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的檔案事業是在艱苦卓絕的革命戰爭年代起步的。在殘酷的戰爭環境裏，有的部隊甚至沒有留下檔案。為了保存檔案文件，不少革命先烈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新中國成立後，我軍檔案事業才有了長足進展。但由於歷史原因，直到80年代初，我軍還沒有自己的檔案館，沒有建立起完整的檔案資源體系，不少歷史檔案還成捆成堆地碼放在洞庫，連基本的整理和分類工作都沒有進行。
劉義權從事檔案工作的30多年，正是我軍檔案資源體系建立和形成的重要時期。
30多年來，劉義權收集的各類檔案，時間上涵蓋了我軍建設與發展的各個歷史時期，內容上涉及到黨領導武裝鬥爭和軍隊建設的方方面面，其史料價值和文物價值之高難以估量。在軍隊檔案系統中，大家公認劉義權做檔案收集工作時間最長、收集整理的檔案最多、做出的貢獻最大。
一位同事感慨：“在民間收藏熱情高漲的盛世，老劉徵集的珍貴歷史文獻，每張舊紙片都是紅色收藏的經典，要論收藏價值，他完全可以成為億萬富翁。可老劉兩手空空，他所想的只是為了竭盡全力豐富軍隊檔案資源！”
徵集工作是我黨我軍檔案資源建設的基礎性工作。由於戰爭原因，我軍歷史上許多重要階段和重要方面的歷史檔案還存在空白，急需進行搶救性、保護性徵集。劉義權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裏，跑了25個省市自治區、300多個縣市，對散落在各類機關單位、檔案館、紀念館、博物館以及民間的軍隊歷史檔案進行了重點徵集，取得了大量珍貴史料。
一年，劉義權得知浙江、福建等地市縣黨史辦有200餘件珍貴的紅十三軍檔案資料，非常興奮。紅十三軍是1930年5月在浙南建立和開展對敵鬥爭的具有傳奇色彩的一支紅軍部隊，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鬥爭兩年多失敗。這支紅軍部隊的相關檔案資料當時在解放軍檔案館還是空白。
劉義權馬上向館領導彙報，急匆匆買了一張硬座票就擠上了趕往該地的列車。到達目的地後，他反覆與當地文史部門交涉，在南方雨季裏等了7天，最終在地方有關部門支持下，完成了徵集任務。這批珍貴檔案，不僅對系統研究紅軍歷史有重要價值，而且在以後舉辦的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週年檔案史料展覽上，成為一個奪目的亮點，引起廣泛關注，反響十分熱烈。
我軍高級將領檔案是軍隊檔案資源重要組成部分，劉義權在徵集中想方設法挖線索、找檔案、爭資源，對形成完整的高級將領檔案做出了重要貢獻。
90年代初，劉義權瞭解到聶榮臻元帥原工作人員處存有2800多張照片和檔案資料，多次誠懇與工作人員溝通協調，達成了進館保管的共識。後來，某紀念館想搶先收集這批寶貴檔案，劉義權趕到現場和對方交涉，反覆強調聶帥是我們軍隊的高級將領，按照檔案歸屬有關規定，檔案應由解放軍檔案館來保管，我們可為紀念館提供一套複製件，保證了檔案順利進館，為建立聶榮臻元帥人物全宗檔案奠定了重要基礎。
1991年7月，劉義權聽説粟裕同志祕書處存有重要檔案資料，就登門拜訪，向他介紹解放軍檔案館的保管條件，誠懇地説：“放心交給我們吧，今後要用檔案，隨用隨調。”祕書被劉義權的執著精神深深打動，把粟裕大將2100多份文件資料、錄音磁帶和珍貴照片交給解放軍檔案館，使得粟裕大將個人全宗成為館藏最為完整的高級將領個人檔案之一。
當國家重點圖書《紅軍將帥手跡選》編輯人員調閲、甄別、篩選粟裕大將檔案資料時，看到如此珍稀完整的檔案卷宗，深為解放軍檔案館的豐富收藏所折服。《紅軍將帥手跡選》最後收錄有紅軍經歷的78位將帥珍貴手跡380餘幅，選用解放軍檔案館館藏檔案200餘件，其中有50餘件是劉義權直接徵集進館的。
劉義權對革命先烈無限敬仰，在工作中特別注重收集、保護各地革命烈士的檔案資料，以此作為緬懷先烈、激勵後人的重要方式。現在，解放軍檔案館保管的大量革命烈士檔案，許多是經劉義權之手收集的，這些檔案查證了數萬名革命烈士和失蹤人員的下落，並在有關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高山鋪戰役是1947年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的一次著名戰役，取得了重要戰果，戰鬥中我軍也犧牲了數百人。1989年，有關地方政府籌建該戰役烈士陵園，急需革命烈士的檔案資料，派專人到解放軍檔案館求助。劉義權從當年在安徽、河南等地徵集的檔案中找出20多份重要資料，包括高山鋪戰鬥詳報、烈士名冊等。這些檔案詳細記載了烈士的姓名、年齡、籍貫、職務，以及犧牲的時間和地點，在烈士陵園陳列布展、樹立烈士墓碑等方面，都成了基本依據。
1996年，為紀念竹園鋪戰鬥勝利50週年，四川某地政府準備修建戰鬥勝利紀念碑、紀念館，劉義權和同事們從四川等地徵集40多件檔案，發揮了重要作用。紀念碑建成後，時任軍委副主席的劉華清同志親筆題寫了“成都戰役28師竹園鋪戰鬥勝利紀念碑”碑名。
研究我軍發展壯大的革命歷史不僅需要我軍豐富的檔案史料，還需要從其他方面進行比較研究。因此，劉義權對有關國共合作、國民黨起義將領等相關檔案也很重視。
1999年，劉義權經多方查證得知四川某單位存有國民黨起義將領的重要檔案，這部分檔案在解放軍檔案館館藏中存量較少。為將這些珍貴檔案徵集進館，填補空白，劉義權絞盡腦汁想辦法，找到曾任總政羣工部部長的鄧先羣同志，懇請幫助。鄧先羣同志看他對工作這樣執著熱心，隨即寫了一封信。劉義權帶着信馬上到四川省找該單位領導，商談徵集事宜。
1990年8月，劉義權經多方調查瞭解，得知陝西秦嶺山區藏有抗戰時期國共合作方面的珍貴檔案。當時，他患嚴重的胃病和十二指腸潰瘍病發作，到醫院檢查沒等檢查結果出來就出發了。當地交通不便，不通汽車，劉義權和同事冒雨徒步走了10多公里，趟過齊腰深的嘉陵江支流，才到達徵集地。經過反覆做工作，對方答應移交800多件原件，同時提供3000多件複印件。由於複印設備落後，原定計劃一個月的工作量，幹了兩個多月，最終滿載而歸。
熟悉劉義權的同事都説：“老劉見到革命歷史檔案就像見到稀世珍寶，恨不得全部劃拉到檔案館來，那種工作勁頭讓人不能不敬佩、不感動！”
劉義權在工作實踐中深深感受到，做好檔案收集工作，必須從制度上探索加強我軍檔案資源體系建設的有效辦法。針對軍隊檔案系統移交、接收檔案過程中存在隨意性大，缺乏統一技術標準和行業規範的問題，劉義權刻苦鑽研檔案理論和法規制度，廣泛聽取各方意見，結合自己的實踐經驗，主筆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接收文書檔案細則》，內容涵蓋檔案接收工作各個方面，共有15個方面的標準和7個附件、13個附表，於1994年以總參辦公廳名義下發。這是我軍系統規範軍隊文書檔案移交、接收工作的法規性文件之一，對檔案工作的規範化制度化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
劉義權和同事們歷經千辛萬苦徵集的黨和軍隊的歷史檔案，成為黨和軍隊的寶貴戰略資源。劉義權對自己親手徵集的檔案如數家珍，使它們在黨和軍隊建設中發揮了資政育人的重要作用。
XX年，上級決定在新落成的解放軍檔案館舉辦反映黨的三代領導集體軍事實踐活動歷史檔案珍品陳列展。劉義權擔任檔案珍品的遴選工作。他憑着對館藏檔案的熟悉，在展覽總體構思、內容分佈、檔案遴選、版面設計等方面提出了重要意見。這個展覽共展出1600多件重要文獻和百餘件實物檔案，其中，劉義權親手收集的佔三分之一以上。目前已接待軍委、總部首長和部隊300多位將軍以及省部級領導幹部，2萬多名部隊官兵和地方人員，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XX年7月，軍委領導訪美，贈予美方兩份二戰美軍飛行員科爾被中國軍民救助的檔案資料，以及美國飛行員迪恩下落的有關檔案的仿真複製件。此事在美國國內引起積極反響，展示了我軍人道主義關懷的真誠態度，中美軍事檔案合作由此揭開序幕。這幾份檔案，都是劉義權和同事們在1986年徵集到的有關東江縱隊檔案中發現的。
劉義權把自己的貢獻全部融入革命歷史檔案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中。他親手收集和參與收集的大批珍貴檔案，在黨和軍隊的重要決策、重要活動、重要工作中起到了借鑑、參考和史料支撐的重要作用。據不完全統計，為編纂黨和軍隊領導人軍事文選，為總部有關部門研究論證軍事鬥爭準備、重大演習、體制編制調整改革，為論證三峽水利樞紐工程防護，為80年代後三次大閲兵的籌劃準備，為研究黨史軍史戰史、編寫軍事戰略想定庫教材等，提供檔案材料近萬份。XX年7月，解放軍檔案館、上海市檔案局聯合主辦的《光榮歷史的見證——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80週年檔案實物展》在上海外灘當年外國租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舊址附近開展，展出了700多份珍貴歷史檔案，參觀人數達56000人次。上海市及華東地區反響強烈，不少遠在江浙的羣眾也聞訊趕來，原定三個月的展期一再延期。這些檔案珍品大部分是劉義權經手或參與收集的，但他從沒有就此談過任何個人成績和貢獻。