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清明雨
清明註定是一個懷念的日子
在這樣的日子裏
不知道我們是否還能想起
那些曾今為了
我國事業的發展
獻了青春獻終身的人們
讓我們記住他們吧!
又是清明雨紛紛
中國的民俗節特別多，而且都很有人性：想吃粽子就弄出個端午節;想結伴去爬山就搞出個重陽節。而最有人情味道的當屬清明節了，北方還好，在南方可是個大節，大家扶老攜幼，全家出動踏青，到故去的先人墳上拔拔草，上上乾果。
我的房子正在裝修，請了六個廣東師傅，四月一日，他們集體請假，回家過清明去了——春節過完沒多久，幾千里路趕回去掃墓，可見清明節在廣東人心目中的分量。一來一回一個多星期，我心裏不太高興臉上又不能露出來，只好説：一路平安啊，早去早回啊。
其實，他們回去掃墓，我的心裏不能説不羨慕，我也有思念的人，我也有故去的親人和朋友。
父親的去世，一直都是我心底不太敢碰而又長不好的一個傷口。每次不小心地碰撞，就會讓我疼痛難忍。父親辛苦了半輩子，還沒享上福，匆匆就走了。走得實在太匆忙，沒有任何預兆，也沒有留下什麼叮囑，四十多歲就走了。
從此以後，人間永訣。
那是1987年的事了。
那一年，母親在上海和蘇州兩地跑，她在蘇州的外聯廠做廠長，一個星期就只能回來個一兩天。而父親和我都是番三班的，經常我回來父親就去上班了;父親回來了，我又不在家。除非大家都在，我們才會做飯吃。
那一年，我過得很混亂，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做什麼。化工廠的生活讓我膩味透了，而我又沒有其他的謀生之道，所以，只要閒下來，就會和其他幾個青工聚在一起打牌、去錄像廳、泡舞場。反正家裏也沒人管，我就過着不負責任的生活。
8月23日下午，上海有朋友打電話給我，他們組了一個團出去走穴，問我去不去?那時，我是個對文藝非常好奇的青年，已經跟這種野雞團出去走過幾次穴了，雖然只是幫着裝台卸台，輪不到我上台表演，但演員少的時候也是會上去丟一下人的。記得有次在崇明島，因為節目實在太少，我還被推上去表演過舞蹈，跳慢三步——看到這裏請大家打住，千萬不要再去想象那種畫面了。
好像是下午六點多的火車，但我從閔行去上海就要兩個多小時的路程，而那天父親正好在家，所以，我就讓父親用自行車送我去長途車站。
印象中，父親有些不高興，他説：“你這麼隨便就去外地，廠裏請假了嗎?”
我説：“不管了，反正我也不想幹了。”
父親又説：“母親回來怎麼交代?”
我説：“編個謊，説我幹嘛去了都行。”
那時候，我只有十幾歲，已經是個非常有主見的人了。
父親使勁踩着車，我摟着他的腰，坐在後面，沒多遠，輪胎就爆了。記憶中，我是跳下車就往前跑，父親是推着癟了輪胎的車在後面追，一路小跑，我們趕到車站。
這時，正好來了一輛長途車，我就説了句：“我走了，家裏的事拜託了。”
父親都沒來得及回答我，我就跳上車去，透過車窗，我看到父親在對我揮手，嘴裏説着什麼，我聽不見。
父親對我揮手説話的畫面，從此反反覆覆地出現在我的夢裏，變幻各種背景、各種表情，但是是無聲的，因為我不知道他在説什麼。這讓我很難過，因為這次揮手竟然是我們的永訣。
午夜，我們到達徐州，然後又被拉到郊區，我記得我們去的地方叫銅山縣，那是個煤礦。我們被安置在一套私人建的大院裏，一個院子兩間屋，女孩男孩分開住。
第二天，我們上街去貼海報，去劇場掛大幕，裝設備，忙到晚上演出完，已是滿天星斗的時分。我們洗完澡，大家就坐在院子裏聊天。將近午夜時分，我看見院子中間的大樹上，有一團人形的白影在那裏舞動，我以為自己眼花了。
然後，每隔幾分鐘就出現一次，這個頻率有點高，我開始覺得害怕了，就指着大樹叫大家一起看。但是，在大家的注視下，白影卻不出現了。女孩子以為我是故意在嚇人，都來打我。但我明明是看見的，在大家的注視之下，它就是不見了，這讓我很疑惑。
午夜時分開始起風了，我們開始感覺到一些盛夏午夜的涼意，大家聊得興起，誰都沒有回房睡覺的意思。這時，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件怪異的事物：我們所有人都坐在院子裏，這個院落是由一套住房和一間廚房構成的，也就是説只有那麼兩個門，我們坐在卧房和廚房的中間，圍坐一圈，我面對的是廚房的窗户。
事後，據他們講，當時在一瞬間，我的臉色變得非常扭曲可怖，那晚的月色特別地清朗，給每個人都鍍上一層銀光。我的臉在這一剎那變得慘白，我抖着手，直着眼，指着面對我的廚房喊了一句："誰，誰在裏面?"
所有人都嚇了一跳，趕忙扭頭看去，只見一顆人頭從木框的窗櫺裏探了出來。大家都忍不住驚聲尖叫起來，人頭飛速地縮了回去。我們連忙起身，開了燈，衝進廚房。
廚房裏四壁空空，還沒投入使用，也就是説我們衝進了一個空房間，除了蜘蛛網，什麼都沒有。大家面面相覷，知道有事情在我的身上發生了。這時候，風開始刮大了，空中細細碎碎地往下飄起了煤灰，大家都沒有心情再坐下去了，收拾東西，回房睡覺。
第二天一起牀，我就開始發燒。這是我這一輩子生的最奇怪的一場病，我除了有一張通紅的臉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症狀：既不發熱也不難受。
所有人看見我都非常擔心，因為我是這個團體裏年紀最小的一位，而且像我這樣整天紅得跟"關公"一樣，對他們來説，壓力也太大了。
所以，接下來幾天，我從早到晚都抱着西瓜，拼命地喝水，希望能夠降温、褪紅，但我就是紅着一張臉，絲毫也沒有妥協的意思。
就這樣，到了第四天清早，我上海的一個朋友找到了銅山縣，就在走進我們大院，找到我的時候，我的臉奇蹟般地恢復了正常。我朋友説：你爸爸重病住院了，家裏要你速回上海。
就這樣，我又是急匆匆地上了火車。第二天一早，我回到了上海，然後，我就看見了一屋子的人，一屋子的白色和黑色。
我走的第二天，父親因為腦溢血，當天晚上就離開了人世。回來的這天正好是我父親去世的第七天，家裏原以為找不到我了，正在做"頭七"的時候，想不到我就走了進來。
我和父親的車站一別竟成人間永訣，一想到從今往後，愛我、疼我的父親將變成一小盒的骨灰，長眠於冰冷的地下，我不寒而慄，撲倒在地，放聲慟哭。
從這天起，這個世界上最愛我的兩個人，走了一個;從這天起，我才真正的變成了一個大人，開始學習擔負起家庭責任的擔子。
一年後，我開始了流浪打工的生涯。
母親在蘇州的廠裏做了好幾年，最後，她把父親的墳選在了蘇州郊外。因為我不在上海，母親也就不怎麼回上海了。星期天，母親就會坐上郊縣車去木瀆鎮的橫涇四工區，去看看父親，陪父親聊聊天。然後，把野草拔了，給兩棵小樹苗鬆鬆土，因為那下面躺着這個世界上最愛她的那個男人。
1992年，我成了歌手，"衣錦還鄉"。母親説：“你有今天，一定是父親在保佑你，清明節我們去上墳吧。”
清明節我沒抽出時間，我們是在五月份去了蘇州。
江南的五月，鶯飛草長，無處不飛花。一進木瀆鎮，天上就飄起細雨來。這是讓人無法拒絕的雨，不大但很細密，從四面八方聚集攏來，來赴這樣一個約會，我和母親就在細雨中慢慢地走進了陵園。
雨越下越密，把我的心淋得分外潮濕，我倆在形狀、形態各異的墓碑羣中，拾階而上。孤兒寡母在雨中相攜爬山掃墓，兩張濕漉漉的臉，兩個濕漉漉的身影，看上去已是悲苦莫名。
這是一片極大的陵園，三面環山，另一面面對着太湖。母親當時已回上海工作了，但仗着以前兩週來一次，輕車熟路，她就從密密麻麻的墓碑羣裏穿了進去。但離奇的是，這一次，母親迷路了。
我們兩個漫山遍野地跑着，一排排地搜尋。這時，雨已差不多收拾起來了，我們越走越高，山上有風，繞着人走，帶起了柳絮和各種碎花瓣，在半空中紛紛揚揚地飛。
我和母親各走一邊，面對眼前高低起伏的墓碑，母親實在支撐不住了，坐倒在台階上，流下兩行淚來。柳絮和花瓣落在媽媽的肩上、頭髮上，她哭成了個淚人："老戴啊，你不要嚇唬我，我帶了兒子來看你了，你在哪裏啊?"
我慢慢地往上走，心裏也在默默地念叨：爸爸，我來了，五年了，這是我第一次來看你，你一定是在怪我一直沒來看你。我在深圳打工，吃了很多的苦，兒子現在長大了，是家裏的頂樑柱了。如果你也想我的話，你就出來吧?
這時，我駐足抬頭，看到眼前的墓碑上赫然寫着五個大字，竟然就是：戴爾慶之墓。
轉眼，過去了多少年，又是清明雨紛紛。
旱了好長時間的北京在今年清明節下起雨來，不是那種爽爽快快的雨，而是細碎如江南的牛毛雨。站在雨裏，我完全無法挪動腳步，彷彿又回到了煙雨迷濛的江南，站在太湖邊，站在父親的墓前。
這個細雨紛飛的清明節哪，讓人傷懷。
又是清明雨紛紛，緬懷為我國科技事業獻身的人們
愛國，愛笑，愛數學——中國科學院院士吳文俊
愛國，愛笑，愛數學，這位常常開懷大笑、有數學界“老頑童”之稱的大師以一顆赤子之心報效祖國，是我國最具國際影響的數學家之一，他的工作對數學與計算機科學研究影響深遠。
吳文俊1920xx年出生於上海，1940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1951年放棄在法國的優越條件回國參加建設。“這種精神將永遠激勵我們年輕人。”上海交大數學科學學院博士生歐昌昱説，“他將自己的一生的激情和才華都貢獻給了祖國。我們緬懷他，就應該秉承發揚愛國情懷。”
吳文俊對數學的主要領域——拓撲學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引進的示性類和示嵌類被稱為“吳示性類”和“吳示嵌類”，他導出的示性類之間的關係式被稱為“吳公式”，他的工作是上世紀50年代拓撲學的重大突破之一，成為影響深遠的經典性成果。曾經擔任過吳文俊助教的李喬教授至今折服於吳文俊對數學的熱愛：“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數學中。”
上世紀70年代後期，吳文俊開創了嶄新的數學機械化領域，提出了用計算機證明幾何定理的“吳方法”，被認為是自動推理領域的先驅性工作。
吳文俊淡泊名利、生活簡樸、為人師表。“吳文俊人工智能科學技術獎”獲得者曹其心教授説：“吳老獲獎無數，自己卻過得非常簡樸，把積蓄和獎金都用來設立了多個基金。”
“他是一個純粹的數學家。”上海交大數學科學學院王維克教授曾和同事在北京探望過吳文俊。“吳先生的房子很小，但很乾淨，跟一般的城市居民家庭環境一模一樣。”王維克回憶説，“他就像一個平常的老人，而不是一個大數學家，告別時一直把我們送到大門口。”
在數學界，有許多關於吳文俊先生的趣事、軼事。吳文俊像孩子一樣天真的笑容給上海交大校長林忠欽院士留下深刻印象：“從他的笑容中可以體會到他精神世界的富裕、特別滿足。”王亞光教授説：“吳先生曾説，生活本來這麼多樂趣，不光是生活中還是學術上都有很多有意義的事情，為什麼我們不去笑呢?”
開啟“天眼”望蒼穹——天文學家南仁東
南仁東是被譽為“中國天眼”的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FAST)工程的發起者及奠基人。
據瞭解，20xx年9月“中國天眼”落成啟用前，南仁東已罹患肺癌，並在手術中傷及聲帶。他患病後依然帶病堅持工作，儘管身體不適合舟車勞頓，仍從北京飛赴貴州，親眼見證了自己耗費20xx年心血的大科學工程落成。
“20xx年之後，南老師所成之大美‘中國天眼’必將舉世皆知。”“中國天眼”副總工程師、國家天文台射電天文研究部首席科學家李菂説，猶記早年與南仁東聊天時，他細細解釋望遠鏡之美，其眼神深邃自信。
於是從1994年始，南仁東主持建設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項目——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FAST。人們習慣稱它為“中國天眼”，是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世界最大單口徑、最靈敏的射電望遠鏡。“天眼”能夠接收到137億光年以外的電磁信號，觀測範圍可達宇宙邊緣。
從一個樸素的想法，到一個科學大裝置，FAST走過了20xx年，南仁東也為之奔走了20xx年，南仁東帶領三代科技工作者克服了不可想象的困難，實現了由跟蹤模仿到集成創新的跨越。
“我談不上有高尚的追求，沒有特別多的理想，大部分時間是不得不做。”南仁東説。“人總得有個面子吧，你往辦公室一攤，什麼也不做，那不是個事。我特別怕虧欠別人，國家投了那麼多錢，國際上又有人説你在吹牛皮，我就得負點責任。”
霹靂軍威盡躬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童志鵬
我們都是從戰亂中走出來的，親眼目睹着侵略者對我們的親人、朋友所犯的一切罪行。雖然我們沒有拿起武器去復仇，但我們一定要用雙手，用科學建設新的中國，再也不允許任何人侵略她，再也不允許任何人欺凌我們!
——童志鵬
童志鵬於1920xx年出生在浙江寧波，1942年以優異成績考入上海交通大學最熱門的電子專業。四年後，他遠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深造。1950年獲電機工程博士學位。那一年，他婉拒了高薪的留美工作機會。為方便離境，童志鵬幾乎將自己在美期間的全部家當留在了美國，只隨身攜帶了電子信息技術領域的權威書籍和一些自己的學習筆記。
童志鵬接到的第一項任務是負責為抗美援朝戰場設計我國第一台軍用步談機樣機。經過無數次實驗、試製，僅用了一年時間，就成功研製出比美軍裝備的無線電台更加輕便省電的新中國第一代軍用電台，並迅速裝備前線部隊。
抗美援朝結束後，童志鵬投入了新的科研征程。1956年，童志鵬參與了“十二年科學規劃”的制定，並受到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領導人接見。他主持研製了我國第一代微波中繼通信接力機和我國第一代機載火控雷達。
1972年，童志鵬被派往酒泉衞星發射基地，按照中央要求，圓滿完成了有關電子測控系統調試任務。1974年，童志鵬擔任衞星通信工程測控系統總體任務負責人，期間主持研製的測控系統達到國際同期先進水平，為“兩彈一星”事業作出重要貢獻。
90年代以來，童志鵬在推動我國軍事電子信息系統和平流層信息系統等前沿領域發展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1990年，童志鵬擔任我國第一個陸軍指揮自動化信息系統工程行政總指揮，領導研製了該工程“神經中樞”系統，對我國陸軍大型C3I系統建設具有開拓性意義。
1997年，73歲的童志鵬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對他而言，這並不是功成名就的身退之時，卻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新徵程、新起點。進入21世紀，童志鵬敏鋭察覺到未來戰爭的新特點與技術發展趨勢，率先確立和引導了平流層飛艇信息系統和信息柵格技術的重大研究方向。
童志鵬的一生是艱苦奮鬥的一生，是自強不息的一生，是無私奉獻的一生，是科技興軍的一生，是創新報國的一生。他為中國科技事業、為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信息化建設，乃至為中國製造的豐功偉績必將青史永存。
永不熄滅的明燈——植物學家鍾揚
“老爸，你知道你現在在哪兒嗎……”
20xx年3月25日夜，鍾雲杉給父親鍾揚發了一條微信，這句話後面，哭泣表情鋪滿了整個手機屏幕。
這一天，著名植物學家、復旦大學教授鍾揚去世整整半年。
鍾揚生前系復旦大學教授、博導。他長期致力於生物多樣性研究和保護，率領團隊跋涉青藏高原採集了數千萬顆植物種子;他艱苦援藏20xx年，填補了西藏高等教育史一系列空白;他從教30年，潛心培養了一批少數民族科研骨幹。
“鍾老師的故事已經講了太多遍，但每參加一次他的事蹟宣講活動，我都會重新受一遍教育。”鍾揚的博士生、西藏大學生態學學科帶頭人拉瓊説，從前只看到鍾老師在西藏大學所做的工作，而在宣講中，才第一次有機會在其他人的講述中梳理出老師生前完整的生活和工作軌跡。“在西藏，在上海，在北京……我們以為是他精力旺盛，實際上是他工作太多做不完啊!”
“在青藏高原採集植物種子標本，需要極大的勇氣、耐心和體力。”上海交通大學農業與生物學院教授張才喜説，“鍾揚為了國家的長遠發展而不顧個人安危，把保護青藏高原生物多樣性當作畢生追求的事業，作為同行我非常欽佩，非常感動。”
不少鍾揚生前的同事感歎，鍾揚對科研的愛是深入骨髓的愛，對邊疆事業的情是敢於犧牲的奉獻精神。
西藏大學研究生處原處長歐珠羅布説，來過西藏的人都知道高原反應的厲害，鍾揚每次來也有多種高原反應，但他卻堅持了十幾年。他不是來辦幾次講座，做幾個項目，而是把最新最好的科研和學識毫無保留地輸送到邊疆地區。“他是耕耘在科技、教育戰線的孔繁森，是真正的愛國者，這種至誠熱愛，讓他矢志不渝，拼盡全力。”
看到鍾揚“留學回國時沒有攜帶國內稀缺的家電，而是為單位買回計算機、複印機等設備”這一細節時，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黨委常務副書記周曄深受感動。“正是懷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使命擔當，鍾揚才做了許多人難以做到的事情，創造了無愧於祖國、無愧於時代的業績。”
“我們總覺得，鍾老師還在那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