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象徵着禮貌和思想，在灰暗的布拉格成為了為數不多色彩鮮豔的象徵。下面是本站的小編為你們整理的文章，希望你們能夠喜歡
《布拉格之戀》——卡列寧的微笑
一個人的生命到底有多重?
嬰兒剛出生時心臟的重量只有21克左右。隨着年齡的增長，心臟的重量也在增加。當死亡降臨時，心臟已經幾倍於21克的重量，卻變成了毫無用處的器官。有人説過，人是由身體各器官維持的智慧。但是照這麼看來“人但是是被軀體連累的靈魂而已”。
弗蘭茨與薩賓娜的輕與重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大學教授弗蘭茨死於一次搶劫，沒人會看到他死後的軀體，以此提醒他們這逝去的生命。在這個弗蘭茨生前眼中“傾倒屍骸和亂石的垃圾場”，人們只能看到沉重的墓碑，無數沉重的石頭封存了亡者之魂，並一語不發的壓在這生命之上，讓飄過此處的人都感到死亡的重壓;自由畫家薩賓娜在移居美國多年後，立下了遺囑，期望自己死後的遺體被火化，骨灰被拋撒在天空中，她的生命是否就真的如空氣一樣輕盈了?
他們兩人用不一樣的死亡方式詮釋了生命消逝後的兩種狀態，相似的是他們同樣正因死亡而獲得最終的滿足。
弗蘭茨的死亡讓他拾回了以前在薩賓娜面前丟失的尊嚴，他擺脱了軟弱，擺脱了讓薩賓娜離開他的那些原因。薩賓娜則再次實現了自己對於生命的背叛：她背叛了多愁善感的父親、醉鬼丈夫、完美情人弗蘭茨、淪陷的布拉格，在她正因抵達了背叛的盡頭而失措不已落入一片虛空中後，這是她拋棄生命中存在的事物後所不能承受的輕。經歷了對墳墓的恐懼之後，薩賓娜最後發覺了對生命最後的背叛——她需要永不停止的出走，不願意被死亡之墓碑所禁錮。她同樣心滿意足的享受這種解脱，從困擾她的事情中被死亡解救出來。
托馬斯和特蕾莎的輕與重
托馬斯和特蕾莎的感情在最初相守的七年中糾纏捆綁，他為了偷情又滿足自己對特蕾莎的同情心，不得不讓生活充滿了隱瞞、謊言、虛應的情話。當特蕾莎第一次離開他時，他先是貪婪地品嚐着生命之輕，欣賞着角落裏放大的誘惑向他撲面而來，繼而感受到這不被人束縛帶來的痛苦，感受到特蕾莎離去時的悲傷。
在遇見特蕾莎之前，托馬斯追求自由帶來的輕，從不與人一齊過夜，沉浸在遊走在不一樣女生軀體之間的快感，就算他在離婚的時候也是帶着愉快的情緒，迫不及待的擁抱單身生活。這樣的一個男生卻被特蕾莎在枕邊的沉重呼吸聲所迷惑了，繼而跳入特蕾莎對他生命頑強的霸佔和生活方式上的壓迫。
特蕾莎給托馬斯帶來情感上重的同時，並不能妨礙她無時無刻都在感受到的生命之輕，體會到自己的軟弱。從她一出生，就承擔了母親不幸命運的職責，她的降生結束了母親對生活的一切完美嚮往。特蕾莎揹負着母親的命運，忽略了自己的生命，這也是為何她總是在鏡子中窺視自己的裸體，試圖看見自己的靈魂。這一切造成了她的不自信，她應對命運時的孱弱。自從遇到了托馬斯，她從不反抗，逆來順受，把自己依附在托馬斯的生活上，除了整夜的噩夢和啜泣，她不知如何應對托馬斯在肉體上的不忠。對於托馬斯的做法，她無力反抗，也無法視而不見，漸漸的她連同淪陷的布拉格，禁受不住任何事情。
不論選取生命中的輕或者重，都會跌入生命循環往復的永恆中，人們正因重的負擔而選取追求輕盈，又由於輕的虛無轉而追求重。於是，生命就在這輕與重之間不斷往復的追求中到達了隱祕的平衡。正如弗蘭茨的墓誌銘上的獻辭一樣“慢慢迷途終有歸途”，不管歸途是什麼樣的，我們總會找到那麼一條路，獲得滿足。
無數的偶然構成了一個必然
二、偶然的命運之鳥
感情之於生活
托馬斯的老情人薩賓娜常常如此評價托馬斯，“我很喜愛你，正因你是媚俗的對立面。在媚俗的王國，你會是個惡魔。在任何一部美國片或俄國片裏，你都只是那種讓人嫌惡的主角。”這句話成為了小説中為數不多描述托馬斯外形的詞句。
彷彿是一種對原作的用心響應，美國導演菲利浦?考夫曼(PhilipKaufman)執導的同名電影“布拉格之戀”中飾演托馬斯的丹尼爾?戴?劉易斯時常略低額頭，微眯的雙眼在陰影中透出寒氣和不可一世的誘惑，上脣的左嘴角輕輕上翹，這是他專注看東西時的特有神情，彷彿魔鬼路西法(Lucifer)在覬覦人間美景。沒有女生能逃脱這個表情。
如果把米蘭?昆德拉在書中充滿哲學意味的論述都刪除掉的話，這本書但是隻是在講述一個普通的感情故事。而感情故事似乎永遠都不那麼簡單。昆德拉之因此選取用一個感情故事來承載他對生命的思考，也許是正因只有感情存在的生活才無比的真實。戰爭的爆發也不能阻止愛神的降臨，前一秒特蕾莎還在應對黑洞洞的槍口，下一秒就會為托馬斯的情事嫉妒發狂。
感情與世間萬物都有着絲絲縷縷的聯繫。托馬斯一向被一個問題困擾，即“人永遠都無法知道自己該要什麼，正因人只能活一次，即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來生加以修正。”他因此而對於特蕾莎的態度猶豫不決，模稜兩可，他無法放下特蕾莎帶給他的奇妙感覺，又懼怕因此失去了其他的機會。陷入俄國人炮火的布拉格人民同樣不知道這個國家需要什麼。那些記者冒着生命危險拍下的照片無非是俄國人調查布拉格激進分子的證據。布拉格的人民反抗俄軍的佔領並嘲笑俄國人愚蠢的同時，俄國人也痛心疾首的説他們只是在救助布拉格人民。他們都不知道這個國家需要什麼，而這些謎團就像伏爾塔瓦河上漂流而過的長椅，隨着時刻的流逝會被人遺忘，人們將對此不再關心探究。
每個人都對感情有一種特殊的渴求。就像墨西哥的帕斯説的：“我們祈求感情——作為一種願望，愛，是對兩個心靈和諧一致的憧憬，是對犧牲、死亡乃至復活的一種渴求——賦予我們真正的生活。那時，對立消失了，也便無所謂生和死，無所謂實現和永恆。我們彷彿意識到，生與死無非是同一現實之中兩個相互對立而又互為補充的户外過程。創造和毀滅在愛的過程中融成一體;就在這短暫的一瞬間，人們依稀看到了那至高無上的完美。”
托馬斯喜愛同各種各樣的女生做愛，正因不一樣的女生做愛的方式是不一樣的，不一樣的做愛方式讓他看到了生命的區別。這樣做讓他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只有這麼做生命才不會顯得那麼虛無得無法捉摸。他理所當然的享受着輕給他帶來的歡樂。
然而有一天，特蕾莎拖着行李和她即將奉獻出的一生敲響了托馬斯家的門，她在他眼中就像個“被放在樹脂塗覆的草籃裏順水漂來的孩子”，他只是不忍心讓這個孩子順流漂向狂暴洶湧的江濤。在這柔情蜜意的比喻與思忖中，危險的感情慢慢在他的心底滋生。
是啊，多少古老的神話都始於營救一個棄兒的故事，而托馬斯對特蕾莎的這種營救就是感情對他們兩人的救贖。感情讓托馬斯第一次分清了同女生做愛和同女生睡覺的感情，即“感情並不是透過做愛的慾望(這能夠是對無數女生的欲求)體現的，而是透過和她共眠的慾望(這隻能是對一個女生的欲求)而體現出來的。”
如果説生活的負擔讓我們感到生命的重壓而寸步難行的話，那麼感情在綻放的初期經常呈現一種輕飄失重的狀態。柏拉圖在他的《對話錄》中説過，“原來的人都是兩性人，自從上帝把人一劈為二，所有的這一半都在世界上漫遊着尋找那一半。感情，就是我們渴求着失去了的那一半自己。”托馬斯經常能夠感受到特蕾莎的痛苦，她做噩夢時歇斯底里的恐懼，除了他所謂的要命的“同情”外，還有就是特蕾莎的一部分隱藏在他身體的深處，於是他彷彿早就預知一樣，等待她哭泣着投入他的懷抱。
《布拉格之戀》——卡列寧的微笑
偶然的命運之鳥
人永遠無法知道自己是在明天還是下一個十年遇到生命中的另一半。托馬斯回布拉格僅僅是為了遇到特蕾莎，誰會想到如此命運重大的決定緊緊繫於如此偶然的感情?
生活在感情面前完全呈現出了一種漂浮不定的輕盈，彷彿一切都能夠改變，而一切又都那麼堅定的不可逆轉，一個偶然之後一個偶然，最後就構成了一個相遇的必然。昆德拉在書中就直接指出，生活把偶然變成了生命樂章的主題。人們會記得最初相遇的時節，把一切遇見的事情都當作是幸福的前奏，正如特蕾莎愛上貝多芬的曲子。她並不熱愛古典音樂，只是恰好播放這個樂曲的時候，她遇見了托馬斯。
通常戀愛中的男女正因失去了自己以往維持正常生活的重量，總會作出一些常人難以明白的事情。這倒沒什麼好個性的，正因當一個人感受不到生命的重量時自然會做出瘋狂的舉動，直到這種舉動觸及到了生活的牆壁，他們才會又跌回到地上。
於是，感情墜落了，隨後激情亦歸於沉寂，只有遺忘蔓延在人們的心中。正如詩人聶魯達説的，“loveissoshort，forgettingissolong”(感情太短，而遺忘太長)。感情在消逝之後，遺忘便成為了生活對我們的重壓，這種重量常常讓很多人無法前進。輕與重的區別往往就是這麼的細微，眨眼間就完成了兩個極端的轉變。生命就在這轉變中讓人體會到了那種不能承受的重量。但是，誰也説不好是忍受不了感情的太輕還是承受不了生活的太重。
大多數時候，記憶並不是什麼好東西，它只會讓人們正因迷戀過去的快樂或者沉浸在悲傷中而無法前進。很多人都説過期望這一刻的時刻永遠停駐之類的話語。但是，如果生命真的就這麼把每一秒無數次地重複的話，那麼我們都將如昆德拉所言成為了生命的祭品，被釘死在永恆的十字架上。
對於人類這種想法，哲學家們糾纏着那個“永劫迴歸”的問題不放手，打心底懼怕這種無法想象的重壓。
紀德不禁感歎道：“荒謬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導致我們四分之三的不幸。我們由於迷戀過去而不懂得：只有讓這天的歡樂退席，明天的歡樂才能出現。每一個起伏只是由於前浪的退卻才構成美麗的曲線。每一個浪花都應為自己的果實而自動凋謝。每一枚果實要不是墜落、腐爛，它就難以保證讓另一個鮮花怒放的新季節再次到來。因此，即便春天也總是憑倚着冬的門檻。”
薩賓娜的黑色禮帽
薩賓娜的黑色禮帽
前面説過，托馬斯把感情和做愛的欲求用是否與對方同牀共枕作為區分。在影片中，也能夠看到托馬斯對待情人和特蕾莎的區別。他和特蕾莎的做愛就像是一場歡鬧的遊戲，只是為了之後的共眠做準備，鏡頭大多時刻對準了他們依偎在一齊入眠的景象。而作為托馬斯最親密的情人薩賓娜，他們兩人共同出此刻鏡頭前的大部分場景都在赤裸的做愛中度過。電影開場沒多久，薩賓娜與托馬斯就在鏡子前面展現了肉體交合的一幕。
昆德拉花了超多的篇幅描述薩賓娜和她的另一個情人弗蘭茨的關聯，影片由於時刻限制對此一筆帶過，但是在原著中，弗蘭茨的存在引發了一系列的兩性思考。薩賓娜的出現也使得弗蘭茨之前不為之知的性格特徵慢慢展此刻人們面前。
薩賓娜與弗蘭茨的關聯完全不一樣於托馬斯和特蕾莎的感情。那種關聯完全是靈與肉的相互矛盾與排斥的產物。
薩賓娜頭戴的那頂黑色的禮帽在影片中一向佔有很重要的位置。初次見到薩賓娜赤裸着的身體和那頂破舊的禮帽構成了一種極大的衝突，美麗與醜陋、放蕩與保守，與其説這是她引起托馬斯激情的一種手段，不如説這是她對自己生命的一種闡釋。這頂禮帽是人們通向她靈魂的通道。這頂男式的黑色氈帽在踐踏着她女性自尊的同時也給她帶來快感，成為她撩撥人心的重要道具。她憎恨它，又忍不住使用它。這就像那些因美貌帶來諸多麻煩的女生，還是情不自禁的用各種方式展示美貌給她們帶來的虛榮。
禮帽是薩賓娜父親的遺物，祖輩家族流傳的印記。當她一次次出走，逃離令她不滿的生活，她唯一不變的便是這頂禮帽。這頂帽子代表着她過去的時光，一段無法割捨的感情。這頂帽子每次出現都證明了薩賓娜不一樣的情感歷程。
應對托馬斯，薩賓娜敞開了自己的靈魂，願意接納這個男生成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正因托馬斯瞭解禮帽的含義，被它打動得幾乎落淚。薩賓娜由此深信他們的靈魂是接近的、相似的，他能夠明白她，即使是用作愛的方式，對於她來説這不失為了解對方最簡捷有效的途徑。他們的交談並不多，卻彼此瞭解對方的弱點，知道什麼時候就應隔岸觀火，什麼時候就應伸出援手。這也是薩賓娜在托馬斯眾多情人中立於不敗之地的原因之一。
當然，靈魂的相熟並不代表感情的降臨，在特蕾莎出現後和薩比娜的做愛中，托馬斯會那麼的心不在焉的看手錶，期盼快些結束，回到特蕾莎的身邊，感受她孩子般的氣息。
薩賓娜和弗蘭茨做愛時，她仍舊期望戴着那頂黑禮帽，但是這卻讓弗蘭茨感到不舒服、不知所措，彷彿她是個怪物，在用不一樣的語言敍述一個他無法到達的世界。弗蘭茨微笑着摘掉了她的禮帽，也抹掉了通往薩賓娜心中的那條道路。他們對感情的認知上巨大的差距，也是他們在日常溝通中存在諸多矛盾的問題所在。薩賓娜會對他的軟弱和多愁善感不屑一顧，嘲笑他愚蠢的忠誠，視他喜愛的音樂為噪音。當弗蘭茨沉醉於黑暗帶來的強大和喜悦，薩賓娜卻正因拒絕看這個男生而投入黑暗的懷抱。
弗蘭茨充其量只但是是薩賓娜的性愛夥伴。他們的語言但是是肉體上的溝通，只是感官上的愉悦而已。而身體是沒有什麼記憶而言的，遺忘對肉體來説輕而易舉。
靈與肉的矛盾在那裏看來充滿了無奈，讓人無法抉擇。特蕾莎一向無法相象靈魂與肉體能夠如此劃清界限。也有人問過這樣一個問題，靈魂上的背叛和肉體上的背叛，那一個才算對感情的背叛?而大多數人對此都沉默不語，同時又渴望佔領肉體與靈魂的至高點。
情感與道德
對於托馬斯來説，感情和性愛是能夠分開的，與不一樣的女生做愛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對於特麗莎來説這隻會給他們的關聯帶來無止盡的傷害與痛苦，她限制他、監視他，她的愛讓托馬斯快樂也讓托馬斯厭倦。
但是，在薩賓娜眼中，人們生來就是不停背叛別人和自己，而每一次的背叛都讓我們離最初的起點越來越遠，然後成了無法回頭的旅人。沒有什麼事情能在發生後還歸於先前的平靜的。對於自私的感情來説，任何的背叛都會是致命的。
其實，對於托馬斯來説，他所謂對女色的追求，完全沒有必要冠冕堂皇的上升到對生命的探求的階段，説到底那但是是人的本性罷了。
普呂多姆曾説過：“道德和享樂是死亡的兩姐妹，一個使你失去生活的樂趣，另一個是你厭惡生活……道德在世上不作別的，只是經常地否定人的本性。”托馬斯只但是不想為世俗的道德觀念束縛而失去生活的樂趣，卻又正因過度放縱的享樂開始厭惡生活，正因這種享樂讓他失去了特麗莎——他的感情。也許，特麗莎並不是他原本的另一半，但是他似乎並不在乎那不知道在哪裏的註定的另一半，正因他愛上的特麗莎啊，是那個順流漂來的孩子讓他了解了感情的完美與痛苦。
他完全有可能遇上什麼別的人，和別的什麼人開始，但是他似乎更期望和特麗莎開始。其實，也許你想象的另一半往往就是你剛好不留意遺失的那個人，而這件事經常要在失去的時候才會意識到。
卡列寧的微笑對特蕾莎來説意味着什麼?
四、卡列寧的微笑
在二十世紀之前，協奏曲、奏鳴曲大都由三個樂章組成，交響曲和絃樂四重奏等室內樂都是四個樂章。樂章之間常常呈一種割裂狀態，並未有太多聯繫，使得作品在完整性上有很大的缺失。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在其中晚期作品中創造了標誌性的“拱形結構”，樂曲擴展成五個樂章，此手法的特點往往是由第三個樂章為軸心，第一樂章和第五樂章，第二樂章和第四樂章分別對稱分佈。巴托克用不一樣的手法讓相呼應的兩個樂章構成了緊密的聯繫，包括速度、配器、主題、發展手法。
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前五個章節分別以“輕與重”、“靈與肉”、“不解之詞”、“肉與靈”、“重與輕”呈現了巴托克在音樂中體現的“拱形結構”。相同的場景從不一樣角度遙相呼應，構成了美妙的閲讀體驗。
電影導演費利普?考夫曼在電影拍攝中則儘可能的遵守戲劇衝突的“三一律”，即事物發生在同一時刻、同一地點、同一主題。於是，我們看到發生在小説後半段的事件、出場的人物不少都在影片的前半段就出現了。故事基本呈線性敍事方式，極少有閃回和插敍。小説中龐雜的人物被簡化成幾個配角，合作社主席和他的小豬梅菲斯則從托馬斯和特蕾莎的婚禮上便率先露面了，而不是像原作中在最後他們隱居的幾年才出現。這樣雖然勉強能把故事講圓滿，但是已經丟失了原作中最可貴的部分，只剩下故事和媚俗感情的驅殼。
書中還有一隻小狗證明了托馬斯和特蕾莎的感情還有“布拉格之春”事件，它便是卡列寧。它的出場似乎是為了區分人和其他動物的區別，但是這隻小狗又不斷體現着人們陷入的時刻輪迴——它的每一天都是一次新的開始，都是一個循環。它是最柔弱最沒有防禦潛質的動物，完全依靠人類生存，但是它從未流露出擔憂或者悲傷，不為了輕與重的交替而煩惱。從動物身上，能看到人們的道德本性。應對那幾個活埋烏鴉的孩子，特蕾莎驚恐的救助那隻烏鴉，手指甲折斷了，流出了血她全然不顧，她對於每個生命，最無助的生命具有特有的情懷。
人們大多從狗的肢體語言決定它的喜怒，最明顯的就是它晃動的尾巴表達着它的歡欣鼓舞。卡列寧在被癌症折磨得奄奄一息時還晃動了一下尾巴，這給走向黑暗的死亡帶來了光明與期望，使得死亡都變得温暖起來。你能夠説它像淪陷的布拉格，也能夠説它代表了托馬斯和特蕾莎註定的死亡。但是，它的微笑，對生命的留戀與摯愛，比弗蘭茨和薩賓娜自我滿足的死亡方式更加動人。
應對生命，許多人都在想，人們死後能留下什麼呢?
活着的人為什麼要管死後的事情呢?
要想感受到生命的重量就不好管死亡的事情，不好讓人死於生命，只有死亡的淡漠才能襯托出生命的熾烈，正如那個午後卡列寧平靜的微笑。
布拉格之戀影評精選
在網上下電影的時候，偶然冒出來個歐洲情色電影，中國文字對於情色和色情顛來倒去的玩弄，象是給裸體罩上了一層紗，愈是讓女生生出好奇之心，男生生出撕扯之意，為了見識下情色是否擺脱色情，下了這部由美女火辣傾情出演的《布拉格之戀》，看了説，不禁吃了一驚。
原來情色電影的原著是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帶點小資情調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輕”幾個字用耳熟能詳來形容一點都但是分，但其中的含義我卻始終沒有深究，越是簡單的幾個字越是投射着難懂的哲理。對於這部電影，我同樣不具備評論的潛質。
在我印象中，這本書應是晦澀難懂，枯燥乏味的，一向沒有去觸碰。哲學理論的高高在上，讓我總對成就這些理論的簡單字眼心生膜拜，那個軟軟的梯子什麼時候才能簡單地放下來，讓我們唾手可得呢?還好有了電影，能夠繪聲繪色地把無法明白的道理的外衣全部脱下，暴露出最原始的本色，其中的深意任憑從各個角度去明白了。
巴門尼德於公元前六世紀就提出一個問題：應對生活，我們選取什麼呢，是沉重，還是簡單。並把看到的世界分成對立的兩半：光明，黑暗;優雅，粗俗;温暖，寒冷;存在，非存在。而且把其中一半稱為用心的，另一半是消極的。那一方是沉重，還是簡單呢?
巴門德尼回答：輕為用心，重為消極。
電影中，生命中的輕重用感情的方式詮釋。(lz13)在風流成性的湯馬斯眼中，追逐別的女生，和別的女生做愛如同吃飯睡覺一樣自然、正常，和心屬於誰一點沒關聯，感情的承託和職責在他的觀念裏是簡單的，玩世不恭的。妻子特麗莎和我們大多數女生一樣，永遠也無法明白男生的身心分離——他們對你説愛你，但是又告訴你身體不能忠於你，這樣的生活讓她不堪忍受，幾近崩潰，只能選取離開，湯馬斯的簡單恰恰成就了特麗莎的沉重。
換了中國的説法是“天涯何處無芳草”，還是“取次花叢懶回顧”?
輕和重，我們能做到自己選取嗎?
《布拉格之戀》--不可修改的生命之悲
影片中托馬斯的英俊和放蕩不羈雖然足以令人心動，但薩賓那的演繹對於不論對看過與否原著的人來説都是完美的想象，讓這部很難輕易被明白的影片畫上極其清晰的色彩，極像霧靄中的一抹彩虹，撩人心絃又漸行漸遠。全片以歐式的風格帶給人們一次生命“輕與重“之旅，大膽的情慾戲以異國獨有的開放情調膨脹刺激着觀眾的荷爾蒙，留意翼翼的放縱着肉體又唯恐尤過不及的流浪着心靈。中國人説“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可在昆德拉的眼中，連生命也不能承受的輕究竟是何等的沉重，對愛人亦或民族的輕視、還是對自由亦或夢想的忽視、又或者是對道德大義亦或社會趨勢的漠視?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可承受的輕，能發現這一點併為之痛苦的才是幸運兒。但生命太輕，它只給你一次醒悟的機會。
鏡子將深陷情慾中的男女無限複製，好似生命漫長的看不見盡頭而真實卻轉瞬即逝
這樣的笑臉有幾人能夠抵擋呢
托馬斯是個風流倜儻的調情高手，真正的“萬花叢中過不帶一點紅”，如同大多數人期望的那樣，浪子總會被純情少女所吸引，可惜本性難移的他卻未能因此回頭，雖然承認整顆心整個人生都心甘情願的交給了特蕾薩卻依然改變不了對肉體的追逐和狂熱，能夠説這是托馬斯唯一生命中的“輕”，不是正因放蕩，而是固執己見的不忠是導致兩人命運發生巨大改變以致過早杯具的根本原因。在應對民族大義和妻子理想時托馬斯表現出了一個有着自由意志的愛國人士特有的堅定以及作為一個男生應對誓約和感情的執着，可應對“靈與肉”的分割卻從未真正顧忌妻子特蕾薩的感情，兩人能夠走過戰火硝煙走過流年平淡，卻始終對這件事分歧不斷。托馬斯的理論和行動可能是大部分男生蠢蠢欲動的嚮往，但他們的行動未必心口如一，至少托馬斯完全奉獻出了自己的心，讓人想起了《人約離婚後》裏理直氣壯的方力申，“我去開房了啊，我從來都不騙你的”。他在看到妻子拍攝的薩賓那的裸體照片之後也只是緘默不語，這個聰明又坦蕩的男生。
朱麗葉·比諾什不是第一眼美女，卻絕對是越老越醇的美酒型，會令人驚歎瘦小的她所藴含的能量。她總是以一頭俏麗的短髮出場，未必一出場便光芒萬丈驚為天人，但能夠肯定的是，她那雙攝人心魄的眼睛能夠輕而易舉拿下令她心動的男生。她的出場源於游泳池，幾個老頭圍在游泳池裏下國際象棋，冷不丁一聲譁響，女生姚好的線條游魚般矯捷的穿過游泳池，對即將發生的戀愛渾然不知。她的美在於靈魂的純淨，數字“6”將一個女兒雀躍又羞澀的心態展現的淋漓盡致，在朱麗葉的演繹下她更像是情竇初開的少女，只想毫無保留地奉獻出自己全部的愛，因此在和托馬斯第一次做愛的時候放肆大膽的叫着，像一朵花開的聲音。可她太過純淨的愛卻無法明白托馬斯“靈與肉”分離的理論，堅信這也是所有女生共同的敵對命題，在一次次夢魘和妄想面前手足無措痛苦萬分後也嘗試了出軌，不難想象這是一次帶有報復性質的實驗行為，也是正因不能恨而嘗試着明白，卻沒想到個人的隨性行為早被無孔不入的蘇俄政府盯死。幸運就像是薛定諤的貓，不打開盒子難辨生死。崩潰打擊來臨卻讓試圖迴歸田園享受平靜的夫婦過上了一生最愜意的生活，成為了一對為生活奔波勞累沒有太多想法和波折的平凡夫婦。可昆德拉卻讓他們在最快樂的時候死去，唯有一生
堅持個人意志的薩賓那活了下來，雖然殘忍卻是最能表現本意的設定。朱麗葉的輕便是她毫無保留的愛，她的一生輸贏都在於此，在布拉格無休止的夢魘、在日內瓦找不到個人價值和好處後失落的離去、最終回到布拉格的犯錯和迴歸讓她的一生比另外兩個人更跌宕，她是平凡眾人的代表，為了追逐那兩個自由自在的靈魂而付出的代價。
薩賓那也是這座正在死去的城市中僅有的亮點，美麗的如此不真實
我們所熟悉的但是是鏡中的自己，如果鏡子破碎了，自身的真相又該何去何從
薩賓那，很難不令人愛上的女生。記憶中也曾有過這樣一個堅守着隔代親人的舊物同時又獨立自在的女子，帶着常人不可及的透徹孑然一身快活於世，沒有職責也沒有負擔的痛快。能夠説如果特蕾薩不出現的話，薩賓那和托馬斯維持一輩子知己牀板的關聯是再理想但是的了，那那樣很難説托馬斯是不是另一個弗朗茨。兩個同樣恐懼國家政策和社會道德帶來的枷鎖的人要證明給彼此最好的證明便唯有各自生活，否則就成為了另一出《哈利遇上薩利》。這個恐懼家的感覺的女生總在不斷的離去着，正是這份在中國傳統觀念裏大逆不道的思想和行動深深地令人着迷，她房間裏總是擺放着各種鏡子，破碎的、整齊的、人形的、拼湊的等等，這讓她和托馬斯在鏡子面前熱情奔放的做愛和裸體的特蕾薩突然看到弗朗茨的到來而在滿是鏡子的屋子裏慌不擇路構成鮮明的比較。我們在審視着誰，又在破碎着誰呢。薩賓那能夠説是一個完美的個體，卻註定成為羣眾中最輕的一個，她做不成共產主義的螺絲釘、做不成政府和社會主導下的傀儡、做不成世俗婚姻的犧牲品、做不成完美無牽無掛的情人，最渴望自由的人，才是真正受束縛的，正因鳥兒從不懷疑和恐懼自己是否能夠飛翔。
“脱掉你的衣服”成為了全片出鏡率最高的台詞，它的潛台詞正是脱掉你的偽裝，當然在説出這句話的人同時便已經脱掉了自己的。兩個在被迷霧籠罩中的社會裏竭力尋求着一絲光線的男女在情慾中尋找着短暫的共鳴，托馬斯既是一個腦科醫生，也是一個心理醫生，他能夠輕易看破人心底的病，便是穿在心上的新裝。
政治上被統治的陰暗和國家民族尊嚴被踐踏的痛苦讓布拉格這座城市始終沉浸在灰暗的色調中，在這種暗沉下特蕾薩的出現成為了唯一的色彩，她房間裏以及衣物的大膽明亮極像是挑釁和諷刺。在蘇俄侵略戰爭的爆發畫面甚至一度變成了單純的黑白色，歷史和電影的影像完美的走向了一致，這是全片最沉重的一刻，正是這一刻，生命之輕顯現出了它的好處，可之於生命的好處，卻始終茫然未知。畢竟能讓第二天車禍的結局先到眼前，然後再領略前一晚人們的幸福快樂的，只有之於上帝之位—導演這個劊子手能做出來的事。
經典台詞：
微小的事情才讓每個女生與眾不一樣。
如果我能活兩次，一次，我會讓她住下;另一次，我會把她趕走，然後我就會比較的出最佳的選取，但我們只能活一次，生命是如此之輕。就像是一個輪廓，我們無法填充或修正來讓它變得更好，真是可怕。
布拉格之戀影評
高中時看雜書，發現很多人喜愛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個莫名其妙的短語。覺得這幾個字這麼擺在一齊，很神奇，但不明來源。大學時垂涎三尺看着中文系學兄滿架滿牀詩書，發現了這個名字，也知道了一個叫作米蘭·昆德拉的捷克人，又是寫小説，又是作電影，又是玩爵士，一專多能的樣貌。讀來真是不錯，雖然那時還有些似懂非懂。就是被文字給擊中了，就像讀《百年孤獨》的第一句話就無可就藥痴迷上加西亞·馬爾克斯，翻遍他所有能找到的文字一樣。之後遍尋那個北方城市所有的書架，收集這個捷克人所有的書，還在校園小徑狹路相逢一個學兄，與他辯論為什麼喜愛或者不喜愛米蘭·昆德拉的問題。那時還沒有機會看到這個電影。
在電影學院觀片室的幽暗裏帶着耳機看《布拉格之戀》(theunbearablelightnessofbeing)的感覺，刻在心底很深的地方。除了影像，專注的感覺與坐在電影院裏的質量別無二致。沒有把電影與小説作太多的比較，實際上電影無法承載那麼沉重的抽象的哲學好處。就像愛森斯坦無法把《資本論》搬上銀幕。
已經聽很多人批判電影拍沒了小説裏的深刻意韻，好萊塢欲蓋彌彰的痕跡太濃。親眼看見那些玄妙拗口又才氣橫溢的詞句變成了一個通俗的感情肥皂劇，政治和哲學好處成為虛化的背景，有一點失望。之後慢慢喜愛這個通俗感情故事，在東歐韻味的音樂裏迷醉了。總是看戈達爾和費里尼，還是有些疲累的。電影靠什麼，打動觀者或高雅或低俗的心罷了。不管陽春白雪還是下里巴人，對感情、幸福這類詞的渴念是一樣的。托馬斯與特麗莎，特麗莎與薩賓娜，托馬斯與薩賓娜，薩賓娜與弗蘭茨，托馬斯與無數女生，特麗莎與偶遇的男子……雙雙對對或者孤孤單單，都掙扎在愛和情慾裏。意識在忠實與背叛，自省與惶惑中游走，輕與重的問題伴隨始終。有關於時代的困惑，也有超越時代的思索。
靈魂在肉體上方默默注視，肉體卻服從本體的需要。因此才有托馬斯永遠的不忠和特麗莎永遠的苦痛。薩賓娜雖然也需要情感的歸宿，卻仍然選取了自由和繼續背叛。當一切沉重的思考迷惘得無從着落，就變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而同時仍感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布拉格之戀》編劇之一讓-克洛德·卡里耶從1968年就認識昆德拉，就應會從語詞掩蓋下摘出情節來。這個故事編得還不算糟糕。
一切遭到壓抑的時候，托馬斯無論是道貌岸然站在手術枱邊，還是被放逐擦玻璃，都尋機與各類女子尋歡作樂。此時的自制力，遠不及拒寫認罪書堅定。這樣的堅定，讓他對特麗莎的背叛看起來不那麼可惡。
丹尼爾·戴·劉易斯冰藍色幾乎透明的眼睛，狡黠着放蕩着憂鬱着，魅力十足，四處搜尋獵物。《純真年代》裏，滿臉滄桑的劉易斯孤獨坐在情人窗下，任由窗簾隨風飄蕩，窗子由開向關，起身默默離去。另一種詮釋。可惜貌美如花的伊莎貝爾·阿佳妮沒有享受到忠貞一世的感情，真實的劉易斯只是比托馬斯收斂一點而已。
薩賓娜則永遠戴着黑色男式禮帽，持續自由和遺世獨立。清楚記得薩賓娜説：我不是反對共產主義，我只是反對媚俗。我們都反對媚俗，可媚俗恰恰是人類無法避免的一個部分。沒有人能逃脱人類與生俱來的宿命。我們永遠生活在悖論中，永遠在探索無法解答的問題。
她在瑞士收到寫有托馬斯夫婦噩耗的信，淚流滿面。終結了三個人曖昧不明卻真實可觸摸的關聯。電影名字的另一箇中文譯法是《沉重浮生》，這個並不高深的俗世浮生，只是正因這樣的世界而沉重。
特麗莎，永遠像一隻乖巧純真容易受傷的小鹿，哀傷地絕望地愛着托馬斯。她説：下次你再去找那些女生，帶着我去行嗎?我幫你給她們脱衣服。無望至此，直教人無奈歎息。
朱麗葉特·比諾什的美麗，在那裏展露無遺。《藍色》裏面的茱麗，已經被賦予太多沉重的好處，不屬於俗世，只可遠觀。此處的特麗莎，在陽光草地上讀書，在游泳池裏魚般滑行，都是屬於塵世的有血有肉的純美少女。有人説，比諾什像春天裏的第一口雪糕。她的美既是天生麗質，又像一架經過精心設計的複雜的裝置，鐘擺在上方弧形的擺動，左側是古典的歐洲，右側是赤裸在深淵上的歐洲。
特麗莎對托馬斯，起初只是單純的愛和依靠。變故讓她內心的力量驚醒。不顧一切對着蘇軍的槍口拍照時，隻身離開托馬斯時，她已經長大了。
好在兩個人最後有過一段無慾無求的日子，桃源仙境裏與寵物豬狗做伴的日子。就像很多年前看了電視劇就把陳曉旭認作林黛玉一樣，覺得特麗莎似乎就是比諾什的樣貌了。
電影以前引起惡評如潮。很多批評家對公開出此刻小説裏的敍述者的"缺失"感到遺憾，還探討昆德拉小説的"不可改編性"，探討文學敍事與電影敍事是否有同一性。記得一次bbs上的討論，多數人都對文學作品改編的電影嗤之以鼻，認為它難以傳達出小説的神貌。
看施隆多夫的《錫鼓》時，只有看見君特·格拉斯小説《鐵皮鼓》中奧斯卡的驚喜，沒有太多不適。既然是改編，又何必必須沿着一條老路走到黑呢。之後恰好看見一個叫作帕·卡特里斯的美國人寫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從不一樣視角看電影改編》。帕·卡特里斯提到了小説與電影中"跨距離"的概念，即敍事好處上焦距層次上的轉換。而另一概念"零度焦距"，指不定焦於某一具體人物。這與熱奈特的距離概念有關，指故事與讀者(觀者)之間的喻意距離，敍事者存在越明顯，讀者/觀者與故事間的距離也就越大。二者相比，小説中體現的距離比電影中大得多。正因電影中敍事者是缺失的。而小説中時時跳出來夾敍夾議的敍事者起了很大的間離作用。
其實這篇文章裏，印象最深的是他討論影片的音樂，捷克作曲家利奧什·雅那切克的《童話：第三樂章》裏的小提琴協奏曲。一向鍾情捷克的音樂，正因昆德拉小説裏描述的捷克民族的載歌載舞，歌舞中的突發感情(小説《玩笑》裏)，更重要正因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的《沃爾塔瓦河》，驟然一聽，驚豔的感覺一向難忘，於是開始了四處搜尋的歷程並幸運得逞。有些音樂會忽然間在人生的某個瞬間打動你，就像你不知道自己聽薩拉薩蒂的《流浪者之歌》會忽然落淚。
就像遭遇米蘭·昆德拉故弄玄虛説的“利多斯特(litost)”：一個人突然洞察自身的悲慘而產生的一種極度痛苦。
看了文章的第二天，就在學校門口的路上買到了雅那切克絃樂四重奏的cd，覺得很奇妙。之後看見李皖寫的《向雅那切克致敬》的文章。音樂披上世俗外衣，表述方式開始平俗，這，似乎也沒什麼可抱怨的。時代使然。
影片使用了捷克導演詹·尼梅克的資料鏡頭，就是蘇軍坦克(1968年8月20日和21日)入城那段，著名的“布拉格之春”。當時尼梅克正與約瑟夫·斯克沃萊吉拍攝的一部關於布拉格的紀錄片，名為《布拉格清唱劇》(1968年)。影片還使用了曼·雷和比爾·布蘭蒂的攝影素材。
捷克新浪潮電影導演賈洛米爾·吉里斯1968年以前改編了米蘭·昆德拉的《玩笑》，可惜沒有機會見到。
“人們想成為未來的主人的唯一理由就是要改變過去”，米蘭·昆德拉在《笑忘錄》裏説。要命的是這個人太聰明而且很刻薄，象巫師一樣，總是一刀正中要害。電視裏channel[v]台循環播放王菲有一搭沒一搭的《笑忘書》，一看即知作詞者大約某天看到了《笑忘錄》的封面。幾乎是個完全小資手冊。20xx年前出現的電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只是"庸俗化了"的先聲而已。也許此時，已經沒有人願意把它拍成一個哪怕更庸俗的東西，正因關注這種小説的人並不多了。
米蘭·昆德拉在《笑忘錄》裏説，"我們寫書的理由是我們的孩子們根本就不屑一顧。我們轉向一個匿名的世界，是正因我們向自己妻子談話的時候他們充耳不聞。"那年我為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拿《生活在別處》與人互換，結果各自都痛心不已。之後，書的前主人刻了一個小石頭給我，作為永久紀念。將它別在一件紅色外衣上畫的嘴斜眼歪的韓國逃學頑童旁邊。總是有人問我：那上方寫的什麼?仔細看，然後哈哈大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太搞笑了吧?然後我也笑。有什麼辦法呢，就是覺得這個小石頭和這個小孩和這件衣服很協調。
該片被評為1988年美國十佳影片之一，獲戛納電影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