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引：我無法想象，如果沒有成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現在的生活將會是個什麼樣。但是，現在，經了幾年生活世故，得了些許人生經驗，我已經能夠在心裏十分明確堅定地告訴自己一點：假如沒能與蘇霍姆林斯基這樣的心靈相遇，那將是我人生的最大遺憾之一。並且，我還私自以為，這也將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一大人生遺憾。
曾記得大約在三年前的暑假，我在朋友辦的一本教育刊物上看到過一篇題為《來函與回信》的文章，文中一位中學教師寫給錢理羣教授的一封信中的一段文字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下便是信中開首的幾句話：“儘管我在認真地教書，但我沒有做成任何事情。留給學生的，暑假一過也就差不多了，他們畢業以後，我甚至可能成為他們嘲笑的對象。儘管他們現在對我抱着喜愛和尊重。可我仍然不得不相信，社會現實不費吹灰之力便將撕碎我苦心經營起來的一切……”（摘自錢理羣《來信與回函》）同為教育界同仁的北大教授錢理羣先生在深受震動甚至病中的反覆思考下也為此回覆了一封深表理解、關切而情真意切的信。作為一名有着相似“生命體驗”的教育工作者，可以説當時我內心受到的強烈共鳴絲毫不亞於錢理羣先生本人。至今仍清楚地記得讀完之後便那樣激動不安地在筆記本上摘抄文中詞句的情景，甚至於還幾次想過也提筆寫上一篇文字。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共鳴呢？我時常反覆而痛苦在思考這樣的一個問題：在學校或自己工作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我們的所謂“教育”(僅限於教室黑板之內的學校教育)究竟能對一個孩子的成長產生多大的影響？因為我不得不無數次地想到，除了學校、教師、書本等極其有限的單向教育影響外，孩子們還將更直接更長期地受到社會、家長的各種我們預想不到的種種影響。這將使我們苦心對孩子施加的各種教育影響化為烏有，但是，我對自己的教育工作所寄予的哪能僅只於此？我怎麼能夠接受這樣的事實？因此，曾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我瘋狂地蒐集、埋頭研讀古今中外有關“家庭教育”的著作，因為我那麼憂心地感到了自己工作的侷限性，那麼多令人痛心焦慮卻又無能為力的事在我眼前發生(如農村孩子的輟學等)，面對這一切，我不能不經常感到自己是那麼空虛乏力、勢單力薄。因而對自身教育工作的價值、意義產生了從未有過的懷疑甚至失望。
就像一個人面對着一幅令人驚歎的藝術珍品或欣賞完一曲美妙無比的音樂後一樣，對於蘇霍姆林斯基，那種閲讀完之後內心的激動驚奇、心靈的強烈震撼卻是難以用言語來精確表達的。因為，幾年來的閲讀經驗使我再一次地堅信：真正的閲讀必定是某種心靈與心靈的相互探尋、思想與思想的交替碰撞不斷融合。並且，這樣的閲讀對於閲讀者來説絕不僅僅只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更是對閲讀者直指內心以及自我良心的逼視、質疑、拷問與考驗。
但是，我總是反覆地想弄清這樣一個問題：到底是什麼使得這些在有些人眼裏已經有些“遙遠”的文字如此深深地打動我呢？這到底是一種怎樣的閲讀中冥冥之間的心靈相遇或精神巧合呢？是的，這只是一個平凡的教師、校長，只是一個默默無聞、腳踏實地地在一所農村中學工作一生的教育者。但是，透過如此從心底流淌出來的教育詩篇，我們難道能對這樣一個品德高尚、心地純美、把心都獻給了孩子的“心靈演説家”無動於衷嗎？
作為一名一線教師，我經常想到蘇氏所説的——“一個教師的平凡的沉重的勞動中那些細微末節的小事”，以及由關注思考探索這些瑣碎問題所引發的各種各樣的“令人激動不安的、有時候是痛苦探索與思考，發現與挫折”。因此，蘇氏的閲讀更是促使並加深了我在教育教學實踐中的思考與探索。
作為一名學校教導主任，不可避免地必須經常開開會，處理學校的各種事務（如聽課評課、主持一些校內活動等），或根據上級的“一般指示”組織教師進行各種學習、培訓，此外還有一些所謂各種應酬等，而這些瑣碎（有時是臨時性、階段性）的、甚至枯燥沉悶的各種事務性工作所必須耗費的時間、精力卻是不少的，這經常使我感到學校事務與自身教育教學工作產生衝突或兩邊不能兼顧的苦惱。此外，就我所瞭解到的事實便是，現在有不少學校的校長、教導主任（有些甚至還年紀輕輕）自己並不擔任主科教學甚至不參與任何實際教學工作。那他們的主要工作是什麼呢？我想這隻能是如蘇氏所説的——“實質上是凌駕於教師之上的督學，是一個行政長官，職責就是監督教師，監視他是否正確講授大綱，有無越軌或不當之處”。因此，迫使我經常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對一名真正的學校行政（如校長、教導等）來説，更重要的或應該始終擺在首位的到底是教育性工作還是事務性工作？我努力回顧起兩年的學校工作，當我把學校事務性工作視為主要工作，[ 蓮 山 課 件 ]或對自己的教育教學實踐的思考與探索止步不前甚至一無所知時，我便感到自己如同一個與學校、孩子無關的局外人，這更使我對學校教育的各種工作都顯得既焦慮不安又力不從心。當然，或許我的這點有限的經驗、思考大概是算不得什麼的。於是，通過閲讀，我多麼驚喜地發現自己的這一思考又在蘇霍姆林斯基、馬卡連柯、魏書生等一大批身體力行的偉大教育家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印證。尤其是蘇霍姆林斯基，正如這位在一所普通農村學校身不離校地工作30多年的校長説的，如同醫院的主治醫師沒有自己的患者就不可能是一個真正的醫生一樣，一個校長如沒有自己的學生就無法領導教師。於是我更加確立了這樣一個堅定不移的信念，對於一名學校行政來説，學校的事務性工作當然是學校教育工作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方面，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必須把學校教育性工作始終擺在學校一切工作的首位。
前年我偶然地在一本教育刊物上看過一篇文字，題為《蘇霍姆林斯基夫人的訪談錄》，現把這位忠實地陪伴蘇霍姆林斯基一生的教育家夫人三年前在接受採訪時説過的一段話摘錄如下：“在學校開展‘藍天下的學校’、‘讓故事登上語文的講台’、辦‘家長學校’、開展課外活動，適當增刪教育內容等教育改革項目在當時都是違背作為法規性文件的教學大綱的，因而是吃力不討好的。對於上級的錯誤指令（如春耕時讓學生停課，農村學校停開音樂、體育、美術課等），他拒絕執行……在他生前，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沒能出版，《把整個心靈獻給孩子》一書首先是在德國出版的，為此，他差一點被開除黨藉啊！……”我想對於“蘇霍姆林斯基”這樣一位在世界教育史上享有極高榮譽並得到普遍認同的教育家，廣大教育同行們應該是不會陌生的。然而，我想，在看到這樣的一段話後大概很有些讀者(尤其是驚歎感佩於“蘇”在教育上在全世界產生如此巨大影響的教育同行們)還是會感到驚訝甚至有點“失望”吧？何以這樣一個把整個一生無私奉獻給教育並在教育上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大教育家”卻與教育當局、教育制度產生如此緊張、不可調和的激烈衝突呢？但是，試想，這個“把整個心靈獻給孩子”的中學校長，如果沒有違背教學大綱、沒有拒絕執行上級的錯誤指令？他能夠在教育上取得那麼大的成就而成其為真正的偉大教育家嗎？今天作為讀者的我們還能夠讀到有幸讀到像《把整個心靈獻給孩子》那樣蜚聲海內外的教育名著嗎？……我想肯定地對所有親愛的讀者説：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是什麼使得這位在一所普通學校任教35年的普通中學校長竟有如此的勇氣、自信和力量來對抗並最終戰勝這龐大且人人望而生畏的所謂“規章制度”呢？在執行各種反教育反人性的“上級的錯誤指令”及“愛孩子”的衝突面前，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現在，我幾乎可以確定地説，之所以產生“這樣的衝突以及作出這樣的選擇”其實是一種必然的結果，因為這正是充分地體現了一個真正把心靈獻給孩子的教育者的內在良知以及對孩子、教育的正確性的堅定深沉的強烈責任感。
最後，作為一名時常感到精神空虛、落寞甚至常常在人生價值、教育工作中迷失方向的教育者，我想再一次發自內心地千百次地感激這幾年來的生命體驗、堅忍閲讀、激情與頹廢，這使我現在得以如此幸運地探尋了這顆“把整個心靈獻給孩子”的心靈，因為它使我重新領悟了什麼才是生命的崇高、幸福以及生活、工作的真正價值……並且，作為他即使是跨越時空的教育同仁，我由衷地感到十二分的驕傲與自豪，這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自豪!現在，我僅以自己十二分的真誠渴望着能有更多的善良親愛的朋友(無論家長、教師、學者等)來閲讀、結識這顆“真正的人”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