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温總理答記者問當中，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問出了很多國人內心的不安：規劃和未來是美好的，可是政策到底能夠貫徹幾分卻着實讓人擔憂，即所謂“知易行難”。正如該記者在提問中所提到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個概念早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就一直提到今天，真正地貫徹落實，最難的地方在哪裏？
總理的回答誠懇而切中要害，其中提到的兩個比gdp更為重要的數字是應當引起我們深刻反思的。
“一是觀念；一是創新機制和幹部考核的標準。所謂創新機制，其實決定一個國家發展的主要在教育和科技。我一直強調，中國的振興不單在經濟總量，而根本在人才和科技進步，並且要建立和完善鼓勵科技進步、人才成長的機制。
通過改革促進產學研的結合，我以為有兩個數字比gdp更為重要，一是教育經費佔國民經濟的比重；一是研發經費佔生產的比重。這兩條就決定了我們這個民族和國家的創新力量，這才是最有力、最持久、最可靠的發展因素。“
中國經濟週刊2011年3月8日的時評中有一篇題為“教育經費佔gdp4%目標18年未實現 欠賬超1.6萬億”的文章，該文一針見血地指出：“比起對軌道交通、高速鐵路等，動輒萬億的‘慷慨’投資規模，10年來，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還未到4%。在捉襟見肘的經費面前，‘百年大計、教育為本’的口號多少顯得有些力不從心。而根據世界銀行XX年的統計，在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日本、英國和美國等高收入國家公共教育支出佔gdp的均值為4.8%，而哥倫比亞、古巴、約旦、祕魯等中低收入國家公共教育支出佔gdp的均值為5.6%。”
眾所周知，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就是對教育的極大投入。我國的經濟總量已躍居全球第二，然而教育經費的增長目標卻歷時18年仍未完成，着實令人痛心。一個國家的形象，不僅僅是幾條高速鐵路，而是體現在每一個國民身上，教育則無疑是提高國民素質的最重要的途徑。在國家硬實力逐漸上升的同時，如何通過教育提升軟實力以塑造國家形象，擴大文化影響力，是我們應當深思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