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閣制度 篇1
內閣在明太祖時即有萌芽。太祖廢相之後，政務集於一身，每日“昧爽臨朝，日晏忘餐”。據載在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至二十一日的八天之內，諸司奏章即多達1660件，共3391事。因此他廢相不久就不得不設立輔佐官員，先置春夏秋冬“四輔”官，選民間老儒充任，後又改設殿閣大學士，皆輪值備顧問，此外，又臨時任用一些翰林院官員協助處理章奏。
成祖即位後，從翰林院官中特簡侍讀解縉、胡廣，編修黃淮、楊士奇，修撰楊榮，檢討金幼孜、胡儼七人入宮內文淵閣當直，參預機密，自此祕書官員常設，漸有“內閣”之稱，且以某殿或某閣大學士名職。對閣臣而言，殿閣大學士只是兼銜，其正式職務仍為翰林院官，品秩不超過五品，且“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但他們朝夕侍內，接近皇帝，“進呈文字，商機密，承顧問，率漏下十數刻始退”，其意見和建議對皇帝制定決策具有重要影響。
仁宗、宣宗到英宗正統前期，內閣的地位有了顯著上升。當時永樂舊臣楊士奇、楊榮、楊溥(合稱“三楊”)主掌內閣，其“大學士”頭銜之外所帶本官的級別一再提升，達到二品的尚書和一品的少傅、少保，內閣之職亦因而“漸崇”。內閣的主要工作，也從過去比較空泛的“參預機務”轉變為固定的“票擬”，即代替皇帝閲讀臣僚章奏，草擬處理意見，“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上進”，亦謂“條旨”。自此票擬逐漸成為內閣最重要和制度化的職掌。雖然內閣的法定角色仍不過相當於皇帝的祕書處，並未獲得昔日宰相領導和監督六部行政工作的權力，但在皇帝對閣臣倚賴甚殷的背景下，“綸言批答，裁決機宜，悉由票擬”，內閣已開始給人以“偃然漢、唐宰輔”的印象。
正統以下，內閣制度繼續發展。內閣大學士(亦稱輔臣)排名有先後，到英宗天順時，位居第一者開始有了“首輔”的尊稱，其次者稱次輔，餘人稱羣輔。首輔設置並非制度規定，而是在實際政務運作當中形成的，一般指大學士中入閣最早、資歷最深、加官最高者，而此人通常又最受皇帝信任。後來票擬權力逐漸專歸於首輔，更加大了首輔與其他輔臣的身份差距。就在朝廷中的地位而言，六部(尤其是六部之首吏部)憑藉其最高行政機構身份，時常與內閣相抗衡，但最晚到嘉靖時期，內閣朝會班次已列於六部之前，在閣、部之爭中佔得了上風。從嘉靖即位起，內閣首輔在朝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權勢更重。與此相關，閣臣之間圍繞首輔位置的傾軋爭奪也愈演愈烈。自嘉靖末年曆隆慶一朝，首輔之爭激烈，數次易人。
神宗即位後，張居正在宦官馮保的協助下升任首輔，又得到皇太后信任，神宗年幼，對其言聽計從。張居正充分利用了這一難得的機遇，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大規模推行改革，使明朝統治一度出現振興跡象。張居正因權勢過盛，已超出了明朝“祖制”的限度，神宗年齡漸長，亦暗積不平。萬曆十年居正卒，隨後即受到猛烈彈劾，官號被削，家產籍沒，改革措施除“一條鞭法”外亦大多廢止。自張居正之死直到明亡，內閣大臣基本上都是碌碌無為，浮沉守位，沒有再出現此前一類“權臣”，內閣政治的黃金時期已經結束。
儘管明朝中葉的內閣出現了若干“無宰相之名，行宰相之實”的權臣，而且閣臣也常常被俗稱為“相”，但從嚴格意義上説，內閣仍不能與過去的宰相等同。
首先，內閣在制度上只承擔祕書、顧問工作，雖有議政之權，而無監督百官執行之權，不能指揮六部等行政機構。雖然嚴嵩、張居正諸人事實上控制了六部，張居正還企圖通過“考成法”使這種控制正規化，但這只是特殊形勢下出現的情況，違反了明朝的制度常規。居正卒後，考成法即被廢止。
其次，內閣的議政權也受到很大限制，其票擬是否生效，要取決於皇帝批紅，如不合皇帝之意，就必須“改票”，甚或去職。在批紅權被宦官竊取的情況下，內閣更是要看宦官的眼色行事。張居正之所以能夠專權，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宦官頭目馮保的合作。而且內閣議政帶有很大的被動色彩，即主要是被動地接受顧問，在制度上缺乏就大政方針向皇帝主動提出建議的權力。在皇帝怠政時期，閣臣只能通過票擬與皇帝進行文字聯絡，往往長期不能見面。有明一代共有160餘位閣臣，其中像張居正那樣勇於任事者只是少數，大部分人的作為十分有限。
第三，在明朝絕大部分時間裏，內閣並未被看做正式機構，而只是一個臨時性的辦公場所，在官修行政法典《大明會典》中也只是附屬於文化機構翰林院之下。內閣大學士多從翰林學士中選任，兩者都從事文字工作，性質相近，故內閣時常被稱為翰林院的“內署”。
總之，內閣最多隻具有“準宰相”的性質，並非真正的宰相。
內閣制度 篇2
略知明史的人都知道，朱元璋廢丞相，沿襲近兩千年的宰相制度至此終結。
朱元璋之所以廢除丞相，是想一勞永逸地解決皇權與相權的矛盾。但是，朱元璋太自負了，對他的後世子孫估計過高了，結果最後發展出一個內閣制度，到了明朝中期，內閣大臣在朝野心目中，已儼然宰相了，官場都公開稱內閣大臣為“相”，稱內閣排位第一的大臣為“首相”，皇帝在公文裏也不避諱以“相”來稱閣臣了。
▼ 朱元璋《行書大軍帖》(故宮博物院藏)
儘管如此，內閣和以往的宰相還是有很大區別，以筆者之見有三點不同：
第一，地位不同。
漢唐宋的宰相機構如丞相府、中書省等等，都是國家法定機構，位列部院之上，宰相也都官居極品;明朝內閣卻沒有法定地位，內閣大臣正式官銜是大學士，屬於翰林院的官職，只有五品，只是通過給閣臣冠以師保榮銜(如太師、太傅、太保)，或照例加某部尚書、侍郎(這個職銜是虛的，用於照這個職銜領取工資)，才提高了品級，位極人臣。
第二，與部院的關係不同。
以往的宰相，是領導部院的，部院屬於宰相的下屬機構。內閣卻不能領導部院寺監。比如六部就直屬皇帝領導。內閣不能以自己的名義發文，無權指揮朝廷的各部院寺監和地方政府。
▼ 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後中央機構簡圖
但是，因為內閣代皇帝對各省、各部院寺監的公文擬批示意見，內閣在當時就被稱為“政府”，實際上閣臣的權力並不比過去的宰相小，甚至更大了。只是運轉方式、行使權力的名義不同。
內閣行使權力，相對來説具有被動性，行政效率也比過去要低。比如，地方政府有所請示，先要送大內，大內再送內閣，內閣擬批示，再送大內，大內再分送部院拿處理意見(當時稱題覆)，部院題覆以後再送內閣，內閣認為不妥的還要打回去，內閣滿意了，再擬批示意見，送大內批紅。內閣是無權就某事該如何處理直接指揮省級政府的，非要經過部院和大內的程序不可。
第三，產生渠道不同。
中國有句古話，叫宰相起自州縣。這是強調宰相要有地方工作經驗。可是，明朝的內閣大臣卻與之相反。因為內閣大臣開始只是皇帝的祕書、顧問，所以從研究機構——翰林院中選任，漸漸形成了一個慣例：“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內閣大臣只能出自翰林官，而翰林官是以詩文甄拔出來的;甄拔出來進了翰林院所學的還是詩文。
▼ 《明會典》中關於翰林院職官的規定
▼ 明代翰林院檢討腰牌(圖片來自雅昌拍賣官網)
因為選拔制度的原因，總體上説，明朝閣臣的行政能力遠不如以前的宰相，像高拱、張居正這樣的能臣，實在是鳳毛麟角。
▼ 張居正
明朝以祖制治國，非常保守。前期的內閣與後期的內閣不可同日而語了，卻還要保持以前的祖制，不敢改變。
內閣制度 篇3
《明代內閣制度史》的作者是王其榘，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現主要從事明史研究，其中對明代東北疆域的研究具有開創性。這本書主要分為三個部分，一是對內閣是否是“避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實的解釋;二是內閣制度建立的過程;三是內閣制形成之後的各朝代對其的改革或變更。其中第二部分是本書的重點內容。
對於重點部分內閣制度建立的過程，該書將其分成四個階段。
在內閣制度產生之前的洪武到建文年間，洪武年間朱元璋廢丞相、撤中書省、設廢四輔官、設置殿閣大學士，洪武時期的內閣及其大學士“職位卑微”，僅能遵命辦事，不得干預各機關事務，不得以個人或部門名義發出發出任何指示命令，可見當時的內閣完全是一個輔助性的辦事機構，所謂大學士也只不過時與皇帝比較接近的文書工作人員而已。建文年間翰林學士可以參與機務且擁有票擬權。
內閣制度建立第一階段是永樂到宣德年間。永樂時期內閣無衙署，只是解縉等人值班的地點設在文淵閣內，而且閣臣無印信，行文用的是翰林院的印信，對於官員也定額，多時七人，少時三、四人。內閣無官署，各人分別向皇帝負責，無下屬佐理官員，無“專制諸司”的職權，而且對六部等部門不許有任何聯繫，無受驅使的吏役。洪熙年間，把皇帝代言近臣的官階從正五品提高到正三品，內閣權力加重，逐漸受到重視。宣德年間，皇帝三次光臨文淵閣，與楊士奇等儒臣共論明代帝王之事，奏章由通政使司彙總，司禮監呈報皇帝過目，再交到內閣，內閣負責草擬處理意見，再由司禮監把意見呈報皇上批准，最後由六科校對下發。
內閣制度建立的第二階段是正統到正德年間。在正統年間，殿閣大學士正式奉命“票擬”，閣臣可提出施政意見，翰林院建成，不再寄居於宮內的文淵閣，內閣與翰林院分開，明代內閣制度基本建成。景泰年間，景泰初期的文淵閣臣的職司，大致又退回到永樂初期的情況，比之正統初年不是向前發展而是後退了一步。文淵閣不是一個正式的行政機構，而是為皇帝服務的代言近臣的一個入值場所。文淵閣對六部、都察院等衙門行文，仍以翰林院的名義，六部、都察院等給閣臣的公文，也只稱翰林院，入值文淵閣的閣臣中，各人的任職可以因時而異，因人而異。成化皇帝寵幸萬貴妃和太監汪直，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昏君，他開創了皇帝不接見大臣的惡例，在位的23年中，只召見過一次內閣大臣，凡事大小都由太監傳諭，可以説這個時候內閣制度沒有發展前進反而停滯倒退。在這期間閣臣與內臣兩次大爭鬥，均以閣臣勝利告終。弘治年間情況有所改觀，內閣無論從才學、能力還是品質，都堪稱是明朝最成功的內閣之一。內閣閣臣開始班列六部之上，形式上內閣地位超越六部，內閣輔佐皇帝革除弊政，敢於諫言，最終形成了弘治時期朝政穩定，經濟相對繁榮的局面。而正德皇帝荒淫無道，寵幸宦官，內閣不能與司禮監抗衡，完全屈服於內臣的淫威之下，內閣集團已經淪落為宦官集團的辦事機構，內閣權力有所跌落。
接下來是內閣制度的形成與相權的出現。嘉靖時期，朝位班次，內閣列在六部尚書之前，地位大大提高，內閣大學士雖無宰相之名，實有宰相之權。隆慶時期，萬曆時的“名相”張居正正是此時進入內閣的，閣臣兼長部院，是隆慶時的創舉，到了隆慶六年有些閣臣一身而二任，且在二月初八，趙貞吉和高拱還有了免奏事承旨，給予閣臣的禮遇超越了府部大臣。萬曆時期，內閣權力極盛的時期，張居正改革讓內閣成為政府運轉的中樞，張居正實則已經接近於現代首相的地位。閣權擴張使神宗感到威脅，遂削奪閣權，不再委政內閣。事實上，衰敗的不僅僅是內閣首輔一人的權力，明代內閣整體上亦日趨衰落，權力地位下滑，已難以發揮作用。
本書除了對內閣制度建立的過程有詳細介紹，而且對於內閣制度的其他附加內容，也有概括性總結，就如書中對內閣制度的特點的描寫，王其榘將其分成了四個部分。首先提到內閣不是一級行政機關內閣，內閣其實只是文淵閣的別稱。內閣無自己的印信，內閣行文，須借用翰林院的印信。而且，對於內閣制度來説，它始終沒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內閣的職權超出翰林院之外的是“預機務，掌內製，有票擬職權”，但這些“代言之司”，也因人而異，因事而不同。內閣是皇權與相權鬥爭的結果，是高度中央集權的產物。內閣實際是皇帝的祕書處。其次內閣閣臣幾乎都是翰林文學之士，內閣閣臣從永樂到崇禎末，共有一百六十四人，從他們各個方面的特點來看，內閣閣臣幾乎是清一色的進士。到崇禎年間，八股取士的毛病更加顯露出來，閣臣中並未有真才實學的人。第三是內閣在很大程度上依舊受到君權的壓制，只有被稱為“明初盛世”的永樂到宣德年間，這三個皇帝與內閣閣臣之間的關係還算融洽，但解縉、黃淮和楊士奇等人依舊因與皇帝發生衝突或者只是想法與皇帝不一致而遭入獄，只有像胡廣、楊榮這種只因遇事順利，才免掉了災難。最後就是內閣還受到了司禮監的制約，它是內官十二監中與內閣關係最親密的，其掌印太監職掌內外章奏。秉筆太監職掌在內閣票擬的文件上批紅，下設文書房，負責文件的抄寫與傳遞。因為內閣大學士不僅多年見不到皇帝召見，同時也不能輕易見到司禮監的太監，所以，內閣雖可以從事票擬，但一切疏揭不得不取決於司禮監的批紅。總之，內閣的權利並無最初宰相的權利大，而且還受到多方面的壓制，再加上人員一味因八股取士入職無真才實學，且又很少有敢諫言的，那麼其對於皇帝的幫助就並不大了。
從《明代內閣制度史》全書內容來看，其內容清晰，不僅僅是將內閣的發展過程清晰地分為四個時間段，而且對於一些內容特點或性質，書中基本都十分清晰地將其分點羅列出來。其次就是書中引用大量的史料記載來作為依據，而且每一篇基本都有對前文的總結性話語，如“以上記載表明”“這些事例反映出”“由此可知”等。最後也是最吸引人的一點，在書的末端有對明代正統后皇帝生卒、在位時間和對明代閣臣一百六十四人的介紹，使得讀者更瞭解書中提到的人物，更加清晰時間發展的順序。
以前我接觸過很多根據明朝歷史改編的電視劇，在看劇的同時對於其中的一些重大史實的解説會產生很濃厚的興趣，然後我就會去搜索在歷史上這個事件到底是怎樣的，於是我在電視劇的帶領下了解到一些關於明代的歷史。在這樣的基礎上更有利於我讀《明代內閣制度史》這本書，這本書將我以前所瞭解到的斷斷續續的明代歷史史實聯繫起來，相當於是系統化了我對明朝的歷史認識，同時也使我對內閣制度在明朝發展的曲折過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內閣制度 篇4
明朝內閣制度有自己鮮明的特點。
形成時期長，而且始終沒有取得法定的地位，始終不是中央一級正式的行政機構。
從永樂開始，歷代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寄大政於內閣，皇帝“其不接見臣下而能統治天下者，以有閣臣票擬故耳”。但是，他們誰也不敢擔當違反祖制的罪名，誰也不願從已經取得徹底勝利的皇權中，又拿出一部分給閣臣分享。所以內閣進展緩慢，而且始終未能成為中央一級正式的行政機構。
內閣與皇權矛盾重重，又始終屈服在皇權的重壓下。
閣臣與皇帝矛盾，除了反映為封還詔旨一類以外，很多反映為閣臣在中葉以後不斷提出辭職。皇權與內閣矛盾，亦反映為明代閣臣善終者少，有政績的不多。明代內閣權力不穩定，雖然有嚴嵩，張居正之顯赫，但他們一是乘皇帝靜攝而代行皇權。一般閣臣來説，由於基本上都是文學侍從之臣出身，入閣後權力之大小，只決定於票擬被採用的情況，所以呈現為不穩定，沒有保障，沒有連續性。[20]
與漢、唐、宋相比，明代輔相的業績並不顯著，這一方面固然與入閣前之資歷有關。漢、唐、宋之宰相都要經歷郡邑，而明之閣臣卻基本上出於翰林院。他們沒有從政經驗，不知民間疾苦，對政事自然難以提出切實可行的措施。但另一方面，則由於他們權力不穩定，被司禮監擠着，被皇權壓着，即使有抱負也難於施展。
顯然，這樣的內閣只能助長皇權，而不可監督、約束皇權。有明一代，內閣始終未能成為對皇權的威脅，從這個角度來説，朱元璋廢丞相的目的是達到了。
內閣受制於司禮監，矛盾深刻，但又不得不走司禮監的路子。
在中樞系統中，內閣有票擬權，司禮監有批朱權，是內外相維的雙軌制。但雙方地位的特殊性使內閣難以與司禮監抗衡，雙方權力的大小，又是以皇帝的向背為轉移而互相成比，因此，他們之間不可能有真正的相維相濟，而只能有對權力的激烈爭奪。皇帝寵信司禮時，司禮盡奪內閣權力，如劉瑾、魏忠賢時;否則就是權相出現，如嚴嵩、張居正時。
嚴嵩、張居正之顯赫，還得討好司禮監，就是明證。
綜觀有明一代，內閣對宦官之干政，雖亦起過一點制衡作用，如成化年間，由於閣臣一再堅持，汪直主持的西廠一度被撤。但總的來説，內閣是越來越受制於司禮。內閣為司禮監扼制，以致明代成了宦官為禍最烈的朝代。
內閣與六部經常互爭雄長，矛盾重重。
歷代及明初，六部均隸屬於丞相，凡事必須秉承宰相的意志，自撤中書省、提高六部品秩後，六部變成直接對皇帝負責，職權完整，而且在閣之上。但隨着內閣品位的提高，又有票擬權，內閣比六部更接近皇帝，部權便在不同時候、不同程度上為內閣所侵。但是，內閣畢竟不同於中書省。從制度上説，六部不必聽命於內閣，而內閣則“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於是內閣借位尊勢崇而力圖控制六部，六部則鑽內閣沒有法定地位和權力的空子，力圖擺脱控制。因而閣部經常爭權，尤其是爭奪人事權。
內閣與六部這種職權界限不清，工作上彼此失調，大大影響了明政府的行政效率。在客觀上，則有利於司禮監的擅權亂政。
內閣中矛盾激烈。
尤其嘉靖以後，閣臣間的傾軋突出由於閣臣的任用、權力大小、去留，均沒有明確規定，又由於首輔與次輔間權力懸殊，在天啟以前一直無明確的職責分工。所以閣臣間爭奪權勢的鬥爭激烈，尤其是“嘉靖以來之首輔，莫不由傾軋排擠而得之”，如嚴嵩拉攏科道彈劾翟鑾，使翟被“削籍為氓”。嚴嵩與夏言互相排擠，致夏言被棄市。
在閣內的紛爭中，閣臣不但各自培植自己的勢力，致使明中葉以後的政治日益腐敗。
從明代內閣制度的種.種特點，可見內閣制度在當時並未能成為與君主專制政體完全適應的輔政制度。內閣地位的特殊又使它成了矛盾輻輳之所，各種矛盾的發展，無一不是加劇了政治的腐敗。
內閣制度 篇5
在我國這浩浩湯湯的華夏上下五千年歷史之中，我國自秦朝至明朝初期一直奉行的皇權專制，實行的是宰相制度，縱觀歷史長河我們能夠非常直觀的發現在我國古代一直被沿用的宰相制度在過去的幾千年歷史之中扮演着極其重要的角色，擔當着不可或缺的責任與使命。無論是在維護統治者統治秩序還是協助皇帝處理全國各地的政務宰相都發揮着非常大的輔助功能!但是在我國存留如此之長時間的宰相制度卻在明朝初期被朱元璋下令廢除，這到底是中國歷史上皇權的高達度集中所致還是時代的優勝劣汰呢?隨之而來的是內閣制度的建立，內閣制度相對於宰相制度到底有什麼優點呢?它又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背景下形成與發展呢?想要探討清楚這些問題的前提是對整個明朝的政治經濟文化有一個總體的把握，對替代宰相制度的內閣制度有一個很是細緻的瞭解與分析。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替代宰相制度的內閣制度究竟是如何讓產生與發展的吧。
“胡惟庸案”與丞相制度被廢除
在明朝建立的初期，由於國家剛統一沒有多久，國家局勢也才剛剛穩定下來，中央政府有許多的舉措都還沒有來得及去實施。所以這時候的明朝制度大體上沿用了元朝制度，但是在沿用過程中並不是直接搬過來直接使用而是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特色。但是在明朝初期的時候出現了許多囂張跋扈、目中無人的朝中重臣，除此之外，很多人因學業不精，求取功名而不得竟然紛紛不競走其門庭，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明朝制度的一種破壞與踐踏。
幸而朱元璋雖然出身不高但是卻十分的有理想，有抱負!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的時候借伺機謀反的罪名將猖狂多年的胡惟庸繩之以法，並且以此為藉口“罷丞相不設立，析中書省之政權歸六部”。至此在我國古代社會延續了將近一千五百年的的宰相制度被徹底廢除，真正退出了歷史舞台。但是少了宰相的輔助，來自全國的各種政務全部都須朱元璋一人親自處理。
內閣制度的建立
漸漸地，朱元璋深深的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所以朱元璋在廢除宰相制度之後又嘗試性的建立了其他體制來代替宰相制度，以分擔自己的壓力與工作量。而朱元璋的這種想法就為內閣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機會與萌芽條件。
朱元璋在綜合各方意見之後開始着手設立殿閣大學士，而設立大學士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讓有才之人擔任自己的顧問與幫手，以備自己不時之需。但是大學士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權利所以並不能夠對皇權產生任何的制約，這與朱元璋極力維護的中央專制集權思想並不衝突。轉眼之間內閣制度的雛形便這樣確立下來，隨着明朝中央專制集權的加強，君主專制主義集權制度已發展到了歷史巔峯階段，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內閣大臣的權力
明朝內閣主要負責是內容是輔佐皇帝決斷政務，大學士需要根據皇帝就國家問題提出的問題而敍述自己個人想法與意見，在得到皇帝認可之後方可實行;內閣大學士對皇帝提出的解決方案可以持有不同的意見並且及時提出勸諫，這也是皇帝賦予內閣大學士的封駁權力。
除此之外，內閣大學士還擁有一項非常大的權力那便是“票擬批答”，即內閣大學士對於各個衙門、文武百官、朝中大臣上呈的奏章進行答案的初步擬定和批註以供皇帝在處理的時候參考做出決策。而“票擬批答”也在後來的明朝中後期成為內閣大學士協助皇帝處理政務的主要形式。從明朝初期到明朝末年內閣大學士的權力在總體上呈現日益增強的一種趨勢。
內閣制度的頂峯
內閣的職權和地位不斷上升，朝廷的早朝班次中內閣大學士依舊位居六部之上，六部從之前從屬於政府最高職能部門的高位跌落為內閣的下屬部門，並且還有“六部辦事，唯內閣之命令是從。”這一情況表明內閣的地位看似沒有發生變化，但是實際上是有上升了一個高度。
至此為止，內閣成為明朝最高的政府機關，這也標誌着內閣在地位上發展到了歷史之巔!內閣之所以能夠代替宰相制度發展到歷史的頂峯，是因為內閣與皇帝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內閣是皇帝專制的強有力的工具，而皇帝又離不開內閣的協助與輔佐，兩者在維護封建專制主義與中央集權是達成共識的。除此之外內閣又有着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與先進性，很好地適應了社會的發展與時代的變遷。
內閣制度的影響
明朝建立的內閣制度極大的強化了君主專制制度，由於皇權與內閣制度有着十分緊密的聯繫，當皇權高度集中之時，內閣的權利與地位越高，但是這也形成了明朝宦官專權的局面形成，由於明朝的內閣只是輔佐皇帝處理政務的輔助機構而已，有些地方要受到宦官的牽制，所以這便使得在當時出現了許多隻手遮天得宦官。
綜上所述，書中所説的“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之罷丞相也。”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沒有宰相約束與限制的皇權高度集中漸漸失衡，再加上內閣這個機構並不合法，沒有真正的實權，一切皆是皇帝賦予，如果再遇上一個昏庸無道的君王，那這就會造成宦官當道的現象了，除此之外，內閣的受首輔大臣為了能夠爭奪更大的權力常常選擇依附宦官，這更加助長了宦官的囂張氣焰。總而言之，內閣的出現與成熟與明朝當時的政治局面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並且內閣制度在我國古代社會中的影響力也是很深遠的。
內閣制度 篇6
清朝內閣制度是清朝時期實行的內閣制度。清朝入關之前，後金(清)中央機關無內閣。清軍入關之後，清王朝建立起全國政權，沿襲明朝內閣制度始設內閣。然而，內閣在清初成為定製，卻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歷時共二十七年(順治元年至康熙九年)，才終於確定下來，這是一個充滿權力之爭而又複雜的反覆過程。
清朝內閣的主要官員定為大學士滿、漢各一人，均為正一品;協辦大學士滿、漢各一人，均為從一品;學士滿六人，漢四人，均為從二品。內閣大學士自定為正一品後，遂成為有清一代的官員，猶如歷代的宰相，地位極為尊崇。每一大學士均有殿閣頭銜，如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等，被尊稱為“中堂”。
清朝也承襲明朝的票擬製度，但是內閣的權力愈來愈低。特別是雍正帝時設立軍機處以後，內閣變成只是辦理例行事務的機構，一切機密大政均歸於軍機處辦理。
確立制度
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九年級，多爾袞進入北京後，諭令故明官員説：“各衙門官員俱照舊錄用，可速將職名開報，如虛飾假冒者罪之。其避賊回籍，隱居山林者，亦具以聞，仍以原官錄用。”初六日，又“令在京內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與滿官一體辦事”。這樣，清廷定鼎燕京伊始，便全部承襲了原明內閣等中央機構，原明官員也獲留任，與滿官一體辦事，由諸王管部務，中央政權機構迅速運轉起來。六部尚書初由滿員擔任，漢官只能任侍郎。順治五年(1648年)七月，“設六部漢尚書，都察院漢左都御史，各一員”。陳名夏等六人分任漢尚書，徐起元為都察院漢左都御史。六部、都察院實行滿漢複製，此後成為定製。但在清人“首崇滿洲”的既定國策下，“權歸滿人”，漢官只能仰承其鼻息。
多爾袞雖明令原明內閣官員與滿官一體辦事，但其時重要本章的票擬之權並不在內三院，順治元年(1644年)六月，大學士馮銓、洪承疇力爭恢復內閣的票擬之權。多爾袞聽從了他們的建議。馮銓、洪承疇等原明降清大學士，意在將內三院的職掌恢復到明內閣的票擬大權，多爾袞表示同意，這在實際上沿襲了明朝內閣制度。然而，票擬不到一年，多爾袞即認為，“凡陳奏章，照故明例，殊覺遲誤”，往往誤事，於是決定，各部院以及各省文武官員奏章不再經由內院大學士票擬。所奏與六部無涉者，如條陳政事、外國機密、奇特謀略等本章，“俱赴內院轉奏”。於是，票擬之權又形同虛設，這表明了清初統治者不願有一個靡不所領的權重內閣，惟恐大權旁落。同時，也與當時內三院及廷臣中漢官南北之爭有着密切的關係。
順治時期
順治七年(1650年)，攝政王多爾袞死後，受多爾袞寵信的馮銓被要求致仕。順治八年(1651年)七月，以吏部尚書陳名夏為弘文院大學士。後因陳名夏案被革職。漢官南北之爭又與滿族貴族間的矛盾雜糅在一起。
順治帝親政後，“好漢語，慕華制”，“求賢圖治”，不顧滿族貴族的反對，重用漢官，北人南人兼用。順治十年(1653年)，陳名夏、馮銓先後復祕書院大學士、弘文院大學士任。順治帝諭大學士洪承疇、陳名夏等，將親考翰林官，以其文之優劣定高下，以備用，於是南北之爭又起。馮銓於召對時説：“南人優於文而行不符，北人短於文而行或善。今取文行兼優者用之可也”。竭力排斥南人。而陳名夏曾譏笑北人説：“北方之習喜於抄舊，喜於好用不可讀之句與字。”認為“可笑可怪至此”!又説：北人“入署官人，強言談文，蓋足非笑”。冷嘲熱諷，認為北人不學無術，卻又不懂裝懂，“強言談文”。陳名夏看不起北方人，故“所推轂南人甚眾，取忌於北”。南北之爭勢同水火。順治帝也知其彼此互不相讓，説：“馮銓與陳名夏素相矛盾，朕所習知。”可他卻以馮銓之言為是，對陳名夏心存一定戒心，這是因為陳名夏曾入東林黨的緣故。
內三院漢官大學士及其間南北之爭，又與滿族貴族內部矛盾糾葛在一起，使總領百官的內閣難於形成定製。直到順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慕華制”的順治帝“斟酌往制”，使名義相符，“共襄化理”，命令“除去內三院祕書、弘文、國史名色”，銷燬三院舊印，仿明制，改稱內閣，滿文稱為多爾吉衙門。另設翰林院，滿文稱筆帖黑衙門。內閣大學士俱加殿閣銜，大學士為正五品，低於六部尚書(正二品)，但大學士多以尚書入閣，所以實際上享受正二品。大學士品級之低，正説明清統治者還沒有把內閣置於總制均衡的地位，以防大學士權力過大。
改制分化
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順治帝去世，八歲的康熙帝玄燁繼位，由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大臣輔政，滿族貴族中保守勢力執政，以順治帝遺詔中有“紀綱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謨烈”為由，宣佈“率循祖制，鹹復舊章，以副先帝遺意”。又恢復內三院，“其內閣、翰林院名色，俱停罷”。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清除鰲拜及其同黨後，於康熙九年(1670年)八月，承繼順治十五年(1658年)之制，“命改內三院為內閣，設立翰林院”。大學士兼殿閣銜，併兼尚書，學士兼侍郎。至此，清代內閣之制穩定。雍正皇帝即位後，內閣中的滿洲大學士仍擁有較大的權力，繼續與議政王大臣遙相呼應，“承旨出政，票擬本章”，嚴重影響着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穩定。雍正帝在與堅持“議政制”的滿族親貴的鬥爭中，以“緊急處理西北軍務”為契機設立了“軍機處”，終於為封建專制主義皇權的進一步發展掃除了障礙。
內閣大學士的品級，到雍正八年(1730年)，定滿、漢大學士為正一品，至此，大學士成為清朝高品級的文官，猶如歷代的丞相。內閣學士的品級為從二品，均兼侍郎銜。他們的職責是：滿學士掌奏本章，漢學士掌批“題本”(內外官員彙報皇帝之文書)。按其應有職權，並不止此。乾隆十三年(1748年)，定大學士所兼殿閣為三殿三閣。三殿是：保和殿、文華殿、武英殿;三閣是：文淵閣、東閣、體仁閣。大學士定員每殿閣滿漢各二人。禮親王昭槤説：“文皇(皇太極)踐祚之初，改內閣為三院，曰弘文，曰祕書，曰國史，皆置大學士、學士等官，蓋仿宋昭文、集賢之制。入關後仍沿其制。至順治十五年，始復從明制，改設中和殿、保和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名。乾隆十三年，特旨罷中和殿大學士，改為體仁閣，以配三殿三閣之名焉。”大學士地位尊崇，“其品列皆首文班。任軍機者，自親王外，其領袖必大學士，唐、元三公尚不及也”。
乾隆時任軍機處章京的管世銘在其《鶴半巢詩集·序》中説，內閣、議政處、南書房三者的職掌分別是：“國家初制，章疏票擬主之內閣，軍國機要主之議政處，其特頒詔旨，由南書房、翰林院視草。”雍正設置軍機處後，大權歸之，“機要章奏皆下焉。詔旨有明發、有密寄，由(軍機)大臣面呈指揮具稿以進。自是內閣票擬特尋常吏事，而政本悉出機庭，兼議政、視草而一之”。至乾隆時，內閣權更輕，票擬本章只是例行公事，“凡閣臣不入樞府(軍機處)者，則一切要政皆不得預聞，宰相備位而已”。內閣實際職權自清至乾隆間的遞變，正如《清史稿·大學士年表·序》所説，“清大學士，沿明舊名，例稱政府，實則國初有議政處以掣其柄。雍正以後，承旨寄信有軍機處，內閣宰輔，名存而已”。
清末時期
宣統二年(1910年)九月，各省代表在資政院會議上提出要求頒佈憲法、組織內閣、開設議院等要求，而且奉天的代表要求第二年就召開國會，並認為軍機大臣責任不明，要求設立責任內閣。
宣統三年(1911年)五月八日，清政府仿照西方建立責任內閣，軍機處和舊內閣被撤銷。接着，攝政王載灃宣佈推出新的責任內閣，基本維持了舊體制的人選，13個大臣之中，漢人僅有4個，蒙古旗人1個，滿人得了8個，而8個滿人中，皇族又佔了5個，因此當時都稱它為“皇族內閣”，成為君權的延伸。它的成立表明清政府根本無意實行君主立憲，只是借“立憲”之名集權皇族，抵制革命。在當時，皇族內閣令全國輿論大譁。直接導致了國內反清情緒的高漲，促進了民族革命的爆發。
同年十一月一日，清廷宣佈解散皇族內閣，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要他趕快從前線回京，籌組“責任內閣”。十六日組織新內閣，以樑郭彥為外務大臣，趙秉鈞為民政大臣，嚴修為度支大臣，唐景崇為學務大臣，王士珍為陸軍大臣，薩鎮冰為海軍大臣，沈家本為司法大臣，張謇為農工商大臣，楊士琦為郵傳部大臣，達壽為理藩大臣。並以胡惟德、烏珍、陳錦濤、楊度、田文烈、譚學衡、梁啟超、熙彥、樑加浩、榮勛分任各部副臣。
內閣制度 篇7
歷史的長河總是滾滾向前進的，在13世紀曾經雄霸天下，傲視羣雄的蒙元帝國，終於在14世紀滾滾的農民起義當中，進入了自己的暮年，而隨着蒙元帝國的勢力從中原大地上退去之後，以布衣天子著稱的朱元璋所建立的大明王朝，就像一顆冉冉升起的啟明星一般，人們都知道，它將會開啟一個新的時代。
朱元璋和他的大明王朝浮雕
自打洪武皇帝開國之後，朱元璋一直試圖糾正前朝的弊端。自古天朝的封建王朝的弊端非常多，但朱元璋看來，前代的話，也就是元朝的弊端尤其多。最為明顯與致命的弊端就是關於皇權與相權之間的矛盾。
元朝的統治者的皇權與相權的矛盾深重程度絲毫不比元朝統治下的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遜色多少，在元朝不足百年的歷史當中，多次湧現出各種各樣千奇百怪的權臣，數量之多，危害之大，遠勝於歷朝歷代。且對皇帝來講，手底下有這麼些個權臣在側，實在是一個不好的體驗。
蒙元帝國的浮雕
其實，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也比較簡單。因為元初統治者並沒有意識到宋朝的中央官制乃至唐朝的中央官制其實是比較合理的。合理在什麼地方呢?合理就合理在將相權分割成無數塊，使其相互牽制，彼此制約，將裁決大權交給皇帝，皇權得到加強。道理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不過元朝人，特別是元朝初年的那些統治者，並沒有看到這一點。他們選擇廢棄以往的中央官制的成功經驗，而去另闢一條新的道路——廢除三省，保留中書。
傳統的中樞權力結構
自唐朝以來的三省制度就到此結束，曾經三省長官彼此牽制，互相制約的情況的確不復返，彼時唐宋中書決策、門下審議、尚書執行的大好局面就此終結。僅僅只有一箇中書省便直接等於給予了宰相一家獨大的好機會。
有鑑於前朝，所以朱元璋想要加強皇權，加強君主專制。朱元璋對自己的這個新的王朝有一個新的希望，那就是要讓自己和自己的子孫以後不要像元朝末年這些統治者，被宰相操縱成一個可憐的橡皮圖章。朱元璋的辦法是一勞永逸的將宰相制度廢除，胡惟庸則作為最後一任宰相，用自己的鮮血和性命，替這個傳承上千年的制度劃上了句號。
誅殺胡惟庸，廢除宰相制度
殺了胡惟庸，廢了宰相，朱元璋還立下祖訓：以後但凡再有人敢説恢復宰相制度的，在座各位都可以直接以謀反罪當場誅殺這位奸臣。
明朝的皇權在朱元璋的手上，得到了鞏固和加強，朱元璋用自己強而有力的手腕，以及非常血腥的政策，用無數條人命，貫徹落實了自己加強君主專制的決心和意志，但凡是敢阻攔這一目標的，立斬不饒。
朱元璋執政時期，朝臣們更像是他的奴僕們。對於奴僕，沒必要給予好臉色和好待遇，他們之間的關係貼近私人隸屬，嫌棄大臣上的奏章字數太多，聽煩了，皇帝甚至能操起案板，直接打碎大臣的牙齒。在這種情況下，中樞大臣不過是君主的家臣或奴婢，看着不可一世，實際上就是皇帝眼裏的螞蟻。
為奴為婢的大臣
唯唯諾諾的大臣與殺伐果斷的君主，是這一時期，洪武年間朝堂上的常態。更不要説洪武皇帝朱元璋為了進一步的限制奴僕般的臣下，還試圖侵入他們的私密空間，獲取臣下他們最隱私的消息——皇帝派遣的密探能夠蹲在房樑上，將這個大臣吃的菜餚，都畫得清清楚楚。朱元璋重視皇權，不能容忍有人敢把手伸到皇權上，自己説一不二，是真正的皇權獨尊。
大明的永樂皇帝作為朱元璋的親生兒子，在這一點上基本上是照搬了老爹的那一套做法。雖然説造了的是侄子的反，但對於老爹和侄子的做法，他表示強烈支持。在他眼裏皇權獨尊地位也是非常必要的、削弱藩王也是必要的。
明成祖朱棣的畫像
所以永樂皇帝不但恢復了老爹曾經的錦衣衞坐探，而且還特別新設了東廠，皇帝對朝臣們依舊是像對待奴婢一樣。以身犯險親征蒙古全然不曾有朝臣膽敢阻攔，這還是他父親朱元璋那一套的皇權獨尊的做法。但此時已然有一些變化：與父親朱元璋不一樣，永樂皇帝，並沒有朱元璋那種勤政的活力，很多時候，既要忙着打蒙古，又要忙着處理任務，他覺得很煩。
影視作品當中的內閣官員
於是他始開內閣於文淵閣，延攬大學士入內閣，內閣制正式形成。內閣制隨後就像一頭怪獸一樣，極速發展，僅僅十數年之後，就開始在民間有“權比宰輔”的説法，不過對此內閣成員們倒沒有哪個不開眼到直接奏請皇帝恢復宰相制度，他們低調的行使着自己的顧問權力——喚作“票擬權”。
古畫當中的大明官員
時移歲走，到了明朝嘉靖年間的時候，內閣的“閣老”們雖無宰相之名，卻都大有宰相之實，皇帝反而成為了“垂拱而治”的模範聖君，本該直接聽命於皇帝的六部，越來越多地被內閣班子明裏暗裏把控着。而如果翻閲從永樂正式啟用內閣制度到嘉靖年間的歷代大明皇帝的列表的話，會發覺一個極為詭異的情況正在發生：除了永樂與嘉靖，中間的皇帝竟然一個賽一個的短。
歷代大明皇帝一個賽一個的短命
暴斃的皇帝有，抑鬱而崩的皇帝有，偶感風寒而死的皇帝有，落水而亡的皇帝也有，甚至就連嘉靖皇帝本人，如果仔細看他的兩次鬼門關遭遇：皇帝所處的卧室突然起火，怪異的是，皇宮侍衞宮娥宦官若干人，竟然無人敢救駕，最後還是發小去救的人;一幫宮女打算刺殺皇帝，皇帝和妃子的寢宮附近居然沒有一個人值守，居然得手了(因為宮女打了死結並沒有成功，但是用簪子插了皇帝一身血)...
再根據內閣制的發展軌跡——永樂以後，內閣職權漸重有目共睹，雖不至於立刻就可以兼管六部尚書，也始終不曾成為中央一級的法定行政機構和決策機構，但是從最初只是皇帝顧問祕書性質的機構，一躍而成為權比宰輔的存在，僅僅花了兩代人不到：大明宣德朝就有三楊輔政，距離永樂設置內閣僅僅過去十多年。
而大明正統、成化、弘治朝之際，內閣閣老們的任命方式再度發生較大變化：永樂時的閣臣都是皇帝特簡任命的，仁宣時期，閣臣也大多數由皇帝特簡任命，在正統以後，越來越多的閣臣都不是皇帝直接特簡任命的，而是被其他文官共同推舉的德高望重之人，這無疑助長了文官集團的力量。而到了孝宗朝，這種無視皇帝中旨的情況更是乾脆就形成了定製。
所謂“弘治乙卯以前，內閣大臣皆特簡，不從廷推”。
自有了漸漸形成定製的廷推選任後，曾經的那種以特簡入閣的方式也就逐漸為士大夫們非議，且為輿論所不容，接受特簡的大臣，基本都會遭受朝臣的鄙視，鮮能久安於位。這背後反應的其實就是皇權的衰變，如果對照此時明帝國君王孝宗的奇葩死亡：“孝宗偶感風寒，太醫們不診視就開藥，致使孝宗誤服藥物，鼻血不止而死。”，不難看出，在文官集團的飛速膨脹下，當年朱元璋絞盡腦汁斬殺的宰輔結構再次有死灰復燃的趨勢，皇權的衰變已經是不可阻擋之勢了。
古畫當中的內閣官員
明朝中後期的文官制度架空了皇帝，君權的空虛其實就是皇權的衰變。教科書當中説的有明一代的君主專制得到了加強，這其實一點問題都沒有，與明朝中後期皇權的衰變並不矛盾，因為君主專制的深度和皇權集中的程度較之前代，確實因為宰相制度的廢除而變得有極大的改善，然而這種高度的集中卻並沒有持續多久，到了晚明的時候，天啟皇帝落水死亡，崇禎皇帝則為財政所困，背後反應的都是大明皇權的衰敗。
歷史上的事情從來都是這麼奇特，引用一段《明朝那些事兒》的原話：
是朱元璋廢除了丞相制度，限制大臣的權力，然而明朝的內閣比以往的任何丞相都更專權。朱元璋規定老百姓不得四處流動，然而明朝中後期流民成風，四處遊蕩，絲毫不受束。朱元璋頒佈了抑制商業發展的條令，並規定商人不得穿着綢沙等貴重衣物，然而大規模的工商業發展正是從明朝開始，而那些本應該是社會最底層的商人卻穿金戴銀，甚至登堂入室，為官經商。朱元璋嚴令太監不得干政，可是明朝的閹宦卻個個都是重量級的(這與他廢除相權有關)朱元璋給他的所有子孫都準備了爵位和俸祿，然而一百多年後，他的很多後代都家道中落，窮困潦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