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xx年，央視各頻道曾熱播過題為《年輕不可看輕》(又名“我二十三歲”)的公益廣告，每當想起這則廣告，我的思緒便會回到五味雜陳的我的二十三歲時。
一九七九年是我的二十三歲。記得歌曲《春天的故事》唱道：“一九七九年，那是一個春天。”確實，這一年不僅是共和國的又一個春天，也是我叩開理想之門的人生的春天。這一年，我在經歷鳳凰涅槃般痛苦抉擇，離開心愛的農場後，跨進了瘦西湖畔的揚州師範學院，邁入了美妙的人生之春。
其實，年初時我並未意識到這將是自己在農場的最後一年。那年一月下了兩場大雪，到處一片冰天雪地。然而這嚴寒並沒能按捺住全縣五大農場(縣種豬場、良種場，黃橋果園場、種豬場，馬甸養殖場)的知青對自己多舛命運的強烈抗爭。
一月初，受全國知青大返城高潮的影響，有一天下午上工時，有幾個消息靈通的知青悄悄議論説：“全國的知青馬上都要回城了，但我們農場知青卻不在其中。據説是因為我們已是國家農業工人，再也不能享受知青待遇了。”這個消息像又一場暴雪下在全場五十多個知青的心上，大家人心惶惶、議論紛紛，情緒一下跌倒了冰點。在人心思歸的情緒下，有人提議説，“我們應聯絡其他農場的知青一起到縣知青辦去問個究竟，提出我們的合理請求。”真是一語提醒了夢中人，大家立即結束了手中的活兒，集中到農場知青大樓會議室，商量聯絡及申訴事宜。喜歡打籃球的南京知青仲鋒此前曾去過縣良種場和馬甸養殖場，和那裏的知青打過友誼賽，就主動提出去這兩個農場聯絡。剩下黃橋的兩個農場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聯絡員，正在大家一籌莫展時，我的中學同學，當時擔任場革會祕書的袁建中提醒我説：“你不是剛從黨校培訓回來嗎，應該認識果園場的知青吧，你就跑一趟吧。”那時，縣委黨校改名為縣五七幹校，由縣城遷到了五十里外的果園場裏。大家一聽齊聲附和道：“那你就辛苦一趟吧。”我沒想到袁建中的腦子轉得這麼快，突然將難題擺到了我面前，心裏矛盾開了：要不要向場革會請示，曹主任會不會同意?我就悄悄地向袁建中説出了心中的顧慮，希望他先幫溝通一下，不想立即遭到在場同伴的冷嘲熱諷：“到底是團支書，覺悟高，紀律強”，“將來回城再不需要我們的選票了”。聽着這樣的嘲諷，我真是百口莫辯。捫心自問，從上中學到下放農場，我一直十分鄙視通過巴結領導獲取個人利益的行為。我甚至將自己定位為永不巴結權勢，自甘平民百姓的“賤骨頭”。不想現在卻成了同伴心目中的勢利小人，心裏非常委屈。但想到以前他們曾毫不吝惜自己的選票，選我當團支書，選我出席全縣上山下鄉先進代表大會時對我的信任，就感到再沒理由推託不前了。我絕不能在關鍵時刻冷了對我寄予厚望的同伴的心，更不能做見榮譽就上，見困難就躲的縮頭烏龜。於是懷着一股不負重託的青春豪氣，我當即答應東進黃橋。
説走就走，我立即揹着西天如血的殘陽，騎着我用兩年積蓄新買的永久牌自行車，登上了佈滿沙石、顛簸不平、塵土飛揚的城黃公路，按着記憶中前兩次坐車去黨校的路線，向五十多裏外的黃橋果園場疾馳而去。經過近兩小時的狂奔，在四周一片漆黑的初夜時分，裹着熱騰騰濕漉漉一身冬裝的我終於到達位於黃橋西北劉陳公社地界的黃橋果園場場部。
曾在黨校培訓班上同學的果園場知青團支部書記劉建忠聞訊趕來。當他得知農場知青身份被改的重大變故後，立即召集知青骨幹，在知青集體宿舍昏黃的白熾燈下商量應變措施，並派兩人連夜騎上我的“寡婦車”(當時習俗，新車輕易不借人。為避免被借後超負荷帶人，車主常常卸掉車後的衣包架，故稱“寡婦車”)奔向黃橋種豬場知青點。直到半夜，我才在朦朧之中聽到他們成功返回的消息。
看着劉建忠幹練果斷的指揮才能和知青們雷厲風行的辦事風格，我暗暗佩服黃橋知青身上散發出的老區人民的傳統作風，心中油然而生未負眾望的欣慰之情。兩年之前我與良種場朱曉進、果園場劉建忠及養殖場張星瑋四人踏着積雪從果園場步行到黃橋汽車站的場景又在眼前浮現。
那是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中旬，我們四人作為各自農場的知青團支部書記，到縣委黨校參加了全縣共青團幹部培訓班。培訓結束後，朱曉進(現為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江蘇省政協副主席)本可以騎着他的自行車從河失公社抄近路回城的，但為了減輕我們的負擔，他硬是推着自行車，馱着四個人的行李，深一腳淺一腳地陪我們，跋涉在鋪滿皚皚白雪的從果園場到黃橋的雪地上，一直把我們送到黃橋汽車站。返城後的十二月底，我們又馬不停蹄參加全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先進代表大會，我們三個男知青被安排在縣委第二招待所的同一房間，就像回到了黨校培訓班上。為紀念這經歷冰雪磨礪的友誼，會議結束時，劉建忠贈給我一本塑料封皮的日記本，還在扉頁上題了一首《卜算子·贈友人》。詞曰：
冰天雪地寒，情激數九離。為學馬列鬥蒼天，笑迎紅日起。
幹校結新友，同志加兄弟。廣闊天地共努力，春風遍大地。
劉建忠《卜算子·贈友人》手跡(1977年元旦)
這首激情四射的詞記錄了我們的青春友誼，道出了我們的美好希冀。眼前的劉建忠正以實際行動踐行着“同志加兄弟”的戰友承諾，令我感動不已。
翌日清晨，我先騎車趕回我場。到場時，仲鋒聯絡的良種場及養殖場知青代表已經趕到。不一會兒，劉建忠帶領的黃橋知青代表也火速趕到。於是全縣五大農場的知青代表歷史性地在我場會師。這是第一次相聚，也是唯一一次主題大聚會。
經過一晝夜緊張的討論和準備，第二天早晨上班後，五大農場的知青代表和離城較近的我場及良種場部分知青組成了一支幾十人的申訴隊伍，有的扛着紅旗，有的騎着自行車馱着同伴，有的用簸箕挑着申訴書、漿糊和刷漿糊的高粱秸把子，逶迤曲折地趕到縣城百貨公司(現鼓樓商場)北邊工商聯大院裏的縣知青辦進行申訴。當時我們提出的請求是：恢復我們的知青身份，落實當初下放時對我們在招工、當兵、上學等各方面享受與下放農村知青同等待遇的承諾。
不料，我們的請求被知青辦負責人以“上級決定誰也無權改變”為理由嚴詞拒絕，這位負責人還警告我們説，“再鬧下去就處分你們，永遠別想回城!”這激起了全體知青代表的公憤。於是更多的知青湧向鼓樓街中心，他們有的張貼《我們要回家》、《告知青家長書》、《告全縣人民書》，有的向過往的羣眾講述知青辦當初的承諾事項和今天的突然變卦，呼籲知青家長及市民羣眾給予聲援和支持。
這次行動持續了大半天，感動了縣城百姓，聚攏了知青家長，驚動了縣革會領導，成了當日全縣的頭號新聞。
後來聽説，那天縣革會連夜召集五大農場的革委會主任開會，嚴厲批評他們教育無方管理不力，責令他們千方百計做好安撫工作，及早恢復生產秩序。縣裏後來還做出決定，可以將我們的户口就地轉成城市居民，但人不能回城。
這次行動達到了我們“披露事實真相、贏得同情關注”的最初目標，雖然我們的身份和職業暫未獲得本質改變，但農場知青冰封的返城之門由此撞開了一道縫隙。此後，我場陸續有知青通過病退、頂替、隨上調的下放父母回城等途徑離開了農場，但我的回城之路卻從此被縣知青辦卡死了。
這次行動後的第二天早上，我在農場大門口遇見了騎着自行車從縣城趕來上班的場革會曹九達主任。一向對我關愛有加的曹主任那天晴轉陰般見面就是陰冷的一句“你們乾的好事，你是罪魁禍首吧!”
看着曹主任從未有過的冷酷，我想一定是因為我場知青串聯上街的事連累他在縣裏捱了批，感到自己這下真的辜負了他對我的重點培養，心裏很慚愧。自一九七五年初進場以來，曹九達主任、俞立平場長等領導對我不可謂不器重。他們先讓我參加旨在根治種豬哮喘病的仔豬人工哺乳科技攻關小組，又派我去良種場參加全縣農技員培訓班，後來，在先我插場的孫文、丁蒼健兩個骨幹調入縣農業學大寨工作組後，又讓我擔任農場團總支委員兼知青團支部書記，最後還調我進農場的小工廠學習技術。想到這些，我覺得很對不起曹主任，但又感到自己當時真的無法選擇，並沒有過錯。若要追究，就該追究縣知青辦出爾反爾不講信用的責任。懷着這種複雜的心情，我什麼話也沒説，灰溜溜地溜進了農場河西的小工廠車間裏。
過了幾天，同在小工廠的仲鋒告訴我，他父親已調回省廳，過幾天他也要回省城了。聽此消息，我一下矇住了。仲鋒的突然離場是不是與他去良種場和養殖場聯絡知青有關?是不是他父親為避免他受處分而通關係採取的非常之舉?他走後我將受到怎樣的處分?我無奈地等待着。
在等待發落的日子裏，我反覆思忖此事，心情真可謂五味雜陳。首先是懊喪和氣憤，為自己目前的處境懊喪，為另兩位知青所受不公正待遇氣憤(他們一為我在小工廠的師傅，一為我愛戀的女友，他們都參加了技工學校的招生體檢，後因農業工人的身份而未能錄取)。其次為仲鋒的即將離去而傷感。仲鋒性格直率，樂於助人。但由於從小生活在省城，不熟悉故鄉的風俗人情，常因書生氣而受到有些同伴捉弄。每當此時，我就在暗中支持他，由此和他走得較近。在他即將離去之際，我想到今後可能再難見面，不覺悲從中來。再次是絕望和覺醒，為自己無望的前途而絕望，為已考取大中專學校的知青的命運而覺醒。此事過後，由於政策鬆動，我父親就託人説情，想提前退休讓我頂替回城，但終被知青辦某負責人以我曾帶頭上訪為由而卡死了。見此路不通，父親又叫我認真複習去考大學，並逼我先到母校的大學聯考補習班教室窗外旁聽，説已經託人打過招呼。我覺得丟人，不好意思去。但思前想後，想到良種場的朱曉進考取了北京大學，我場的孫文考取了省公安學校大專班，我的室友楊順連考取了洪澤湖石油學校……他們都成了當時的天之驕子，我和他們都是農場知青，為什麼沒有他們那種改變自己命運的志氣呢?我猛然覺得，《國際歌》中“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這幾句好像是專為我唱的!我通過大學聯考救助自己，總沒人敢再阻攔了吧!想到這兒，我當即決定破釜沉舟，決一死戰。
出乎我意料的是工農出身的刀子嘴豆腐心般的曹主任不僅沒有給我任何處分，反而在我最緊張的大學聯考衝刺階段，爽快批准了我停工複習的請求。這給身心憔悴中的我帶來了重新開始的勇氣和力量。
於是在春節前的最後一週，每天晚飯後我就從農場趕到母校，厚着臉皮站在大學聯考補習班教室窗外聽課做筆記。由此感動了“上帝”，感動了和我家鄰居的母校教導主任方彭壽老師。方主任當即讓我春節後到學校會計室繳費註冊。
春節後，我成了母校大學聯考補習班的插班生。在補習班上，我拿到了散發着油墨香的各科最新的模擬試卷和大量的複習題，還看到了以前從未見過的各科複習大綱，徹底結束了東一榔頭西一棒的盲目的複習狀態。此後，我像鉚足了勁的機器高速運轉着。每天清晨上工前，捧着複習資料爬上知青大樓頂層，坐在灑滿陽光的天窗下大聲朗讀和背誦。晚飯後立即騎車趕往母校補習班，搶着最前的座位坐下，屏息凝神地傾聽老師的每一句話。下課後又頂着滿天星光趕回農場，在昏黃的煤油燈下演算消化課上未理解的題目。“攻城不怕堅，攻書莫畏難。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那段時間，我經常用葉劍英元帥的這首《攻關》詩激勵自己。經過三個多月的奮戰，我在二十三歲火熱的夏季終於贏得了大學聯考，成了我場知青中第一個本科生。
一九七九年是我的二十三歲。這既是我個人履歷中沉重而閃亮的一年，也是我們農場知青史上難以忘懷的一年。在離開農場的那一刻，我心中既充滿對未來生活的美好憧憬，更難捨五年中與我朝夕相處的農場領導、農工朋友和知青戰友，特別是我深深戀着的女友。
我們這代人，在本該跨入如詩如畫大學門檻的風華正茂的十八九歲，奔向了山區平原農村邊陲的廣闊天地，任起伏的波瀾蹉跎人生的夢幻。又在本該滿懷文韜武略，意氣風發地報效家國的二十三歲，重返青春伊甸園，如飢似渴地讀書思考，上下求索。這看似一場誤會的歷史在我個人的履歷表上留下了永恆的印記。為避免少年的無知無畏和青春的年少輕狂，我在考入大學後第一張登記表“曾任職務、曾受表彰”欄目裏，以空白的形式隱去了自己一直擔任青年幹部，屢屢獲得單位表彰的履歷，決心將我年輕的頭顱扎進更營養的土壤，用我青春的熱血澆灌更絢爛的事業。(20xx.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