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三中金劍昆
斷斷續續地看完了《中國大歷史》初時也常在一個段落上徘徊許久不知其意然而慢慢讀下來黃的理論架構每每出現並濃重闡述之隱失的閲讀張力也一再地受到激醒便明曉原來如此這般。閲讀此本的經歷與錢穆全然不同黃的技術分析與理論建構如手術刀般對歷史剝離解析除卻歷史因襲的再現給予我的更是常從縱向敍事裏逃脱的橫向比較乃至一塊塊具體制度的勃興衰亡史；錢穆的白話則指點江山除枝去蔓寥寥數筆點到為止。
從黃的著作中取了若干段落也希簡要地概括出黃在敍事中國大歷史時的一個脈絡。
“井田制度”是“間架性設計”的代表。間架性設計是來自標準化的要求這種方式影響此後30XX年的中國政治。它意味着國家和社會結構是可以認為地創造出的同時也導致上層設計的形式遠比下層運作的實質更為重要的統治習慣。（分封）
……周朝的開國與推廣農業互為表裏顯然是得到這種土壤特性的裨益。於是在公元前10XX年中國社會即已在文化上表現出均勻一致。它的基層細胞的組織與小塊耕地的操作結下不解緣也表現出家族的團結。（周朝）
……中國政治體系的早熟在當日不失為一種成就可是中國人也必須為此付出代價。從外表形式看來在基督之前有了這些設施國家的機構便形成流線型可是其下端粗率而無從成長髮展以日後的標準看來尤其如此。
（兵馬俑）它也表明中國22XX年的歷史確有垂直的莖幹存在很多帶有中國性格的特徵在當日即已出現。這種系統在上端必有設想而成的成分在內而介於合理化及非理性之間。（秦朝）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從公元前迄20世紀始終直接向各個農户抽税的國家。這税收的基礎極為廣泛而又非常脆弱為西方經驗所無。……政府既無從以累進税率抽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絀再則又要對貧弱無靠的人民賙濟也連帶受牽累。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中國自秦漢以來的統一可謂政治上之初期早熟很多地方上的習慣在其他國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礎者在中國則缺乏發育成長的機會。（漢代）
（石窟）它之五花八門也確曾使中國曆代帝王在長時間內感到棘手。他們都希望利用佛教對全民的吸引力作為自己行政之工具又怕它針對於來生再世的重點如果經過一度提倡足為社會的紀律而成為儒教者的一種牽制。
拓拔民族在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貢獻為重新創造一個均勻的農村組織非如此則大帝國的基礎無法立足。……及至6世紀初期重造大帝國的低層機構業已在位大量的農業資源和人力業已組織就緒可供建造大帝國之用。所缺乏的是上端有紀律的官僚組織亦即是同樣均勻的結構不為既有的權益所腐化。（南北朝）
……儒家傳統之政府不僅為一種組織事實上也是一種紀律所以它不以綿密緊湊的方式構成。在唐朝講均田制之能推行一部分歸功於它有化幾個世紀的震盪而為寧靜之功效。……唐朝的官僚機構缺乏與之平行的私人組織；它的執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譽自重。經常下端的問題頗為重要可是總是散亂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則又經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責。要使這個體系生效只能從上向下加壓力。……中國的悲劇乃是其在地方組織及技術上的設備尚未具有規模之際先已有大帝國之統一因之上下之間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間階層全靠專制君主以他們人身上的機斷彌補。（唐朝）
趙宋的試驗要能在這關頭實現而有成果財政上各種端倪必須全部用商業習慣管制……大多數民間事業從旁在側的襄助也須公司化採取法人的地位才能對公眾負責。統而言之一切要能在數目上管理。……當王安石對神宗趙？説“不加税而國用足”他無疑的已知道可以借用借款的辦法刺激經濟之成長。當生產增加貨物流通時即使用統一税率也能在高額的流通狀態裏收到增税之成果。這種擴張性的眼界與傳統的看法不同當時人的眼光將一切視為不能改變的定數。因此王安石與現代讀者近而反與他同時人物遠。……中國政治統一的程度遠超過國內的經濟組織繼續發展的結果只有使兩者都受挫折。（北宋）
歷史家無從否定理學家增強了以後中國儒生的正直觀念和堅決的態度。……今日看來他們的立場仍是過於單純他們仍無法脱離一種被安排的環境即一種大而無當的官僚組織治理一個大而無當的農民集團。（儒學復興•南宋）
傳統中國對本人謙遜對人禮讓的作風足使很多爭端無法啟齒且社會體制基於血緣關係構成又有法律支撐就用不着法理學上很多高深奧妙的原理而牽涉到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了。政府授權於各家族讓他們教訓管束自己的子弟於是衙門減輕了本身的任務；各官僚在詩歌和哲學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們的工作無須全部確鑿切實即司法也離不開相對的成分。由於他們不對各地區特殊的情形認真所以他們總是可以用最低度的共通因素作為適用於全國的標準因此整個文官組織的官位差不多都可以互相交換而一個大帝國即可以用抽象的觀念和意識形態治理。除了施政的風向得考慮其他特殊的情事已無關宏旨。這種體制不好的地方容易被看穿然則要改弦更張既要對付中國廣泛的疆域和內中各種複雜的情形又受限於當日技術上能支持的程度也就不合實際亦沒有初看起來的容易了。（元朝）
中央集權能夠到達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組織與結構都已簡化一個地跨數百萬英畝土地的國家已被整肅成為一個嚴密而又均勻的體制在特殊情形下則由民間經濟作主形成人力與物資可以互相交換的公式而釐定分工合作的程序其過程雖複雜但在朱元璋督導之下則可以借行政上的管制付之實施了。……中國的朝代以一種權利的架構築放在一個大規模的社會基礎之上（縱使我們並不把經濟因素介入）所以它不能隨意創造或隨意的顛覆去適用於短時間的目的即使根本上的改組也不能避免某種程度的暴力出現。……縉紳階級要不是與文官集團通聲氣即是當中的成員所以他們是全國中等地主和大地主既為朝廷的執事人物也是鄉村間的地方領袖因之構成了高層機構和低層機構間的聯繫。他們公認良好之政府植基於保持傳統的社會價值並且這一優秀分子集團的成員又因為社會之向上及向下的流動性不時更換。……中國的官僚與縉紳階級預先製造一種平衡的局面使各地區勉強湊合一致因此他們背世界的潮流而行與宋朝變法的人士立場相左而整個地表現內向。……政府之中層缺乏經理能力是第三帝國一個極為顯明的特徵。……明朝的上層官僚組織已將道德的名義一再濫用因着意識形態造成派別其爭執愈籠統抽象愈使他們無從看清當日的技術問題已超過他們所能對付的程度其中又以我們所謂“憲法危機”尤然。（明朝）
遠在11世紀王安石就決心將宋帝國財政片面地商業化。不幸地當中一個失敗原因卻正是由於他的規劃缺乏商業資本和民間的支持當時慘痛的結果歷久而不能忘。這財政之展開既無出路蒙古人入主之元朝也未貢獻任何對策至明朝才打開僵局其辦法卻是大規模地全面退卻。從此中央政府不再親身隻手去掌握各種財政上的資源而是預算及限額去節制其抽取與支用。政府本身不與經濟上最前進的部門發生關係而且也坦白聲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不是它的宗旨所以它所標榜的道德無非也帶着泥土氣息。清朝雖然也無意於改革但到底它手上所主持最缺乏彈性的管理法稍微放鬆例如讓較多量的貨幣流通在某種條件下對財政採取現實的態度不完全期望官僚枵腹從公開放廣州的海禁等。然則大體上講全局已定也無從推翻。國家體制的最大功用是將千萬的農村糾結在一起。意識形態較科技優先文化上的影響比經濟更重要各級官僚的消極性比他們適應環境的能力還要被重視。……清朝之內向和缺乏對外競爭性尚不及明朝……維持着億萬農民安居就業和上萬官僚寧靜在職緣於一種精妙的平衡。為保持如此之平衡清朝也不願對財政作更大的更革和尋求科技發展。（清朝）
中國之首要問題仍是新舊之間不能銜接：現代體制需要所有因素都能在數目字上管理。……軍閥割據在這段期間成為普遍現象。舊體制既已拆卸新的尚未產生只有私人軍事力量可以在青黃不接之際維持短期團結。……如果軍閥在歷史上有任何貢獻的話那是在80年外強侵略之後他們更增加了內部壓力於是強迫着中國的青年自行着手尋覓着一套救國方式。（清末民初）
繼自強運動、百日維新、辛亥革命及五四運動以後蔣中正及其所領導的國民黨建立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毛澤東和中共則建立了新的低層機構。今後中國的重要課題是如何在高低層機構中建立法制性的聯繫使整體發展走向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