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九年級上冊有篇自讀課《孤獨之旅》，是曹文軒教授長篇童話小説《草房子》的節選。本來同行們都説九年級課業緊張留給學生自讀好了，我出於好奇，自己先讀了一遍，感覺文章雖然沒有巧妙的構思，也沒有精美的語言，更沒有靈活的表現手法；但其內容還是很充實的，而且立意也比較積極，自己就破例講讀了。也就是通過這篇課文，我算知道了一點曹文軒教授的風采；第一感覺曹教授還是有一定藝術才華的，只是礙於各種原因我沒機會拜讀他的其他佳作。
最近在接受“國培”時，聆聽了曹教授主講的“培養學生的文學美感”講座，再一次加深了對曹教授的影響，感覺曹教授並不是我想象的那麼有修養，也不是我想像的那麼才華橫溢，更不是我想象的那麼為人地道；反倒覺得曹教授的言談有點狂妄，曹教授的思想有點偏激，曹教授的為人有點自大。
或許有人會指責我膽大妄為不自量力，竟敢惡意中傷大名鼎鼎的曹教授。我不想爭辯，只想用事實説話。
反覆聆聽了曹教授的講座，愚以為有以下幾點值得探討。
其一，培養學生的文學美感，共和國的教育有一大失誤就是缺乏美學教育。
在這方面，曹教授拿蔡元培先生做擋箭牌，説蔡先生做文化總長時以為美學應該貫穿在整個教學中，哪個學科都得有美學教育，美學是基礎教育。不能説德育教育就包括了美學教育，也不能用音樂課和美術課代替美學課。
對此，曹教授舉了物理學家楊振寧的例子，説他在許多場合給大學生演講時都闡明一個道理：自己喜歡物理學不是自然科學的奧妙而是其中藴含着豐富的創造性。雖然我們不排除物理學富有創造性，但物理學首先是自然科學，不傾心鑽研學科知識就想當然創造美那是天方夜譚。我想，稍有頭腦的人都會明白，楊振寧教授在演講時絕不會只強調物理學的創造美。
眾所周知，美學是從人對現實的審美關係出發，以藝術作為主要對象，研究美、醜、崇高等審美範疇和人的審美意識，美感經驗，以及美的創造、發展及其規律的科學。美學是以對美的本質及其意義的研究為主題的學科。美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研究的主要對象是藝術。
由此可見，美學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一個深奧的道理，一個藝術的範疇，需要有一定涵養的人接受和探討，而不能籠統的定義為一種基礎學科，讓什麼人都具備。實際上，很多時候，中國人崇尚美德主要是從道德的範疇去理解的，主要是從思想教育方面去落實的。用孔融讓梨教導孩子做人的原則或許能行得通；但從美學角度教育孩子那就有點費勁了。同樣，一個宏大的建築物，不懂得建築學的人肯定是説不出其美學價值的。
但曹教授卻説：“五十年共和國沒有審美教育理念”。他到南方講學時看到浙江有些農村建築物“很奇怪很奇怪的”。屋子的牆壁用白瓷磚貼着，遠遠的看上去就像一個大廁所，因為現在的城市廁所牆壁就是白瓷磚貼的。屋頂上的那種伊斯蘭風格的圖案不知道要表現什麼意思。“花那麼多錢蓋那麼醜陋的房子，真是悲哀！”由房屋的建築“我看到的不是前進，而是衰退”。因為蓋房子要講求審美，但我看到的卻是醜陋不堪：“顏色不對，形體不對，空間不對，哪兒對不對，沒辦法為他們的富裕而高興”。
説實在的，愚以為曹教授在建築美學上是個門外漢。因為我去過嘉興，那裏的農村房屋建築確實很特別：整體建築西洋化，那是崇尚“發達”的意思；屋頂的坡度很陡，那是因為南方多下大雨流水利索；屋頂上有不同數量的圓球和標杆，那是“財源滾滾，奮發向上”的代名詞；房屋的牆壁通用白瓷磚裝潢，那是“晶瑩剔透，高貴”的象徵。曹教授卻用皇城的建築或者大紅大紫的四合院風格來強求一律。悲哀的應該是他，而不是富裕起來的農民。
其二，中國人缺乏審美情趣。
我們知道，審美是人類掌握世界的一種特殊形式，指人與世界（社會和自然）形成一種無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關係狀態。審美是在理智與情感、主觀與客觀的具體統一上追求真理、追求發展。也就是説，懂得審美的人，首先得具備豐富的文化，成熟的思想，判斷問題的能力。
而曹教授卻籠統地説，中國人早在十幾年前喝茶穿衣毫無情趣可言，“一人喝茶得其神，倆人喝茶得其趣，一羣人喝茶糟蹋茶葉，簡直像《紅樓夢》中説的驢飲啊！一點不講究，一點沒斯文”。
應該説，品茶是一種雅趣，但用“喝”字，它的本意就是放開喉嚨暢飲，曹教授卻不懂得咬文嚼字就信口開河了；而且，就説喝茶也有講究，那畢竟是個別人的閒情逸致，中國絕大多數人還奔命於生活勞作的第一線上，他們哪有曹教授説的那麼斯文呢？
曹教授還説：十幾年前中國人品茶不講究，實際上工藝製作也是很粗糙。就説自己上大學時提水吧，“鹿”牌水壺提把鋒利無比，自己提四把水壺從28號到32號樓，走一趟手痛的就像狗咬了一樣。 “我就不相信無產階級大手怎麼就那麼遲鈍，怎麼就能造出那樣害人的水壺，你們真的麻木了嗎？”
我們姑且不説水壺的質量問題，也不説曹教授缺乏勞動鍛鍊，單就他的上述言論判斷，愚以為曹教授對“無產階級專政”和“工人階級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缺乏瞭解，甚至不理解。用鐵水壺是“大鍊鋼鐵”的成果展示，而那時的工人階級都是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他們能創造出一些像樣的產品來已經是破天荒了；在知識分子都是“臭老九”的時代，讓那些只知道蠻幹的工人追求精湛，讓那些目不識丁的人講求審美，就相當於把斷臂的維納斯拿給老農看，把《春江花月夜》彈給一個音盲聽，那不是難為人家嗎？
在審美這方面，曹教授還多次説：自己在日本的陶瓷店轉悠時很難過，幾乎是汗顏。日本的陶器工藝很精美，日本人的手感怎麼就那麼好？人家的工藝製作分寸感怎麼就掌握的那麼精準？而中國作為瓷器大國，工藝製作技術竟然衰敗到無法形容的地步；他説自己在海淀區買十個碗，挑來挑去還是不規則，回家後使用了一段時間，卻發現餐桌表面上滿是疤痕，自己只好在磨刀石上磨平了碗底再用。“改革怎麼就那麼糟糕？如果説在日本陶瓷店看到的工藝是異邦人對祖國的汗顏，而在我家發生的事情就是後人對前人的汗顏。”
他還説，記得自己在裝修陽台時請了三個湖北木匠，其中一個師傅拿着一把鑿子什麼空眼都用，完全不考慮大小粗細；而日本人幹活什麼工具都有。有位師傅給玻璃抹膩子時劃破了手竟然沒有感覺。不知道的人看了還以為是兇殺案呢。
有憂患意識，這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應該具備的素質。但是曹教授上述言論顯然有點“長他人志氣，滅自家威風”的漢奸嫌疑。而浙江大學的鄭強教授也是一個學貫四海，才滿天下的人。他到處講學似乎沒有讚美過西洋人的才華；而且，一個普通的民用瓷碗，你要那麼精細美妙難道做擺設嗎？日本人的工藝精湛，為什麼世界人卻看好中國的陶瓷器業呢？
其三，中國的作家很少像我一樣講美學，當代的中國文學作品沒有幾篇有審美感的，只能找魯迅的作品。
我們知道，藝術美是指各種藝術作品所顯現的美。藝術美作為美的一種形態，它是藝術家創造性勞動的產物。藝術家的創作活動作為一種精神生產活動，從本質上説，也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定向化活動。因此，藝術美也就是人的本質力量在藝術作品中通過藝術形象的感性顯現。是指存在於一切藝術作品中的美，是藝術家按照一定的審美目標、審美實踐要求和審美理想的指引，根據美的規律所創造的一種綜合美。
改革開放，我們兼容並收世界各種文化和精神財富，在這種大轉型期文學作品自然要與時俱進，作品的審美情趣就不單是為一部分人而設立。愚以為不是中國當代沒有審美文學作品出現，而是網絡信息等便利條件打破了常規以書本為契機的閲讀習慣；真正喜歡文學作品或者懂得鑑賞的人，誰會相信曹教授説中國當代沒有審美價值的文學作品呢？
令人費解的是，曹教授以為中國新時期作品大都是廁所文學，“這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奇觀”。他説有部電影寫一個人找另一個人辦事，被找的人尿急了去街頭上廁所，等的人等急了也去陪着撒尿，那聲音好響亮；而《百年孤獨》的作者馬爾加斯也寫過一個老人的尿尿，“但人家表現的是生命的衰老無法阻擋，我不知道中國的電影要表現什麼？”難道這個電影表現的不是一種辦事拖沓扯皮怪相嗎？同一內容，不同的表現形式，中國的電影怎麼就不如人家了？
其四，美在中國文學界是非常矯情，非常做作的文字。
我們知道，任何一種文學作品都具備虛擬性。民俗不同，文化底藴不同，欣賞水平和生活習慣不同，作品的審美情趣也不同。但曹教授卻把審美和思想聯繫起來，説什麼“美的力量絕不亞於思想的力量，美在世界上最有殺傷力的。”他説，一個人想死，黨支部派人怎麼做思想工作都無效，但是他面前突然出現了一道美景，一位美女，一幅美畫，他就有可能活下來，而這正是美的力量讓他活下來的；記得《戰爭與和平》裏面描寫主人公安德烈受傷在戰場上，萬念俱灰，只有一死了，但他仰望天空又活下來了。“這不是祖國的概念，政治制度概念，而是天空叢林，也就是莊子説的天地之大的魅力。”
曹教授列舉的這兩個例子實在很荒謬。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如果一個人從思想情感方面都感化不了，而讓一種景觀感動，那這種人起碼神經不正常，起碼缺乏分辨好壞的能力，起碼缺乏人性。
其五，中國人喜歡附庸風雅，卻沒有自己的審美情調。
應該説，沒有模仿就沒有創新。附庸風雅本身就是一種模仿。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我們附庸了對方，吸其精華，除其糟粕。揚長避短，發展自己。有什麼不對？曹教授一邊説中國人喜歡附庸風雅，另一邊又説中國人矯情做作。這種前茅後盾的語言，反映了曹教授的模糊邏輯。不信諸君請看：
“一個人，一個民族的真正風雅都是從附庸來的，如第一次穿西服就是附庸行為，日本大臣鼓勵日本女人和西洋人睡覺改變人種就是一種附庸維新風雅。美在中國文學界是個矯情做作的字眼，誰講風雅誰就附庸風雅，誰談崇高誰虛偽，誰談美學誰矯情。日本因為明治維新使自己的國家真正發達，而中國不附庸風雅險些喪國”
顯而易見，別人可以附庸風雅，中國人不行；別人的文學可以虛情假意，中國的文學卻不行。其實，我們只要懂得附庸風雅的真正含義，曹教授的上述言論就回不攻自破。但曹教授卻還振振有詞地説：
“審美和情調是有聯繫的，培養學生有情調，跟培養知識思想一樣重要，作為一個人，一個完整的人，情調是非常重要的，但今天的老師並不是有這樣的意識的，教數學化學等都應該講美學，我們需要把學生培養成有知識有思想，同樣是有情調的人，在共和國教育領域裏面，我們不能沒有這個維度”
實際上，真、善、美理應成為審視學校教育的三個基本價值尺度。“真”使人具有智慧，“善”叫人享有幸福，“美”則讓人擁有自由。然而，“智育重要，德育次要，美育不要”，卻是我國中國小教育的不爭事實。原因很簡單：中國小學生身體、思想、知識等還都不成熟，專門設立美學課就有點大材小用無的放矢了，但我們把美學的意念貫穿於德育教育中，讓未成年人在接受做人教育的同時接受審美薰陶，何罪之有？更何況，素質教育強調了教學不單是教書，還要育人。曹教授身在天子腳下，為北大教授，卻説現在的教師沒有審美情調，不注重教授美學。試問曹教授，中國小教師開展什麼樣教學才有審美情調呢？
難道是莊老的玄學？黑格爾的哲學？梵高的意象派？卡夫卡的意識流？抑或是物理學中的核聚變？袁隆平的雜交水稻？
其六，中國是一個很有教養的國家，現在變得很沒有教養。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個禮儀之邦。凡是接受過儒家思想教育的中國人，沒有一個是不懂得文質彬彬的。曹教授這樣説，實際上也反映了西洋文化對漢文化的滲透，外來思想對儒家思想的衝擊。我們提倡拿來主義，就免不了有良莠混雜，但我們挑選了精髓，形成自己的東西，有什麼不好？可曹教授卻説：
“中國很多人把醜和髒混為一談，文學作品寫的不是醜而是髒，把虛偽和假混為一談”。
他舉例説，中國的餐廳總是很喧鬧，外國人卻很文雅；中國的很多人行為很粗鄙，外國人卻很斯文；外國人簽字文質彬彬，中國人卻開懷敞胸。
實際上，民俗不同，意識觀念也不同；國情不同，教育模式也不一樣。如果説醜是一種行為表現，那麼髒就是一種心靈反應。我們的文學作品如果不從人的心靈深處挖掘，單從表面形式上做文章，那還要文學幹什麼？要説虛偽就是假的代名詞未嘗不可，曹教授怎麼就能把這兩者嚴密地區分開來呢？
一言以蔽之曰，尊重別人就是尊重自己。中國人一貫崇尚虛懷若谷，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曹教授的演講那麼目空一切，那麼信口雌黃，那麼夜郎自大，那麼看不到生活的亮點，那麼不從正面談“培養學生的文學美感”；實在是有失北大教授的名分，實在是讓有理智的人所不齒，實在是貽笑大方。索性曹教授認準了在中國小校不懂事的孩子跟前瘋嘴；否則，在其他公開場合面對成人説這番話，恐怕激起的不剛是民怨，更多的應該是扔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