴爾和蘋果等公司皆把這部分成本轉嫁給了消費者。
面對美國司法部鍥而不捨的追查，2004年9月，英飛凌公司認罪並同意支付1.6億美元的罰款。2005年5月，海力士公司也承認了指控，它要交納的罰款是1.85億美元。美光公司是第一家主動提供證據的公司，很可能會免於受罰。迄今為止，美國司法部沒有就罰款的數額做出解釋，但一般情況下，反壟斷的罰款是根據市場份額來確定的。根據美國研究公司Isuppli的數據，三星大約佔據了31%的DRAM 市場，海力士是17%，美光是15%，英飛凌是14%。
黑幕的揭開很快就有了負面的影響，10月15日，美國蘋果公司宣佈，中止與三星合資建造閃存芯片生產線的談判，38億美元的大項目就這樣胎死腹中。此外，此案還在美國引發了強烈的反三星情緒，無形損失不可估計。
對三星來説，2005年無疑是個考驗：第一季度，利潤下降52%；第二季度，下降46%；第三季度，下降30%，如何續寫商業神話，這確實是個問題。
李健熙已經很多年沒有接受過採訪了，但在他的作品裏，他批判過管理人員對公司弊病的漠視，“當某人覺得自己可以獨自管理一家公司的時候，麻痺和腐化就滋長了，”他寫道，“那時，公司就將沒有未來了。”（金鑫）
來源：商界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