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活滿意度是個人對生活的綜合認知的主觀判斷,主要是對個體自我生活的一個總體的概括認識和評價,這種評價對主觀幸福感至關重要。幸福感作為一種心理感覺，與生活滿意度的關聯存在一種依存關係。本研究提出了這樣的假設：女性對生活滿意度會隨年齡的增加而提升;物質條件的滿足與生活滿意度有很大關聯，但個別的學歷較高的人羣，可能存在物質條件好，生活滿意度較低，幸福感指數不高的現實情況。本項目的研究旨在為政府在本領域的決策提供心理科學的依據和婦聯組織的視角思考。
【關鍵詞】：生活滿意度 幸福感指數 女性 調查
一、前言
1、調查目的：
本次調查希望通過對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的評估，瞭解本市不同年齡段和學歷程度的女性羣體在生活質量與幸福感之間的關係依存度，以及其中的差異性等問題，生活滿意度與心理健康的關係，不同區域的女性羣體之間的差異，這些差異性的背後存在的社會因素和個人因素。為政府及相關部門在女性問題上的決策提供心理科學的依據。
調查人羣：
全市各轄區不同年齡段、不同學歷的成年女性3000人。
二、結果分析
1、年齡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
全市部分女性生活滿意度指數年齡段調查統計 表一
全市部分女性生活滿意度指數年齡段常模為：17.29±5.06。
表中紅色部分數據顯示，鐘樓區、慼墅堰區、新北區、溧陽市均顯示高出常模，提示這些區域的被調查女性生活滿意度可能較其他的被調查女性要好，特別是新北區與溧陽區，他們的總體生活滿意度指數較高，預示這兩個區域的女性個人幸福感也較高。綜合這兩個區域的情況，可能是與農業生活的人數較多，長期的農村生活對現有生活質量的水平比較滿意，體現其追求的生活狀態總體上較其他區域更具幸福感。
2、學歷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
全市部分女性生活滿意度指數學歷類別調查統計 表二
全市部分女性生活滿意度指數學歷類別常模為：17.17±5.17
從學歷的類別來看，鐘樓區高中生的個別差異較大，大部分則較為穩定。高中生和大學生的離散度較小，説明他們的生活質量高於國中生，也許是他們的工作環境與經濟收入因學歷關係得到提升，社會接受度也高，容易在社會環境中比學歷低的有較多的機會與社會參與度，因此，體現自身價值的社會收益較多。比較而言，武進區和鐘樓區總的常模高於全市區域常模，呈現生活滿意度較高的狀況。
從各轄區的總常模比較來看，武進區和鐘樓區女性羣體整體生活質量較高，新北區女性羣體生活質量相對較低些。
武進區和鐘樓區的經濟基礎較其他區域要好，給當地民眾生活帶來比較安逸的環境與舒適的生活條件，因此，物質上的保證給女性較高的生活滿意度。而新北區從理論上應與武進區不相上下，可能源於其特殊的環境與政府行政機構的距離，產生的對生活質量的要求在提升，可對比的參照羣體也可能引起心理落差，抑或生活水平與其他區域相比有下降趨勢。
3、年齡對幸福感的影響：
全市部分女性幸福感指數年齡段調查統計 表三
全市部分女性幸福感指數年齡段常模：4.30±5.72
從表中可以看出，天寧區、新北區、金壇市、溧陽市的部分女性羣體幸福感常模高於全市被調查女性的總體幸福感常模，總體幸福感高於其他區域。
總體而言，60後、70後、80後的幸福感趨於穩定態勢，個別區域，比如新北區的90後就顯得比較突出;金壇個別人的幸福感指數超高，提示可能有故意的作為或出現精神異常的可能，需要加以特別注意。抑或有調查中對被控環境的因素出現不符合專業要求的情況，需要予以甑別。
國內有研究結果，幸福感指數常模為5.12+2.03.我市部分女性的幸福感指數調查，其常模均高出其他人羣，顯示我市被調查女性具有較高的幸福感指數。
從全市各轄區不同年齡段的幸福感指數比較(圖表21)來看，金壇的80後、新區的60後、90後幸福感指數較高，總體上60後、70後比較穩定，沒有顯示出較大的差異性。慼墅堰的90後則呈現出較低的態勢。
4、學歷對幸福感的影響：
全市部分女性幸福感指數學歷類別調查統計 表四
全市部分女性幸福感指數學歷常模：4.79±5.13
從學歷上看，個人文化程度的差異還是在主觀幸福感的體驗上呈現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差異性，且相互間的個性差異較大。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羣體大部分處於穩定狀態即在一定區間範圍內波動。在學歷上的常模也高於我國某一人羣的常模。其中，新北區、金壇市則高於全市被調查女性羣體的總體水平。
處在較高狀態的區域是武進區和鐘樓區，幸福感指數處在較高狀態的區域則是新北區和金壇市。由此，也印證了當初的假設，即，生活滿意度指數高的人羣，其幸福感指數不一定就高。簡言之，生活比較滿意的人不一定感到幸福。
所以，從幸福感指數的調查來看，主觀幸福感受很多因素的影響，並非物質條件好了就一定感到幸福，還有其個人的人格因素、環境因素、文化素養、理想觀、價值觀、婚姻觀、成長經歷、社會因素、生活形態的諸多因素影響。
對低學歷的女性而言，其生活滿意度常模比較接近社會常模，原因可能是對生活的思考深度問題。對此類的女性羣體應該進行“溢出性鼓勵”，即以此影響其周圍的女性和家庭成員，擴散其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體驗，營造社會性和諧氛圍。
高學歷的女性羣體對生活的追求目的不同，有着較高的生活目標和情感需求，其生活中的物質條件已經遠遠不能適應其精神層面的需求，有必要加強對此類女性羣體的精神需求的滿足舉措，應該對其進行“禮花式引導”，即對其此類女性羣體進行職業與生活質量訓練，提升其幸福感指數。
三、小結
調查結果大部分支持了當初的假設。
女性生活滿意度指數與幸福感指數雖然是一個城市社會發展狀況的羣體性主觀感受，是社會和心理問題的“集體潛意識”，但不能簡單地以此作為體現某一羣體或個人生活質量、羣體或個人幸福及衡量社會文明進步程度的一個絕對性指標。
從常模看，我市部分女性羣體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主觀體驗高於其他城市，在全國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