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會以來，從“左”的路線和思想束縛下逐步擺脱和解放出來的中國人民，在鄧小平理論的旗幟下，按照黨中央確定的基本路線，以極大的歷史主動性和創造性，大膽探索，不斷創新，由十二大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十三大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進而到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漸形成。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性質與特徵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一種經濟體制，它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作為市場經濟，它本身沒有姓“社”姓“資”之分。但是，市場經濟又總是與各國特有的歷史條件和社會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因而又具有自身固有的特點。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與社會主義公有制、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共同富裕的奮鬥目標緊密相聯繫的，與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形態有根本的不同。它有與其他市場經濟體制的共性，又具有與其他市場經濟體制不同的特徵。共性表現在經濟活動市場化、企業經營自主化、政府調節間接化、經濟運行法制化。
其次，在所有制結構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共同發展;在分配製度上，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在宏觀調控上，國家把人民的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結合起來，能更好地發揮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
(二)進展與成績
經過艱苦的努力，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若干重大而明顯的進展。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1、微觀基礎發生結構性變化。所有制結構和企業制度是經濟關係的基礎。經過20多年的努力，已經初步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現代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微觀經濟基礎已經形成雛型。
2、市場經濟體系建設特別是商品市場體系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到現在，除壟斷性行業和少數重要領域外，市場機制在經濟運行中基本取得主導地位，無論是國民經濟的總體市場化程度，還是產品的市場化程度以及部分要素的市場化程度，都有了相當程度的提高。
3、新型分配製度和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的雛型正在建立中。國民收入宏觀分配形成新的格局，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開始結合，個人收入分配調節機制逐步建立，以間接調節為主的宏觀調控體制初步形成。
4、對外開放格局取得突破性進展。經濟體制改革是與對外開放緊密結合進行的，相對於傳統的封閉格局而言，對外開放本身就是改革。在過去的20年中，對外開放的地域、領域不斷擴展。與此相適應，我國對外貿易體制改革取得積極進展，特別是外經貿經營權進一步放開。同時，我國開始實施“走出去”戰略，不少企業開始到國外投資建廠，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逐步貫通，融合度不斷提高。
以上分析，我們大體可以對改革的進展成效作如下評估：我國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格局已經明顯改變，在競爭性領域，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開始發揮，在少數傳統壟斷性領域，也即將形成市場力量對傳統體制的包圍之勢，總體上説，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已經初步建立，這對於我國現代化建設事業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三)突出問題
這裏需要説明，“初步建立”並非指體制的全部，而是指體制的“基本框架”。因為我國前20年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還很不完善，與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相比尚有很大距離。總體上分析，當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存在三類問題。
首先，市場化改革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尚未取得突破 ，如產權改革滯後、要素市場“雙軌制”、按要素分配的實現機制、政府自身的體制改革問題等等。
其次，進入新世紀後國內外形勢變化提出的新挑戰。主要表現在：以信息革命和生物工程革命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的挑戰、以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全球化的挑戰、以市場供求關係變化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主要內容的中國經濟發展格局的對經濟體制改革的挑戰。並且，由於改革背景等因素，我國的市場化存在先天不足，這種“先天性不足”和“後天的進展滯後”結合在一起，使改革的難度明顯增大。
再者，改革主體本身的利益制約問題。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經歷了一代人的時間。從改革主體本身分析，有兩個問題比較突出：一是改革主體的利益制約問題。二是改革方略的調整問題。這就要求，下一階段的改革，不僅是對前一階段改革的延續和深化，而且是對原有某些改革方略的調整。從這個意義上説，改革者有一個與時俱進的問題。
(四)對改革戰略的思考
以上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了分析和判斷，由此引起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若干戰略問題的深層思考。
思考之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圍繞着什麼“軸心”展開?
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以推進生產力的發展為中心展開的，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把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作為衡量改革得失成敗的標準之一。但是，前一階段的改革主要是針對舊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對現有生產力發展的束縛而展開的，現在的問題是，不僅要破除影響現有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而且尤其要破除影響先進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還要為先進生產力發展創造新的體制環境，從而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實現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的結合。
同時，也要注重人自身的解放和發展，緊緊抓住由“計劃人”向“自主人”轉變這一核心問題，促進人的自由的全面發展。這就要求我們不僅着眼於人民現實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而且着眼於促進人的思想素質的提高;不僅從體制上促進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更要從體制上保證人民羣眾作為獨立的社會力量依法管好自己的事情，實現自己的願望和利益。
思考之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應當採取什麼樣的戰略取向?
前20年的改革，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以市場化為取向的，但總的來説深度不足，距離目標模式尚有很大的距離。在這種背景下，應當明確提出以深度市場化、國際化和法制化作為改革的戰略取向。
按照這一思路，中國經濟改革應有新的追求：深化改革的層次;拓展改革的視野，立足於國內國際市場化，加快建立與國際經濟規則相銜接的市場經濟體制;聚集改革的力量，不僅依靠國內“內生”的改革力量，而且要學會利用外部力量;強化改革的秩序;逐步提升為規範化和法制化管理。
總之，以深度市場化、國際化和法制化作為改革的戰略取向，中國經濟體制才能更加完善、更具有生命力，才有可能成為當代世界最具競爭力的體制之一。 思考之三：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應當採取什麼樣的協調推進方略?
前20年的改革，我們在“單項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雖然20世紀80年代以後也強調協調配套，但只是在經濟領域進行，配套協調的程度也比較低。隨着改革的深化，未來改革的系統性明顯加強。需要三個層面協調推進：
第一層，以搭建社會保障制度為“平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自身的協調配套。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自身的內容來説，主要涉及五個方面，即所有制和企業制度改革、市場體系建設、分配製度改革、政府管理體制改革以及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等。
第二層，推進經濟、科技、教育等體制協調、配套。除做好企業、市場、分配、宏觀管理體制等方面的改革配套外，還要看到先進生產力要求科技進步和勞動者素質的提高，並要求可持續發展。 與政治體制改革
第三層，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協調共進。這不僅是對經濟體制的挑戰，而且也給政府管理體制及整個政治體制改革提出新課題。與其被動的“變動”，不如主動“出牌”，始終掌握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導權，把這場變革掌控在“三個代表”的思想框架內。
同時，還要看到，無論國際還是國內都存在複雜多變的因素。為此，必須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之間的關係，強化國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能力，改革的力度要同社會穩定程度相適應。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唯一正確的選擇。幾十年的發展中，它逐步走向完善，所取得的那些舉世矚目的成就也向中外印證了它的正確性和前瞻性，然而，改革並非完美無瑕，問題更不容忽視，只有敢於正視矛盾，並以一種積極的姿態去解決這些問題，市場經濟體制才能充分發揮它的優越性，社會主義才能走的更遠、更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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