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有國才有家，感謝那些為了我們現代生活而奮鬥的人們，下面我們一起看看這篇《老兵陶谷》。
每當到了“八·一”建軍節，我都會想到我的姨父，老兵陶谷。
第一次見到姨父陶谷，那是一九七O年的暑假。
那年暑假，我陪媽媽一起到上海的姨母家。去之前就聽媽媽説，姨父、姨母都是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老兵”，如今轉業到上海。姨父時任上海滬東造船廠黨委副書記兼政治部主任。我們到上海時，他們剛剛被“解放”。從農場返回工作崗位，結束了長達三、四年的“牛棚”生活。
高高的個子，挺直的腰板，不苟言笑，一張嚴肅的臉，這是我對姨父的第一印象。但接觸不到半天，那刻板的面龐就露出了笑容。他聽説我是中學教師，連聲説：“還是‘老九’好，聞起來臭，其實吃起來香!”一句話把我們逗笑了。
在姨母家的日子，姨父從不談“牛棚”的苦經。那時上海的交通沒有現在這樣發達，不要説普通百姓沒有私家車，就連像姨父、姨母這樣的高級幹部也沒有私家車。他不論寒暑，不分冬夏，每天早出晚歸，從住地徐彙區永福路出發，乘電車轉公共汽車，再坐輪渡到浦東的滬東造船廠，單程路上要一兩個小時。因此，姨父起得特別早，幾乎每天都是四點鐘起牀。晚上下班後又是輪渡、公共汽車、電車，回到家一般是晚上八點多鐘了。
姨父下班回來再遲，他每天總會把十多個版面的《新民晚報》讀個遍才休息。《新民晚報》成為他每天的必讀。掛在他嘴邊常説的一句話“幹部不讀書、不看報是不行的，我要把失去的時間補回來!”
姨父從不喝酒，但我來了以後，總是要陪我小酌一杯。和我相處的日子，姨父除了談心，就是讀報，讀報之餘的閒談中，他對日本鬼子深惡痛絕。有時挽起褲腿，讓我看看和日本人作戰時留下的槍眼和傷疤。“不能忘記日本侵華的歷史。忘記了就意味着背叛!”這是姨父常説的一句話。
官復原職後，姨父是單位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按規定可以享受高幹待遇，上、下班公車接送。但他從不搞特殊。配給他的車，除了工作，一律不準私用，他自己上、下班，寧可坐公共汽車和渡船，也不準司機接送。
他對當時因知青回城“開後門”之風恨之入骨。“聽説農村大隊書記都抽知青送的‘飛馬’煙，這樣下去很危險!這是在以權謀私!”姨父在談心時憤憤地説。交談中，他對教師職業十分尊重，告誡我：“要好好教書，‘老九’將來會有出息的!”
姨父的家風很嚴。雖然復出後工資很高，但一件襯衫補了又補。一些家鄉的親戚看他身居高位，找上門來想通過他的關係在上海找份工作，姨父總是耐心地説服他們，然後從工資中拿出一些錢資助他們回鄉。
姨父對自己的子女要求更嚴。在知青返城、開後門成風的關鍵時刻，他告誡子女：“現在國家百廢待興，急需人才。你們要想成為人才，留在上海工作，須靠自己努力，打我的主義，沒門!”子女們沒有辜負姨父的教誨，憑藉自己的勤奮刻苦和聰明才幹，五個兄妹有四位考上了大學，走上了領導崗位，最小的寶貝女兒招工在馬鞍山的工廠當了一名工人，直到退休後才回到上海。
在我和母親返鄉前夕，表弟表妹都示意他把單位的小車借用一下，送我們去火車站，姨父沒吱聲。直到那天車來接送我們去火車站，才知道姨父聯繫的是一輛出租車。
姨父的晚年很寂寞。姨母去世後，家裏只有保姆陪着他。子女們大了，分居出門，只有等晚間下班或節假日才能抽空陪他。有兩次出差去看望他，他拉着我的手，叮囑我，要媽媽到上海來玩，“再遲，我們老兄妹就見不着了!”
如今這位令人尊敬的抗戰老兵，我的姨父陶谷已魂歸故里。但他那高大的老兵形象，一直印在我的腦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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