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看電影，總愛問一句：“這是好人還是壞人？”
當時的教育，好人從裏到外決無瑕疵，壞人則一定壞到了底。這種觀點也反映在教育上，任何歷史人物都離不開忠或奸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分類。
美國曆史書中，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大體上仍有忠與奸之分，但是評價比較靈活。老師們往往要求學生就歷史上某個人物或事件作為題材，到圖書館找參考書寫論文。
讀國小的女兒要寫論文，我向她提了個問題：“華盛頓在美國是一個正面的、英雄式的人物，如果你想寫一篇論文以反映這位偉大總統的缺點為主，老師會給你不及格嗎？”她認真地想了想，回答：“只要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你的論點，老師不會給你不及格。但是圖書館裏絕大部分書籍都是描述他的豐功偉績，如果寫他的缺點，大概要翻上幾十本書才能找到一些資料。證據不充分，論文很難拿高分。”
如果一個學生從國小六年級開始寫論文，每年寫兩篇，高中畢業已完成14篇，大學畢業就已完成22篇。寫論文是一個根據資料求證的過程。由於長期的訓練，美國學生養成了獨立思考、尊重事實的習慣。和美國的專業人士討論工作，他們總是引經據典，以教科書和文獻資料來支持自己的做法。科學麪前人人平等，專家們也是如此，而不是用資歷或職位來證明自己的正確。
和國內專業人士談話，他們常常提起自己幹這一行已經有多少年了，有豐富經驗，他們的“正確”是靠經驗甚至職務來支持的。
我在國內一家醫院觀察醫生為乳癌病人作乳癌根治切除術。我對一位外科醫生朋友提出質疑，他的回答令我驚奇———沒有提起手術指證，也沒有提起任何文獻，只説每個醫院都是這樣做，外科主任是這麼教的，過去外科主任的主任也是這麼做的。
而美國的外科醫生則支持乳癌手術能少切就少切，連腋下的淋巴結也是能保留就保留，術後再根據病情做化療或放療。
這兩種手術方式效果差不多，但是後者能極大提高病人術後的生活質量。
我所接觸的不少中國醫生很少學習最新的科學論文，不知道也不願承認自己的某些做法是過時的，甚至是不正確的。這讓人聯想到中國學生沒有習慣或者沒有膽量去質疑老師的教學，如此怎麼能夠培養出真正尊重科學的人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